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偶尔付给白特勒一点钱，但是两人从来没讲明收多少钱，一切都纯粹是朋友之间的义气，帮朋友而已。
林肯真的应该为这些朋友而感谢上帝，因为如果不是由于白特勒和施毕特的帮助，他在法律方面绝对不会有所成就的。
他和另一位名叫史铎特的律师一起营业。史铎特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政治活动上，而将事务所的例行业务都由林肯处理。其实，也没有多少例行业务要处理，这也算不得什么事务所。办公用品只是“一张又脏又小的床、一张牛皮被、一把椅子、一张长凳以及一个书架放着几本法律书”。
该事务所的记录指出，头6个月该事务所只收到5笔钱；一次是2美元50美分，两次各为5美元，一次是10美元，而有一次竟押下一件外套当做一部分的报酬。
林肯大为失望，有一天他走到伊登的木工店里，表示他有意放弃法律再去当一个木匠。正像几年前，在纽奥良研读法律时，他也曾经打算扔下书本，改行当铁匠。在春田镇的第一个年头，算是林肯很沉寂的一年。他所交往的人，只是夜晚偶尔聚在施毕特商店讨论政治问题作为消遣。礼拜天林肯没有上教堂去，因为他说，在春田镇这样高贵的教堂里，他将不知所措了。
在第一年，仅有一个女人和他讲过话，而他曾写信告诉一个朋友：“如果她能避免，她也绝不会讲话的。”
但1839年有一个女人来到城里，不但和他讲话，而且追求他并决意与他结婚，她的名字便是玛丽·陶德。
有人曾经问过林肯，为何陶德（Todd）这个姓要这样拼写，他幽默地说，上帝（God）只需一个“d”就知足了，但是陶德家却需要两个啊。
陶德家很夸耀他们可以追溯到第六世纪的家谱，玛丽的祖父辈和曾祖父辈都当过将军或州长，并且有一个曾任海军部长。她自己在肯塔基勒星顿一所贵族化的法国学校受过教育，这所学校是两个法国贵族，在大革命期间于巴黎逃亡来此开办的，由梦黛夫人和她的丈夫所主持。因此玛丽能说一口流利巴黎口音的法语，她会跳交际舞及当年那些贵族在凡尔赛宫常跳的“撒克逊圆舞”。
玛丽举止高傲，目中无人，自以为高贵非凡，并坚信她有一天必定要做总统夫人。她不但有此自信，而且公开夸口。在当时这自然很可笑，人家都嘲笑她并且说长道短，可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动摇她的自信，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制止她的自夸。
她自己的姐姐谈到玛丽，说她：“爱好虚荣、浮华、出风头和弄权。”而且是“我所见过最有野心的女人”。
不幸的是，玛丽的脾气常常控制不住。1839年有一天，她和继母争吵，“砰！”的一声，把门一摔便怒气冲冲地离家出走了，她来到春田镇，住在一位已嫁的姐姐家里。
假如她决计要嫁给一位总统，她可真是选对了地方，因为全世界中没有比伊州春田镇更使她的前途有希望。那时，它是个肮脏卑微的边境村庄，靠近没有树林的大草原，没有铺砌的马路，没有街灯，没有人行道，没有排水沟。牛群在街上徘徊，猪群在泥坑里乱窜，到处有粪土堆积，发出臭味。虽然全镇人口只有1500人；然而这里却住了两个青年，注定在1860年成为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为民主党北派的候选人，以及亚伯拉罕·林肯，为共和党候选人。
他们两个都认识玛丽，同时追求她，两人都曾和她亲密过，据她自己说，他们两个都向她求过婚。
据她姐姐说，每逢人家问起打算跟哪一个结婚时，玛丽总是回答：“看谁最有希望做总统，我便嫁给谁。”
这等于在说道格拉斯，因为当时道格拉斯的政治前途，将百倍胜于林肯。虽然道格拉斯只有26岁，就已被人称为“小巨人”。他做国务卿时，林肯只不过是个初开业的律师，住在施毕特家的楼顶，几乎无法支付伙食费。
亚伯拉罕·林肯还未被自己本州以外的人知晓前，道格拉斯已成为美国极有势力的政治人物了。事实上，在林肯当选总统的前两年，一般的美国人对他知道的，只是他曾经与那出众又有势力的史蒂文生·A·道格拉斯争辩过。
玛丽的亲戚们全都以为她喜欢道格拉斯甚于林肯，而她大概也是如此。道格拉斯比较懂得讨好女人，他有吸引人的长处，礼貌较为周全，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更有希望。
此外，他的声音洪亮悦耳，有一头黑色的卷发，他跳起华尔兹舞来极为优雅，而且他对玛丽会说一些可爱的恭维话。
