那难以安身的爱啊
我们老板是个工作狂金牛,上楼梯是小跑,一边口授文案一边打太极。金牛男商人我见过太多,他们的聪明多半落在具体事务上,要么就是感官,吃喝玩乐一般都很热衷。老板与我道不同,这点无须多说,但他的有些行事理念亦为我认可,比如,“任何事情,都是在琐碎的细节中积累出来的”。他指的当然是商务,不过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同理,比如读书,你可能读完一本二十万字的书,很艰辛,很细碎,很费时,很耗神,里面的实用信息却不超过五百个字,但这个小枢纽可以帮你扭转方向性的错误。
之前读过《罗丹的情人》,一直对卡米尔 ·克洛黛尔的际遇坎坷心怀唏嘘,但是这次读她的书信选,才慢慢把注意力重心转移到一些外围的、非情感因素的东西上。其实对她的心智干扰最大的,不全是罗丹空泛的甜美许诺,更是一个时代对女人从事雕塑业的限制和苛求。这本书信集里的灰暗气息,有点像塔可夫斯基和里芬斯塔尔回忆录,就是一个不能与世妥协,不够甜熟圆融的艺术家,生存的艰辛,以及一根纤细的神经在重负之下,日益崩溃。塔可夫斯基的回忆录里,也是一张又一张焦头烂耳的账单。
罗丹的信也有几封:“从今天,1886年10月12日,我只有卡米尔 ·克洛黛尔这一个学生,我将竭力保护她,永不再收别的学生,以免被干扰,像她这样的天才是罕见的,从现在起,我们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她就是我的妻子。 ”“我注定要认识你,我那黯淡的存在才能在喜悦的火中燃烧,因为你,我的生命得到神性的那部分。 ”那年卡米尔只有二十二岁,法国最杰出的雕塑家臣服在她脚下,自称她最坚贞的崇拜者、守护天使,在罗丹的斡旋下,国家美术馆开始向她订购作品,如锦前程就在目下。
之后的通信开始由爱恋的火花,变成激战的硝烟,卡米尔搬离罗丹的手臂半径,自行创作,并婉拒他上门,因为所有人都说这个女人不过是凭着美貌和肉体,剽窃了大师的笔墨。在那个对女人非常苛刻的时代,要么附丽于大师,做个甜美的小玩意,廉价的缪斯,要么就与之分庭抗礼,卡米尔很不识趣地选择了后者。1898年二人决裂,国家美术馆的订购迟迟不能兑现,卡米尔甚至没有一件出门穿的布裙,这之后的所有信件,不论发向亲人、朋友还是画廊老板,主题几乎只有两个字,就是“借钱”,甜媚的,恼羞成怒的,乞怜的。这些齿啮性的小烦恼,一点点锈蚀了健康的神经,她开始多疑,患得患失,最后恶化成被迫害妄想症。
信件草草翻过,倒是认真地看了书里附的插图和照片, 1889年的青铜像,罗丹塑的《永恒的情人》,那个高高在上、被膜拜和呵宠的女神,光润如洗的脸庞,明净如月光。到了1913年,她从窗洞里被强行拖出,穿上束缚衣,押往精神病院,这一关就是三十年,她被永远地剥夺了创作的权利,直到死。“整个冬天我都没有暖和过,连骨头都冻僵了,我患了严重的伤风,我有个女朋友,被发现冻死在她的床上,这太可怕了,而这样的天气在这里还有七个月,我想回家。 ”有一张卡米尔在精神病院的照片,一个失神的老妪,支离破碎的脸,这样一个硬骨峥嵘的女斗士,在被关押了三十年后,也只能像条狗一样的乞怜,“求求你们,让我回去吧,做女仆,清洁女工,怎么都行。给我一间堆煤的小屋子就行了”。
