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看看表，也快凌晨1点了，常德点击“开始”菜单，关闭系统，对话框弹出，确实要关闭计算机？是。然后就有小孩子的笑声突然响起，很灿烂的笑声，又一下子被收回去，屏幕转黑。
结婚两年多，妻子文去国外念书，也走了两年多。
灵子问他，为什么要结婚，他也回答不上来。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好象没有。只不过那时感情很好，好到一定要用一种形式来表示，就决定用婚姻了。
每天都这样在办公室里呆到很晚，然后熄灯、关门，回家。
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到累得双脚提不动了再扬手叫车。回到家一个热水澡一冲，倒头便睡，连梦都没有一个。
这是好方法，解决寂寞的好方法。
不过只适用于一时。
就好象生病吃药，一开始总是特别管用，药到病除，慢慢有了抗药性，只好再试新的药。
大学毕业后，常德被分配在机关里做，机关里的工作通常不会多，最忙的时候也只忙到下午三点，平常大多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打打电话聊聊工作，这就下班了。
要想在官僚机构里混，首先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如何把手边的工作分配出去。这可难不倒从小学起就担任学习委员的常德。学习委员嘛，要做的就是怎么把手边的一大摞本子发下去，发到只有自己的那一本。
一做也做了好些年，有了官位有了权。星期六星期天的，叫上一大帮子朋友，一起开了车出去玩。
两个人认识，有着不同的版本。他们应该算很普通的那种，朋友的朋友，一起带来玩，就这样认识了，一开始也没什么特别感觉，文那时大学才刚毕业，常德倒是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那个圈子里，也是巧，都是一对一对的，不是男女朋友就是新婚夫妇，就他们两个人，还没什么固定的伴儿。
自然而然走得比较近了。
他比文大整整八岁，他只把她当小妹妹。
后来文打电话给他，说她有个女朋友失恋了，想找个男朋友，最好象他们那些人一样，有体面的工作，良好的收入。
他的部门正好有个刚分配进来不久的年轻小伙子，他和文，理所当然的当了回红娘。
约好了四个人一起吃顿饭的那天，他开车去接他们。
第一个上车的是她的那个女朋友。
“常德你人真不错。你现在有女朋友吗？”他摇摇头。
“没有？那就找一个嘛。文怎么样？平常看你们也挺谈得来的。”
“她啊，太小了。再说，现在大学里出来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有男朋友了。”
“她和她男朋友三个月前刚分手。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她的生日。”
“哎呀，那还要帮她买生日礼物呢。”
他为文选了一个水晶盒。
盒子是一种容器，她会放什么进去呢？
四个人见了面，红娘的任务完成，他和文很识趣地提前离开。
在车上，他把礼物递给她。
“我没想到今年生日还会有人送我礼物。”
她只说了这句话就开始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说你别哭了，以后我都不会让你哭。文把头靠在他肩上，抽抽嗒嗒地说“好”，说“你是一个那么有责任心的男人，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未来完完全全的交给你。”
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在一起了。
2
他买了药酒、西洋参、水果、鲜花，去看望文的父母，希望他们可以允许他和文在一起。
文的家境非常优越。父亲是区里的局长，母亲是大学里的副教授，住在五原路上的花园洋房里。
常德的父母都是教师出身，家里并无太多闲钱，一家三口，挤在老式里弄的石库门房子里。夏天一到，狭小的弄堂里挨挨挤挤地放满了躺椅，家家摇了蒲扇坐在外面纳凉。
他没有把握。
去的前一晚，他整整想了一夜。想一想，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再想一想，自己能否背负这样的责任，走上一辈子？