他是她理想中的男人，她对着镜梳妆时，总要独自嗫嚅：“玛丽·陶德·道格拉斯。”这名字听来极美，有时入梦，会梦见她自己在白宫里和他跳着华尔兹舞……
正在道格拉斯追求她的阶段，有一天在春田镇广场，他同一个报馆编辑打起架来——他正是玛丽最亲爱的朋友的丈夫。
她大概训斥了他一顿。
又有一次，他在酒宴上喝醉了，爬上桌子，大跳华尔兹舞，高声喊叫、歌唱，并将酒杯、烤火鸡、威士忌酒瓶和碗盘向地上乱丢。想必玛丽又数落了他一顿。
而且，若是他请另一个女子去跳舞，那么，她就闹出使大家难堪的场面。
终于这追求就不了了之。柏卫基参议员说过：
“虽然以后一般人传说道格拉斯向玛丽求婚而被拒绝，因为他道德不好，那种说法显然是女方的自卫之词而已；因为道格拉斯当时已饱经世故，又精明又机警，根本不曾向玛丽小姐求过婚。”
无限失望后，她就想激起道格拉斯的嫉妒心，于是将她的一番热情转到他政坛上的劲敌亚伯拉罕·林肯身上。但那样并不能挽回道格拉斯，于是她只得打定主意，一心要抓住林肯。
爱德华夫人，即玛丽的姐姐，后来将当时的情形描述如下：
“我屡次走进他们住的房间，玛丽总是滔滔不绝，林肯先生只坐在旁边静听着，他难得说上一句，只是凝望她，似乎被某种高尚而不可见的力量吸引过去一样。他为她的机智所迷，又对她的敏捷惊奇；然而他却无法和玛丽这一类的高贵妇女尽情谈天。”
那年的7月，数个月来已在酝酿中的自由党大会，终于在春田镇召集，各地都派代表来。许多人来自几百里外的地方，挥舞着旗帜并有乐队吹奏着。芝加哥的代表团还将一只小船改装成一只双帆船，从遥远的海边拖了过来。船上奏着音乐，有美女跳舞，且沿途往空中鸣炮。
民主党曾经批评自由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利斯，像一个住在木屋，饮用着烈性苹果酒的老妇女。因此自由党员将一间木屋装上了轮子，用30头牛拖过春田镇的马路，有一棵山胡桃树在屋旁摇摆着，树上有几只树狸嬉戏着，并在门旁摆着一大桶烈性的苹果酒，随时可饮用。
夜晚，在熊熊的火光下，林肯做了一次政治演说。
有一次聚会时，他的党派，即自由党，指责他太贵族化，穿着华贵衣裳，却妄想获取一般平民的选票。林肯答道：
“我初来伊利诺伊州时，仅是一个赤贫、陌生、举目无亲，未受教育的孩子，而后以每月8块钱的工钱在船上工作。我只有一条裤子，是鹿皮做的。当鹿皮潮湿而被阳光晒干时就会缩小；几次缩水后，裤脚便缩得比鞋面高了好几寸。同时我不断地长高了，裤子又短又小，就在我的腿上留下一条蓝印，至今犹在。如果你们认为这是贵族化的衣服，我必须表示服罪。”
群众吹口哨，高声欢呼，表示拥戴。
当林肯和玛丽到达爱德华家里时，玛丽告诉他，她多么以他为荣，他是个伟大的演说家，有一天必将做总统。
他低头看着她，月光下她依偎在他身旁，她的神情代替了言语。于是他弯下身子，双手拥抱着她，轻轻地吻了她……结婚的日期定在1841年1月1日。虽然是仅仅6个月以后的事，但其间却惹起好多风波。
他为何选择逃婚
林肯在哪里呢？他遭到暗算吗？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跑掉了？自杀了？没有人知道。半夜里，人们提着灯笼，四处去找他。
玛丽和林肯订婚后不久，她就想要改变他。她不喜欢他的穿着，常拿他和她的父亲比较。多年来，每天早晨她总是望着父亲罗勃·陶德在勒屋顿街上行走，手执金头手杖，穿着蓝呢上衣，白麻布裤子套在靴里。而林肯呢？他在大热天时从来不穿上衣；更糟的是，有时他连硬领也不戴。平常他仅用背带吊着裤子，纽扣掉了，便削根木钉跟衣服别起来。
如此粗俗的做法使玛丽很生气，她经常地向他唠叨。然而，不幸的，她说话的口气，既不温柔，也不委婉。
虽然从前在梦黛夫人的学校里，她学会了各种舞步舞姿，但对应酬却一无所知。而她一向苛责的态度，迅速地熄灭了男人的爱慕；她使林肯坐立不安，他不得不设法回避她。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一个星期来看她两三次了，有时一连10天也不露面；于是她就写信抱怨，谴责他太冷淡她了。
当时麦蒂达·爱德华来到春田镇。麦蒂达是一位雍容华贵的金发女郎，是玛丽姐夫的堂妹，她也住在爱德华家里。当林肯来看玛丽的时候，麦蒂达总是矫揉造作一番。她不会说流利的法语或跳撒克逊圆舞，但她晓得如何应付男人，因此林肯也很喜欢她。有时当她走进屋里来，林肯注视着她时，便对玛丽的谈话心不在焉，这就使玛丽更加愤怒了。有一次他带玛丽参加舞会；因他不会跳舞，所以就让她和别的男人跳舞，而他却坐在角落里和麦蒂达谈天。玛丽指责他爱上麦蒂达，他也不否认；于是她便大哭起来了，要他——从此不许再看麦蒂达一眼。当初热烈的恋爱，如今居然变为争执和妒忌。