她丰盛的爱都盛放在那些雕塑里,她的屋子里,都是因为痛苦而扭曲的雕像,难怪罗丹看了以后惊呼:我的雕塑在赞颂生命,而你的却是在歌颂痛苦。罗丹对她的爱里,很大成分是相惜吧,她在精神上完全可以与他抗衡、互动、互解。罗丹临终前,来到卡米尔的青铜像前,一遍遍地抚摸着,哭了。不仅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且是个杰出的同行,她震撼了他。从这点来说,她未必没有成功之处。
最打动我的信,却是她在精神病院写给弟弟的那些,在霉湿低矮的破屋里,她用指甲刻下了弟弟每一任外交官职的地点和起止日期。母亲把她扭送到精神病院,妹妹窃取她的财产,情人背弃她,美术馆拒绝她,铸工勒索她,收税官欺凌她,精神病院的病人们,彻底的狂叫和吃语,他们让她害怕极了。只有弟弟,始终不渝地爱着她,就是这爱也无法与卡米尔的爱抗衡——参加卡米尔最后一次展览时,弟弟不愿与姐姐见面而偷偷离去,他觉得这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癫狂姐姐,实在让人丢脸,她的关爱太过激烈而让人不适。和罗丹一样,他无法回应那澎湃而盛大的爱。
卡米尔生于1864年12月8日,射手二,火象,那个叛教的光头歌手SineadO"Connor,也是这天生日。她们都是一些具有毁灭气质的、沉溺于单向行为的女人,想想看,一支箭一旦射出,怎么会有回路呢。
三个姓波伏娃的女人
《波伏娃姐妹》,蒙泰依的书。买她是因为我的女二号情结。我一直对名女人……身边的那个女人比较感兴趣。然而,在书里其实有三个女人:波伏娃姐妹,还加上她们的娘。
波伏娃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彼时的风尚,就是有身份的太太,绝对不能有赖以糊口的一技之长。她其实是个力比多比较过剩的女人,又没有正当出口发泄,再赶上中年危机,老公外遇,所以,只能把所有的怨愤都倾泻给孩子——过度的管束欲。关于这个女人,她的一个亲戚是这样描述她的,“她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一开始我们很开心,她很活跃又风趣……慢慢她开始管这管那,她走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大女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西蒙 ·波伏娃同学。自小性格独立彪悍。父母对她说话,都是协商的语气,“亲爱的,不要碰那个东西好么? ”“这个女儿,你没办法按一般的方式对待她。 ”妈妈说。但小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她性子温软得多,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父母对她,都是命令句式。她的外号叫“玩具娃娃”。
玩具娃娃喜欢依赖别人。她的第一个乔木,是姐姐。姐姐手把手教她识字,带她上学。姐姐是妈妈身边那个小妈妈,她全身心地想依附在姐姐身上。可是姐姐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子,是一个叫扎扎的女孩——西蒙 ·波伏娃自小就有双性恋倾向。妹妹从此被撇单了,一种被遗弃的羞愤。
“你不爱我了?”
“我当然爱你。”
“你不会抛弃我?”
