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随葬龟甲的现象时有发现。这些龟甲多出于大中型墓葬，小型墓较为少见。这些龟甲，多数有数量不等的穿孔，放于腰侧，可以断定是挂于身上的佩带之物。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中发现了3幅龟甲，其中21号墓出土的一幅，内装许多小石子，背甲上有穿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44号墓中出土两幅龟甲，一幅发现在人骨架的左腹上，内装骨锥6枚，背甲上下各有4个穿孔，分布成方形，腹甲一端被磨去一半，上下部有“X”形绳索痕迹。另一幅发现在人架的右腹上，内装骨针6枚，背甲偏下处有4个穿孔，分布成方形，下端边缘有8个穿孔，列成一排。墓的主人是一个约三十岁左右的男性，身高约185米，骨骼粗壮。随葬品丰富，达53件之多，其中有三足高柄杯、八角星彩陶盆、带柄獐牙勾形器。有专家认为，这位身材高大的人，生前是一位社会地位较高的酋长，同时也是一位大巫师，龟甲内的骨针和骨锥，推测与当时的八卦和医学有关。另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工作者还意外地发现了距今6 000年前的易卦刻文，有专家指出这应是最早发现的重卦。在安徽含山凌家滩还发现了玉龟和夹着的一件玉版八卦图。这个玉版的正面，围绕着中心，刻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圈，在内圆圈内刻八角形图案，与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图案基本一致。内外圈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为八等份。第一等份中各刻有一圭形箭头。玉版的方心八角形象征太阳，八角是太阳辐射的光芒。八角图象与象征太阳的中心图像相配，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所谓八卦，就是《周易》一书中的那些符号。关于八卦的起源，《赐·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庖牺氏也作伏羲氏，也就是太、少氏。有专家指出，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文化可能就是太、少部族的遗存。那么，这些龟甲以及玉版八卦图等自然便是太、少氏集团的杰作了。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八卦的起源，石子是大汶口人占卜的工具，“X”形纹则可能是卦象，当时很可能已发明了筮法。筮法的出现，是人类具有象数意识的标志，说明当时的大汶口人已具备了一定的数学知识。
大汶口文化红陶兽形器精美的艺术品
大汶口文化的原始艺术品，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在我国整个艺术发展史上也占居着重要地位。从色泽艳丽的陶器装饰，到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再到形象自然而逼真的人面雕像，拙朴中透露出真切和神奇，表现了大汶口人的聪明智慧和伟大创造力。
大汶口的彩绘艺术主要表现在彩陶上。它的制法是先在陶坯上画彩，然后入窑烧造，使色彩与胎面上的陶衣融为一体。也有的是在陶器烧成后，再绘上各种彩色图案。彩陶以中期为最盛，主要有植物花纹、演化了的植物花纹、编织纹、太阳纹、八角星纹以及几何形图案等。这些由写实到写意的图案，色彩的应用，线条的搭配，绘画的布局都恰到好处。
大汶口文化的雕塑艺术，如陶塑，从技术上看，人们已经懂得抓住动物特征和注意到动物本身各部位的相互关系。比例结构合理，有时候还进行适当的夸张处理，以塑造出动物各种各样的姿态。如猪形器、狗形器、龟形器等，实用与造型美相结合，既是实用器，又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雕刻器中，主要的有人面雕刻玉饰、象牙雕筒、象牙梳、骨雕筒、玉铲等，是大汶口人用锋利的石器在经过加工的骨料或玉料上精雕细刻而成的，有的还镶嵌有绿松石等，制作十分精致。当时的钻孔技术、磨制技术已相当成熟，如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透雕象牙筒，图案由四个花瓣交错组成，匀称整齐，大小一致。如没有先进的雕刻工具和纯熟的刀法是很难完成的。这标志着当时的雕刻工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龙山文化的发现
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国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至今已有近80年的时间。在这近80年里，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大量遗迹和遗物不断地出土，尤其是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址的重见天日，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史前绚丽画面。以城子崖龙山城、寿光边线王古城、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城址，揭开了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关键阶段。古文献中谈到夏以前有“万国”，正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中国文明产生于中国土壤之中，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自成体系的一种古代文化。
龙山文化的发现与城子崖城址
1928年，对我国考古工作者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这引起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专家们的高度重视。1930年与1931年秋，先后由李济、梁思永先生主持，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很快，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集——《城子崖》便正式出版发行了。193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省安阳市的后冈发掘出了一个上下重叠三层的文化遗址，下面一层是仰韶文化，中间一层与城子崖发掘出来的文化遗址相同，上面一层是商代后期的小屯文化。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于是把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被认为是继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彩陶文化发现之后最有价值的发现。尤其是龙山文化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发现、独立发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大创举，并与殷墟发掘一起，开创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新时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龙山文化的发现，中国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但在历史进程中却又十分关键的时代——龙山时代，从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在世代人的面前。
城子崖的发掘，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西来说”流行一时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的。发掘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东方的齐鲁地区，探寻不同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古文化，以证明中国文化的本土性。而在城子崖果然就找到了与西部地区迥然有别的黑陶文化。确凿的考古资料，使当时关于中国文化来源的争论，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使那些一贯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西方学者失去了支撑。
