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饥民遍地，抛尸荒郊的惨相，韩愈“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表现了他对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贫苦百姓的真切同情和怜悯之心。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已任，在政治上，他曾置个人的安危生死于不顾，从征淮西，抚定镇州，在平叛斗争中建立了功业。因此，揭露藩镇罪恶，讴歌平叛战争，就成为韩愈诗歌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如《汴州乱二首》就痛斥了叛军“连屋累栋烧成灰”的暴行，批评了“庙堂不肯用干戈”的姑息养奸态度。在平定淮西以后，官军凯旋进入潼关，韩愈随裴度见到在此迎候的华州刺史。
韩愈揭露豪绅权贵和贪官污吏。《杂诗四首》把那伙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比之为苍蝇和蚊子，认为它们只能猖撅于一时，一旦“凉风九月到”，就会被萧瑟的秋风“扫不见踪迹”。《李花二首》之一、《猛虎行》、《南山有高树行》等篇，都程度不同的将矛头指向权臣邪佞。
《丰陵行》，写的是当朝皇帝宪宗为其父顺宗大办丧事。
头一句写道：“羽卫煌煌一百里，晓出都门葬天子。”光是送灵的仪仗就长达百里，统治者的虚张奢靡可见一斑。
韩愈驳斥批判佛道二教。韩愈终生都坚持反对佛教、道教的斗争。除散文外，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诗歌，作为批判佛道的武器。据说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果州南充县的14岁小女孩谢自然，在金泉山修道，突然间，祥云绕山，异香散漫，谢自然竟自日成仙升天。这本来是一件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刺史李坚竟上表奏闻，朝廷也下诏褒美。为此，韩愈门写一首五言古诗《谢自然诗》，揭露得道成仙的虚谬，向世人发出“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来者犹可戒，余言岂空文”的劝诫。表现了韩愈反佛道、唱反调的无畏精神。
韩愈讴歌祖国的壮丽河山和自然风光。在韩愈的诗歌中，这类作品颇多，《南山诗》“南山”即长安南面的终南山，它雄伟壮丽，常令诗人墨客倾倒。有不少诗人以南山为题赋诗为文。韩愈也有意为之高歌一曲，他曾两度翻越终南山，对气象万千雄伟壮观的终南山产生了新的观感，于是就写出这102韵，204句，1020字的五言古诗。韩愈兼采辞赋和散文章法人诗，围绕终南山这个中心，采用正写、侧写、虚写、实写、详写、略写等多种艺术手法，描写了终南山的巍峨气象。其中最为突出最受推崇的是铺叙绝顶所见的一大段，作者在70余句，连用50多个“或”字比喻句，写出了终南山的千姿百态，如同一幅灵异缥缈的画卷。该诗充分显示了韩愈的学力和才华，是一篇不朽的杰作。韩愈的记游写景诗歌，许多股炙人口的名篇。长庆三年（823年）早春，写了《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天街小雨润如酥库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早春二月的濛濛细雨，使长安街头像油酥般地滋润蓬松，远看已呈现出朦胧春色，近前却似乎觉察不到嫩绿。韩愈告诉人们，这是长安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胜过柳絮满天的暮春入夏时刻。小诗清新自然，沁人肺腑。
韩愈写人记事，托物寄怀。在韩愈的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难带箭》：“原头火烧静兀兀，野矢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寥寥数笔就把围猎的气氛，猎物的惊恐，张建封的大将风度，集中、生动、形象地突出出来，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
韩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富于创新精神，无论是写诗还是为文，都不受陈规的束缚。为使诗歌更能适应表达的需要，他在诗歌的创作中进行了耳目一新的探索与革新。
他将古文的章法、句法，甚至虚词用于诗歌写作，使诗歌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他将辞赋铺张雕描等艺术手段引入诗歌创作，使诗歌更加雄奇恣肆，光怪陆离；他还把大量的议论用于诗歌之中，大大地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性。韩愈这种把散文和议论引入诗歌的革新尝试，被称之为“以文人诗”。韩愈以文为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敢于打破常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增加了新的艺术手段，扩大了作品的表现领域。
韩愈在诗歌创作中，走着与他人不尽相同的道路，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由于韩愈才气横溢，富于想像，《山石》、《南山诗》等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
最能反映韩愈诗歌创作特色的，又最引人注目的，风吹草动是韩愈“横空盘硬语”、“险语破鬼胆”的奇肆险怪诗。在现存的属于这一类作品给100首韩愈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韩愈在《县斋有怀》：“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使他自幼“尚奇伟”的个性，沿着“尚险”、“尚怪”的方向发展下去，终于形成他独有的诗歌风格。
综观韩愈的“险怪诗”，韩愈以此种表现形式来揭露污浊的社会现实，宣泄自己的坎坷命运和悲苦心境。他在《陆浑山火和皇甫是用其韵》以夸张渲染的笔法，全凭虚构和想像，写出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大火。他着力描写天崩地陷、日月天光的可怖背景，再造一个神焦鬼烂、鸟兽焚尽的悲惨场面。将一场山火写得摄人魂魄，充分表现了韩愈语诞的景奇。怪险雄放的艺术特色。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在中唐后期活跃的诗坛上，得以自成一派。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人心思治，客观上要有一个强有力和有权威的中央政权，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社会的安定。这是一种必然的进步的历史趋向。韩愈在政治思想上排佛崇儒主张，在军事上的从征抚叛斗争，都与唐朝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符合。韩愈一生为之奋斗表现出的坚定信念，远大抱负，以及爱国与献身精神，却给以后历代仁人志士以鼓舞和启迪。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正是对韩愈领导古文运动的充分肯定。在文学方面，《旧唐书·韩愈传》说：“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反“近体”，成“新语”就是指韩愈反骈体、倡散体的古文运动。韩愈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扭转了骈体文独霸文坛的局面，继承并发展了先秦两汉以来散体文的优秀传统，开拓了散文发展的崭新阶段。他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古文理论，创作出大量高水平的散文。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坛，也给了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学革新运动以直接的启示。因此，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之后的最杰出的散文家，被当然地列为“唐宋八大家”
之首，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位语言大师之一。中国古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主体形象。
在政治、思想、哲学、甚至人格方面，在文学方面“挽狂澜于既倒”的不朽功业，是众口一词，推崇备至，赞赏有加。唐人杜牧就将韩文与杜诗相提并论，称“杜诗韩笔”。宋朝的文学巨匠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文道堪为“百世师”、“天下法”。元代的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韩愈传》中，盛赞韩愈“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晚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为“一代文宗”。推韩愈为“文章盟主”。历代文史大家所论夸称韩愈为“文圣”。
（梁中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