“不会的。”
姐姐熄灯睡了,妹妹哭了一整夜。
成长的歧路,到底从何时开始的呢?我想在这本书里找到那个微妙的路标。未果。姐姐继续求学,成绩优异,被巴黎高师录取的时候,她是第二名。第一名,是萨特。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她在智力上俯首于他的人。她不屈不饶地在儿时的奋斗目标上前行。“按照自己本来面目生活。 ”与萨特结成自由情侣。用她的一生,实践了“自由女性”这个词的涵盖。不婚,拒绝中产婚姻中的伪善和滑稽戏。不育,组织支持堕胎的签名。反战,结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妹妹为姐姐担心得发抖。他们被政府列为公敌。随时会被暗杀……说实话,我觉得她真是多虑。看萨特和波伏娃同学参政,简直是恶搞。门窗大开的聚会,话音四处飘散。成员名单都弄丢在大街上。
妹妹成了姐姐嗤之以鼻的小资产阶级主妇。嫁人,画画,做政府官员,一度还穿了军装。因为她要追随自己的丈夫,后者是文化参赞。“体系的奴仆,小主妇,没有才华,永远不会成功的画家。 ”姐姐在给情人的越洋情书里,都不忘记讥讽妹妹中规中矩的打扮和举止。可能是愤懑吧,自己的妹妹,背叛了早年的誓约。他们曾经一起盟誓,绝对不苟且于虚伪的制度。法国知识分子一向鄙夷公务员。杜拉斯骂得更难听。
本书最动人的一段,是妈妈临终前。这一家,三个姓波伏娃的女人的和解。
屈指算了一下,老太太去世,是1963年的冬天。我是上半年看的《越洋情书》,现在依稀有记忆。情书从1947年开始,持续了十七年。也就是说,在1963年的时候,西蒙 ·波伏娃的越洋恋情,已经走到了绝路。那年她五十五岁。身体衰竭,皮肉松弛。阿尔格伦明言相告分手。青春期,男人的温暖怀抱,这一切,一去不复返。而萨特呢,他永远不乏年轻美艳的追求者。西蒙 ·波伏娃的心里,肯定也是滋味复杂吧。与萨特的智力联盟,那种精英联手的快感和自得,一向是她的精神支柱。
为了自由和独立,连正常生活模式都牺牲掉的大女儿,和母亲隔绝疏离了半生的大女儿,以和家庭对立为荣的那匹黑羊,现在也到了生命、爱情的灰颓老境。在会议、政务、写作的余暇。她也开始常常往家赶,照顾母亲,给她洗澡。
“她的裸体让我难堪。 ”姐姐说。昏暗的光线里,她给母亲擦身。她缱绻过的男人、女人,都不少。可是母亲的身体,因为癌症的折磨,已经变形的肉体,让她羞耻。“我来。 ”妹妹常年画人体素描,对各类肉体都习以为常。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心里,对亲情的隔阂感,不像姐姐那么坚固。
母亲痛得辗转难安。医生不给她用吗啡,医生眨眨眼睛,说“呵呵,用吗啡和堕胎,有良知的医生绝对不会去做”。姐姐看着母亲的痛状,感到内疚,整整十四年,她都在为堕胎合法而奋斗,医生的话无疑是敌意的。不给母亲用吗啡,当然是教徒医生对一个叛道女人的报复。
姐姐抱着母亲枯槁的身体。她惊讶于自己忽然涌起的温情。一条隐于地下的河流,重新春来涨绿波了。
母亲弥留,姐姐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她一生强悍,这样的人,不肯正视死亡的终结。很多年后,她也试图闯入萨特的病房。她总是不相信,或者说,不接受她爱的人会离她而去。
母亲死之前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正是这个母亲,三十多年前,克扣姐妹俩的生活费,为了阻止她们求学。倔强的姐姐,有半年的时间,都没钱吃中饭。一直到她自己挣到工资,经济独立。
最后是看似软弱的妹妹,合上母亲的眼睛,收拾后事。
她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缅怀。妹妹回到了冰冷的画室,在低温下作画,姐姐是整夜翻着家庭影集,不成眠。她甚至在母亲的葬礼上,流了泪。对父亲,她没有。对扎扎,也没有。她写了一本书,写人的老年状况,写医疗单位的冷血,写母亲的故事。那本书叫《平静的死亡》,这本书里,她称波伏娃老太太为“妈妈”。之前的《人的血》、《女宾》里,老太太的身份是“我的母亲”,客气、矜持、微讽,冷硬的距离感。书的题词,则是“献给我的妹妹”。她终于承认,“在母亲的肉里,有我的童年,她去了,带走了我的一部分”。这正是她用一生去抵制的——家庭和血缘,及他们对自由意志的牵绊。
真是值得咀嚼。就像萨特对西蒙 ·波伏娃的最高评价:“她就好比我的伴侣。”伴侣,哈哈,这不正是您二位终身反抗的婚姻框架中的术语么?