如果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拉开了龙山文化考古的序幕，那么，1989～1990年间对城子崖遗址的再次发掘，则将龙山文化考古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使人们对这一遗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次发掘中，发掘出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龙山文化城址。其面积之大，在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城址中是首见的，它比边线王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要大3～4倍，比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要大20倍。而且，还同时发现了岳石文化和周代的城址，它们是上下重叠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三面有比较规整的城垣，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北外凸。城内南北最长处530米，东西宽430米。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有的部位在沟壕淤土上夯筑起墙。根据解剖四面城垣的地层资料，城墙是经过多次修筑的，具有长期使用的历史，它经历了龙山时代的全过程。从城内丰富的遗迹、遗物看，当时不仅城址的规模大，而且集中了相当可观的人口。有专家推测，城子崖龙山城的人口当有5 000人以上。这次发掘中，还重新挖出了1931年发掘的4条深沟，证实了当年认为是龙山文化的黑陶期堆积，应是岳石文化的堆积，6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的那个龙山文化城址，实际上应是岳石文化城址。而此次发掘的，才是真正的龙山城址。
在城址内，还发现了水井。文献曾记载“伯益作井”，伯益是尧舜时代的人物，从时间上来讲，城子崖的水井与记载是相符的。水井的发明，被专家们称之为划时代的发明。它是上古时代先民在与自然搏斗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文明起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城址内普遍有水井，同样说明城子崖在当时已是一座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早期城市。
城子崖出土的龙山陶器，不仅精美，而且具有宏大的气势。如鬲、、瓮等器物，制作规整，形态多样，形体较大，是同类器物中的上乘产品，与一般的龙山文化出土的同类器，有明显的高低之别。在城子崖城内，很可能已经拥有一批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艺术素养高的制陶匠人，专门从事陶器的生产。
城子崖龙山城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的空白，而且也为研究我国东部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有专家指出，城子崖龙山城是中国东部某一方国的中心是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一个杰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
1984年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发现的边线王古城坐落在弥河两古道之间的高岗地上。城址为大小两处，小城在大城之内，居大城中部偏东南的位置。两城的结构与构筑方式相似，惟规模不同。城址的平面均为圆角方形。大城每边长约240米，城墙挖有上宽下窄的梯形基槽，槽内夯土坚硬，夯层清楚。四边城墙正中各有一门道，宽10米。小城每边长100米，东墙和北墙各有一门，西墙和南墙遭到破坏。从所出的陶片分析，小城的筑城时间在前，大城修筑时间在后。城墙的筑法采用先挖基槽，逐层填土夯实，而后在上筑墙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城的墙基槽内夯层的不同深度，多处发现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土坑，坑内分别埋有人、猪、狗的骨架。有的多具人骨集中葬在一坑。专家认为，这与远古建筑奠基仪式有关，属于原始宗教活动的一种反映出现在早期城址的墙基槽之内，有重要的意义。
边线王城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史前城址的资料。根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以及城址内出土的陶器的分析，推测小城比大城早百余年的时间，大城是在小城被毁之后建起来的。在这百余年的时间内，在同一地点建起的两座城，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想像的空间。也许，这正反映了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时代背景。这里有可能同样存在一个方国的中心，小城因部族的冲突而毁灭，大城则因部族的联合、方国的存在而兴起。
登封王城岗古城的发现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乡告成村西北约500米的五渡河与颖水交汇处的土岗上，雄踞于中岳嵩山南麓和豫中名川颖水之滨。这里是古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 的地方。1976年至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并兼有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两个东西并列的城址，对研究河南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城垣建筑结构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城址坐落在岗坡之上，面积1万余平方米。东西两城并列，而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所在地势略高于东城。东城因被五渡河西移冲毁，仅残存南城墙西段30米和西城墙南段约65米。它们垂直相交，城角的建筑形制是内角为凹弧形，外角呈凸圆，向外突出2米，似为后世“马面”设施的滥觞。东城的时代，据城墙剖面和基础槽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分析，应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西城的保存情况比东城好，四面的城墙轮廓也比较清楚。城垣的长度为：南墙824米，西墙92米，北墙西段残长9米，东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南墙角和西北城角均为直角。城角建筑形制，均与东城的西南角相同。西城的时代，经过城墙剖面分析，同样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但从西城的东墙是利用了东城的西墙看，东城修筑应略早于西城。两城修筑之所以有早晚，可能是由于东城被五渡河西移冲毁后，才利用东城的西墙作为西城的东墙而修筑起西城。城墙的筑法是先在底部挖一个口宽底窄的斜壁基槽，然后从槽底向上逐层填土夯实。
考古发现，在城址内还残留着与城墙同时期的夯土坑，已发掘出13个，夯土颜色多呈黄灰色，质纯而坚硬，在夯土中夹杂有少量灰黑色砂质与泥质陶片；发现奠基坑十余个，坑内的夯土层之间或夯土层底部下面，多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完整人骨架或被解肢的人头骨、肢骨与盆骨。这些人骨架和人骨被填埋在坚硬的夯土层中，很可能与当时对重要建筑用人作为奠基有关；灰坑发现有100多个，遍布于西城内，有圆形袋状、椭圆形、圆形直壁竖穴状、方形和不规则形五种。其中前三种灰坑的数量比较多，挖筑比较规整，因而这三种坑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用的窖穴或住人的简易房穴。后一种灰坑有可能是取土的废坑；文化层内包含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器容器残片和刻字的黑陶薄胎平底器残片。这对研究我国龙山文化青铜器的发展史和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价值。
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嵩山一带是夏族先公建立夏王朝的活动区域。《竹书纪年》载：“夏后氏，禹居阳城”。《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条巨瓒注引《世本》载：“禹都阳城”。《孟子·万上篇》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祟山。”韦昭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阳城，嵩高所近。”祟山即嵩山，在现今登封县境内。《括土地志》载：“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这些有关古代阳城地望的记载，基本上和现今登封告成镇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吻合。目前大部分学者已把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的开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晚期。王城岗古城址在时代与地域上与夏有这样的吻合之处，确实是耐人寻味的。有专家指出，登封王城岗城址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即夏王朝的初期城垣遗址。这两座高耸的城墙，已经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