林肯终于明白他和玛丽在各方面都有冲突：不论在教养、背景、脾气、嗜好、或人生观都是如此。他们经常地相互激怒，林肯预感他们的婚约必须解除，因为他们的结合将会凶多吉少。玛丽的姐姐和姐夫也同意这看法。他们劝玛丽放弃和林肯结婚的念头，并再三警告她，他们个性如此不相投，结婚是绝不会幸福的。
然而，玛丽不肯听劝告。
林肯花了好几个星期，想鼓起勇气告诉她这个不幸的事实。有一天晚上，他走到施毕特店里，倚在壁炉边，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叫施毕特看，施毕特回忆此事说：
“那信是写给玛丽的，里面明确地表白了他的心情。告诉她，他很慎重并且心平气和地一再思量这件事，觉得他爱她不够深切，因此不能与她结婚。这封信他要求我送去，我刚推辞，他便说要另外请一个人送去。我提醒他，一旦他把这封信送到陶德小姐手里，她便占了上风。我说，私下的谈话会被遗忘的，不致被人注意，然而一旦写在纸上，就成为实际的证据，别人可凭它来攻击你，于是我把那封不幸的信扔进了火里。”
现在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林肯对她说了什么，但是柏卫基参议员说过：“由他写给欧文小姐的最后一封信，我们便能想象他写给玛丽信中的大致内容。”
关于林肯和欧文小姐之间的事，也要顺便说一说。她是林肯在纽奥良时认识的阿贝尔太太的妹妹。1836年的秋天，阿贝尔夫人回到肯塔基州的娘家，说如果林肯愿意同她妹妹结婚，她就将她妹妹一起带回伊利诺伊州。
林肯早在3年前见过这个欧文小姐，他便答应了，于是欧文小姐真的来了。她有一张美丽的面孔，文雅，受过教育，也很有钱，但是林肯无意与她结婚。他认为：“她过分迁就了。”而且她比他大1岁，又矮又胖——照林肯所说：“很可能与法斯特（莎翁笔下的喜剧角色）相配。”
“我丝毫不喜欢她，”林肯说：“可是我没法子摆脱她。”
阿贝尔夫人“非常焦急”，要林肯履行诺言。
但他并不着急。他承认他“一直懊悔这次的鲁莽”，致使他如此轻易承诺，而他着实畏惧和她结婚，“就如爱尔兰人惧怕绞索一样”。
于是他写信给欧文小姐，老实又婉转地叙述他的看法，并且要求解除婚约。
以下是他写的一封信，1837年5月7日在春田镇写的。
由此我们可猜想他给玛丽·陶德的信，必然相仿。
欧文小姐：
我曾经试着写过两封信给你，因为词不达意，所以我把它们撕毁了。第一封信我认为太严肃了，而第二封信口气又太严重了。这一封信不论好坏，我都将寄给你。
在春田镇过日子，实在是乏味不堪——至少我是如此。我在此地依旧感到孤寂，正如我无论到何处去都一样。自从我到了此地，仅有一位女人和我交谈过，而如果她能够避免，就不会来找我说话了。我从不曾去过礼拜堂，恐怕以后也不会进去，因为在里面我不知所措。我时常想，假如你到春田镇来居住，恐怕不会感到满意。此地非常讲究风度举止，若不加以注重，必遭唾弃。我无法掩饰我的穷困，所以你将会过着贫穷的日子。你认为你能够忍受吗？不论是哪一个女人，若肯与我共享贫穷，我必定尽全力使她快乐满足。假如我不能做到，我将是很自责的。我知道，如果你知足的话，与你共同生活将比我现在快乐多了。
你当初对我的承诺，或许是说着玩的，也许我误会了。假如是这样，那么，就把它忘掉吧！如果不然，我期盼你作决定前慎重考虑。至于我，我已经决定了，只要你愿意，我必定履行我的诺言。
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再提这件事。你不曾有过困苦的生活，它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苦。我知道你对任何事物都能够正确地判断；如果你深思熟虑后，仍然愿意，那么我必会遵照你的决定。你收到此信后，希望能给我回一封长信。你也许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虽然你不见得会有兴趣写信，但在这寂寞的环境中，互相通信做个伴也不错。请告诉令姐，不要再卖掉一切东西而搬家。我一想到那事就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