不完全是爱谁多少的问题。我在想,这其中更隐秘的力量,是衰老。托尔斯泰临终前的悔罪、萨特弥留时想重返教廷,包括很多人,受到伤害之后,变得温情与柔软。还有,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是——当一个人衰弱的时候,斗志软化。如果母亲早死二十年,西蒙还在悖逆狂飙期的时候,这个和解也不会达成。
书的序言里,为西蒙的辩解,很善意然而多余。“自纪德时代以来,对亲人的不近人情,已经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潮。 ”简直是越描越黑。启人疑窦。
她说百合是一种太苍白的花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弗吉尼亚 ·伍尔芙的存在,就像我知道伊甸园神话存在一样。——她是一个在不同语境中被反复引述和重复的名字,她带着她明净的额头,尖刀背似的大鼻子,常常出没在唯美派画册里的那种知性的鹅蛋脸,穿行于一系列大不列颠知识分子军团的书简和信笺里。那是一群在20世纪前30年度过了他们成熟期的人,也是埋葬了维多利亚社会又试图让它纤细僵化的道德活跃的一代人。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他们失去了相信上帝七天造人的可能性,残忍的爱因斯坦,更在1905年抛出相对论,这下连时间和空间都无法信任了,他们只好转向去精研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用尽心思,他们每天要写大量的日记,余时就给另外一些人写无数的信笺。所以这个叫做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的成员,个个都是书信体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伍尔芙被喻作英格兰百合,这个意象很契合她,最美的百合都开在唯美派画册里,圣母的手边、圣婴的笑颜附近,百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意味大于肉身美的花,相对于桃花的艳情、牡丹的肉感、玫瑰的甜俗,它简直是禁欲味道的,伍尔芙本人正是如此的精神化:她醉心于朝拜艺术圣地,收集艺术品,但在生活里,她一辈子都穿着粗布工作服,在冬季没有取暖设备的“冰窖”里工作;她视肉欲为肮脏的动物性,却苦心收集别人对她美貌的口头称赞;她择偶时从不关心对方是否有肉体美,或物质背景,甚至性向,却一定要足以与她的智性匹配;像西蒙 ·波伏娃一样,她背离并且鄙夷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却从来没有淡化过骨子里、从属于这个圈子的精英意识;五岁的时候她给姐姐写信,“谢谢你对我仁慈的耐心”,而姐姐的回信是“我多么喜欢你香豌豆色的头发”,后来姐姐成为画家,她却成了作家,审美角度的歧途,其实在早年就足见端倪。
她很像一台配置失衡的电脑,思辨力、逻辑力、想象力,凡是智性系列的操作系统配置都很高,而性欲芯片配置却几乎为零,她并不是敌视性欲,她是压根就不理解这玩意儿,所以她选择的多是同性伴侣,只是因为这样便于操作她无垢的“精神之爱”而已。小时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把她抱在窗台上,扒开她的私处迎光看着,长大了他继续用拥抱、接吻等临界动作猥亵她。这些暧昧的性侵害史,像频频发作的病毒一样,使她本来就已是低配置的性欲芯片几乎瘫痪,直到1941年,她投水自杀,用死亡疗法彻底使自己死机了为止。
从九岁那年,她就开始顽强地自我教育,她的营养源只是爸爸的书房和与哥哥交谈的碎片,还有伦敦图书馆而已,她不眠不休地写作,不舍昼夜地阅读,每写完一部作品,她就要崩溃一次,在崩溃的间歇期她写一些轻量级作品作为松弛动作,余时她写大量的日记用以观察自己的下意识,她此生最大的娱乐是写信,大概有几千封之多,她参加有限的社交活动,也是为了带上捕蝶网为她的小说收集人物和情节标本,她交友恋爱都必须经过文字这个介质,他们必须和她一样是文字的信仰者——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伍尔芙这样,终其一生,从各个方向顽强地与文字发生关系,它们是她的伤口,也是止疼片,是她的宠物,也将她驯养。就像小王子的狐狸一样“你对你的玫瑰所花费的时间,使得这朵玫瑰,对你变得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