他不是随随便便谈恋爱的人，恋爱对于他来说，就是为了以后能过渡到婚姻生活中。
婚姻是需要爱情来开始的，但是只有爱，没有承担，能实现一生的承诺吗？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明白这样的道理了。
能让自己喜欢的女人高兴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个温柔的、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最好是日日陪着她。
这样的想法，最早是外婆告诉给他的。
父母都是人民教师，小时侯的他，是在外婆的唠唠叨叨下长大的。
风和日丽的下午，外婆搬把藤条椅坐在弄堂的墙角晒太阳，他就坐在一旁的小凳上管自己玩。有时他坐厌了，一个人张开了双手学飞机，从弄堂这头的老虎灶飞到那一头的公用厕所。
外婆似乎很怕冷，总是袖着手，眯着眼，嘴巴一扁一扁的念念有词，往事在微风中一页页翻过。
3
外婆的母亲，早在2、30年代就从家乡江苏启东来到了上海。上海的钱好赚啊，赚够了就回家造房子、买地、享儿孙的福，别人都这么说。
去的人多了，传回来的都是好消息，就信了。
搭了船到了上海，才发现，这钱，是有的赚，却比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辛苦，更是翻了几番。
外婆的父亲身体并不结实，比不得村里阿牛阿满的蛮壮。
依了同乡的介绍，在码头上背煤背米，几袋一码，路都走不动，更不要说是走过那长长的踏板。
积劳成疾，先是半夜里咳得吐血，慢慢的下不了地，再后来，花光了赚来的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后，扔下外婆母亲和年幼的外婆，先自去了。
女人擦干眼泪，知道还得生活下去，回家也不是个办法，肯定被乡里人瞧不起，又是孤儿寡母的，活该受欺侮，便铁了心思决定在上海挣扎下去。
没念过书，没什么文化，既不擅长女红又不会梳机巧的盘头，还能做什么？
托了人介绍，去人家家里做帮佣。
打扫卫生洗洗衣服，后来索性包下了整条弄堂的马桶。
清晨5点钟就要撑着身子起来，挨家挨户的收，廊檐下的马桶，一个个，一直要忙到天光大亮，才洗刷干净了，斜斜靠在各家墙角，马桶盖子搁在那儿滴水。
一晃十数年。
女儿就大了。
该给说亲了。
一日听得其他女佣议论，也凑过去听，听仔细了，是“开布店的王先生要在上海讨一房”，母亲并不情愿自己清清白白黄花闺女平白了送去做小，要名无名，要份无份的，凭什么？！
可是人家王先生有钱。
王先生也是个苦出身，先在布店、绸缎庄里当伙计，慢慢的熟悉了各种通路，跟东家打了招呼，做了“跑街先生”，做久了，渐渐成了有名的供应商，上海那些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的太太、小姐，身上穿的时新料子，大多是王先生天南海北采购了来。
战争虽然一日比一日局势紧，上海这个孤岛上照样夜夜笙歌。衣服总要穿的，社交名媛们，更是要穿得好。没看斯佳丽去见白瑞德还要扯块窗帘料子做件翠绿新衣么？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先生已经开了2、3家布店。
家里早按着岁数给娶下了正房太太，置在乡下，伺候公婆，照顾2男1女3个孩子。
忙着四处奔波，却也耐不得偶尔的寂寞。再说了，一个男人孤身在外，没个女人拾掇拾掇缝缝补补的，怎么过？
便有了这“娶小”的由头。
外婆是看到过这位王先生的，王先生也住在这弄堂里，见过面，不好也不坏的，没什么印象。
一回家，外婆娘就跟女儿说起了这件事，语气是商量的，商量中又有着试探。
委屈是一回事，不用再倒马桶是另一回事。
都说女儿跟娘亲，因为女儿大了，也就是个女人。女人和女人，是可以有商量的。
外婆人不大，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也想住进体体面面的木楼梯、亮堂屋子里去。
这就同意了。
这就搬进了这条满是石库门房子的里弄，“天福里”。
也没享过什么福，时势就变了。
解放军进城了。
外公仗着自己是苦出身，没跟几个生意上的朋友撤去台湾，坚决留在了大陆。
