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即位之后，杨溥与杨士奇、杨荣共同奏请为其开设经筵讲习，且预选讲官。按照要求讲官必须学识渊博，言行端重，老成练达，杨溥则一向以有雅操、质直廉静出名，很受人敬仰。特别是他教育儿子不慕权贵的事，更为后人称道。当时他的儿子从家乡来京城看望他。他问儿子：“你从家乡到京城，一路上可曾听说哪个令守贤明？”儿子答道：“我经过江陵来到这里，看见江陵的县令范理就很不贤明。”杨溥又问：“江陵的县令怎么不贤明？”儿子气冲冲地说：“我是堂堂宰辅的儿子，可他对我的招待实在太简慢了。”杨溥又问：“怎么个简慢法？”儿子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然后道：“我遇到过好多县令，人家对我都是十分慕雅，可他……”杨溥听后，心想：不少身居要位的人，常常以下级能否对自己殷勤趋奉，决定对他们的亲疏，并凭借这些吹捧来增长自己的威风。他们的子弟，往往借助父兄的势力到处为非作歹、横行霸道，而他们却喜欢听信这些子弟的话，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耳目。这样怎么能治理国家，为百姓做事呢？于是，他对儿子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他说：“江陵县令把宰辅的儿子视为一般百姓的儿子，这正是他的贤明之处，你怎么能责怪他呢？我看，问题还是你的心思不正。往后，消一消官气才是。”由于这种名声，他因此深得太后欢心。一天太后把杨溥等召至便殿，并命英宗帝西向而立，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进入后对他们说：“你们均为三朝老臣，现在嗣君年幼，幸亏你们同心同德，才使社稷得以安定。”又特将杨溥叫到跟前说：“仁宗皇帝多次言及卿忠心任事，屡加赞赏，不想今日方得见面。”杨溥感激而泣，太后也流泪不止，开始仁宗为太子时，因多次受到汉王朱高煦等的谗言，故不得朱棣的喜欢，东宫的官属多被下狱，许多人因故无辜而死，杨溥及黄淮等在狱中被押十年，几次面临被杀，仁宗继位之后，每念及这些忠心的大臣往往涕泪满面，故太后对这些老臣亦早已闻而熟知。太后转头又对明英宗皇帝说：“此三位老臣历仕三朝以上，忠心耿直，皇帝今后事无论巨细均要与三位大臣共议而行。”正统三年（1436）杨溥升为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后杨士奇、杨荣二十余年入阁，与他们并称“三杨”。此时大太监王振，尚未形成势力，皇帝亦在年幼，故朝政在三位大臣的主持之下，天下清平，人民安居乐业，中外臣民无不称颂，并称为三杨德政。正统六年之后，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此时在内阁的马愉、高谷、曹鼐是新进大学士，人微言轻，又加上王振开始结党专权，杨溥年老力衰，势单力孤，无力阻止。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杨溥病卒，加大子大师衔，谥“文定”。仅三年之后由于王振挟持明英宗北征瓦刺，在土木堡被俘。由此天下大乱，世人每思此，皆认为如三杨在，天下决不会如此。
救时宰相于公忠肃——于谦传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子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金事视学很严厉，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企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金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金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倔强严正两袖清风
于谦在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二十三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试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
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
当初，杨士奇、杨荣、杨博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北京保卫战临危受命
如果不是“土木之变”爆发，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明朝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天，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野极力劝谏，不听。邝野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上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成阝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王呈）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成阝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震惊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成阝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
硼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而王振的党羽叫马顺的，便出来斥责言官。于是给事中王囗在明廷上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成阝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成阝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祁钰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工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成阝王为皇帝。成阝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祁钰于是受命。九月，祁钰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囗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皇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皇帝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氵荧等出城谈判。皇帝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囗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工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