不久公私合营，外公响应号召，要做光荣的无产阶级，便上交了布店。无产阶级指示他继续为国家做贡献，他担任了合营后的布店的副经理。经理是劳苦大众，并不懂得经营，外公有时就指手画脚的指挥，并不受人欢迎。
转眼就到了50年代中期，“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上级领导找到外公，指示他两条道路：一是全家老小齐齐迁到甘肃省，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开发大西北运动中去。另一条道就是要在上海挨批，把他小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暴露出来。
看多了生生死死，外公觉得，赖在上海还不如远走他乡，就此选择了走。
外婆也想随了去，外公常年在外奔波，她和他本来就聚少离多的，去哪儿她倒不在乎，反正还年轻，身子骨也硬朗。
领导们便出来干涉，说你是遭受迫害的，怎么还不和他划清界限？
勒令外公和他乡下的结发妻子带了两儿一女迁去甘肃。
结发的老妻后来葬在了那片“鸟不拉屎”的黄土地上，到死也没能还乡。
“嫁给他等于是守活寡！”每次外婆都会以这句话结束她的回忆，两粒白玉耳环象煞两滴清泪，从她踏进王家门开始就一直滴滴答答着，淌了多少年也没个完。
4
喜剧总在一个好结局后画上了句号，一切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而悲剧，有着绵延的回声，断断续续拖拖拉拉，不知何处是归程。
常德的母亲因为出身不好的缘故，自小受够了排挤，对外公不尴不尬、不清不白的身份好几次都恨得咬牙切齿。她向往党，向往着崇高的革命事业，无产阶级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是强大的，这样的观念在她心里扎下了根，一扎就是几十年。
可是天不遂人愿，她强烈要求进步的心、想向党靠拢的愿望，一次一次被无情打灭。每一次，都是从幸福的顶峰跌进失望的深渊，渐渐地，她的话少了，她不会笑了，她从少女时代起就开始沉默寡言，内向，自己的心事，只有自己知道。
后来师范毕业了，她被分配到地区小学做老师。她依旧不声不响、沉默寡言、默默的埋头苦干。到了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也是由组织上出面为她牵线，学校里比她年纪大的、又是单身的年轻男老师本来就不多。问她有什么要求没？常德母亲一字一字掷地有声，“想要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同志做自己终身的革命伴侣。”
就只剩下了常老师。
组织上说得清楚，三代贫农的后代，根正苗红的好青年，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母亲很满意。
外婆却直皱眉头嘟嘟囔囔，“他又没家底，你嫁他岂不是要吃苦，你还嫌吃苦没吃够？”又换一种语重心长口气，“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女人青春一晃就过，你小心以后会后悔。”
母亲置之不理。“你懂什么？就是因为你不求上进，贪慕虚荣，一心想过好日子，所以嫁了个小老板，又是做小，害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你当时怎么不嫁给共产党员？现在要多风光有多风光！
我的事你少管！”说完扬长而去。
常老师是入赘进门的。
外婆打心眼里瞧不起泥腿子出身的农民。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么？自己入王家这些年，眼界倒也开阔不少。看常老师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透着农村土气，真是越看越来气，又同在一个屋檐下，不看都不行。
常老师本来生性善良，烧饭做菜什么的，也在行。只是这日子不安生，他的心也开始躁动起来。随着学校里帮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他骨子里农村孩子的耿脾气全冒了出来。他参加了他妻子的对立帮派。
革命是坚定的，个人有个人的主张。
于是在学校斗，互相忙着贴大字报，下了班继续斗，直斗个昏天黑地，鸡飞狗跳。常德那时已经4、5岁，只看见父母下了班，回到家，拉上窗帘就开始打架。
一个骂，“穷鬼，脱底棺材的儿子。”
另一个毫不示弱，“资产阶级小老婆的女儿！”
揪头发摔胳膊，从后房直打到前房。
常德躲在外婆房里不敢出来。
5
外婆年纪大了，脑子却不糊涂。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这些，肯定不好，只好暂时先躲一躲了。
躲到什么地方呢？
外婆自己是只好回故乡了，可小外孙还有将来要考虑，怎么办？外婆不愿他在农村生活，怕他沾染了那些习气，一辈子都改不过来。
想起了外公的另外三个孩子。
她和正房太太的关系处得不错，她很尊敬正房太太，逢年过节，应有的礼数一样不少。所以四个孩子虽然是同父异母所生，感情倒不生分。
正房太太的三个孩子都是从小去了甘肃的，其中就数大儿子最有出息，中专毕业后正好赶上安徽煤矿招人，就去了矿物局。
几年下来混得很不错，做了一个小科长，后来娶了当地的女子，生了一子一女，日子过得很是安逸。
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淮南市，好歹也是个省城。
她找了弄堂里会舞文弄墨的老先生，写了信寄过去，不久回音就来了。说是尽管过来，不少一双筷子，老太太您尽管放心，万万不会亏待了这孩子。
6
大舅舅说话很算数，不久就搭了火车来接常德。
那一年，常德5岁。
是他童年里最最快乐的日子。
没有人揪着他耳朵大声呵斥、没有拳打脚踢的影子在眼前晃来晃去、每天玩得多晚回家都有香喷喷的热饭菜等着……
常德后来长大了，细细回忆一遍，再回忆一遍，犄角旮旯搜个遍，噫，没有，真的就那两年好时光。
表哥比常德大一岁，两个半大小孩都不会打架，偏偏喜欢凑热闹，整天跟着院子里其他小孩去街上混。有小孩被打倒了，也偷偷攥个小石头躲在人群里，跃跃欲试了半天，石头是扔出去了，却只砸起一溜黄土。
根本不敢往人身上砸。
表姐比常德大三岁，已经念小学了，下课的时候总不忘给两个弟弟包一点瓜子、花生、几块茶干。回到家往桌上一放，两个弟弟就扭扭打打扑上去，抢来的东西才好吃嘛，小姐姐扭头看看，嘴里嚷嚷，“哎呀，别打了，都有的，都有的。”一边上去分开他们。常德最喜欢小姐姐，就乖乖的松了手。表哥一看没人跟他抢了，也觉得没劲。小姐姐一人分一份，自己从来都不要。
等她功课做完了，两个弟弟也吃得差不多了，小姐姐就一手牵了一个出去逛街，彩霞满天，景色很好看。
常德后来跟灵子说起自己的童年，灵子不信。
问他，“你真的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你吃饭从来不用看人脸色？你闯祸了他们不冷冷对你？”
常德肯定，“没有。”
确实没有。
那时小表姐有一辆童车，十分耀目，没事就骑着出去转转。常德看了心里痒痒，趁姐姐去上课了，偷出来骑，一骑骑到街上去，撞到路边堆放的水泥管子，车子前轮当时就扭变了形，常德吓坏了，他倒不是担心舅舅舅妈会骂他打他不给他吃好吃的，他是担心小姐姐生气了，从此不理他。
磨磨蹭蹭挨进家门，姐姐还没回来，舅妈正在厨房里炒菜。转头看见常德蔫蔫的，不声不响哭丧个脸，就问，常德，你怎么啦？
常德支支吾吾，“我把小姐姐的车子弄坏了。”
“好，你惨了，你小姐姐回来肯定哭死。看你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门响，舅妈看看钟，“常德，肯定是小姐姐回来了，你快一边墙角站好，姐姐看到你已经认错了，就不会再生气了。”
果然小姐姐背着书包回来了。
进门先还高高兴兴的，看到常德站在墙角还纳闷，“妈，怎么弟弟站在那里？”
说着，伸手去拉常德，一眼看见弟弟身后那辆变了形的童车，几乎不相信自己，赶忙蹲下身，心爱的车子果然是坏了。
姐姐“哇”一声放声大哭。
一哭哭了一个多小时。
舅妈出来打圆场，“你看弟弟多可怜，站到现在了，来，弟弟给姐姐认个错。”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7
“难怪你一直天不怕，地不怕的，你倒没有什么童年阴影！”灵子打趣。
“我大舅舅是个很宽厚的人，我表哥也很老实，他们对我确实很好。我后来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又去住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