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是对《南齐书》校正后写的序，文章在论述了史书写作的目的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即：“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何可得而称也。”此虽称“良史”，古代文史哲一家，历史学家兼著作家的多有人在。所以，这也就是曾氏的文学主张。
至于曾氏本儒学观点阐述这个主张，自然对司马迁作《史记》虽有赞扬之辞，而根本上是贬斥的。这是立场观点和学术观点不同的体现。是班固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继承。《史记》是具有民主精神的，司马迁为出身佣工的造反者陈涉立传，把他跟孔子同样列为世家就是明证。曾氏的反对司马迁，正见出他立场的不对和学术观点的保守。至于文学上的成就，那就不是曾氏几句话就抹煞得了的。
文章最后又回到对萧子显的看法，以及对这部史书的评价，这都是序文应写的内容，显行首尾照应，结构严谨。
【原文】
《南齐书》[1］，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2］，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3］，则必得有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4］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5］之形，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6］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7］，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8］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9］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10］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11］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12］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13］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14］，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15］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16］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17］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18］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19］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20］，迁、固[21］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22］，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23］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才固不可以强[24］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25］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26］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27］，悖礼反义[28］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注释】
[1］《南齐书》：纪传体史书。原名《齐书》。北宋始用今名。南朝齐、梁之际萧子显（公元489—537年）撰。原六十卷。今本五十九卷。包括《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子显字景阳，南齐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入梁，官至吏部尚书。时，齐官书《起居注》（中国古代帝王的言行录）、《齐职仪》，江淹（公元444—505年。南朝梁文学家。历仕宋、齐、梁三代）的齐国史《十志》及刘陟、沈约（公元441—513年。南朝梁文学家。历仕宋齐两代，后又助梁武帝登位，为尚书仆射，后官至尚书令。与周等人研究汉语四声，于作诗时要求区别四声，避免八病。对古体诗向律诗的转变有一定积极影响）两家《齐纪》，吴均《齐春秋》，王逸、熊襄两家《齐典》俱在。子显复请于朝廷，纂成此编。是研究萧齐史基本资料。[2］武帝：南朝齐的第二位君主，萧赜。[3］理：治。法：法则。戒：警戒。[4］韪（wěi）：是、对。[5］梼杌（táo wù）：古代传说中怪兽名，常以比喻恶人。嵬琐（wéi suǒ）：狂怪之人。奸回：奸恶邪僻，此指奸恶邪僻之人。凶慝（tè）：凶残邪恶，此指凶残邪恶之人。[6］由：从，跟随。《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7］名：动词，说出来。[8］二典：指《尚书》中记述尧帝的《尧典》和记述舜帝的《舜典》。[9］本末：根本，枝节。[10］旨：主旨。[11］明：高明。周：周全地了解。[12］岂特：岂止。[13］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谈之子。早年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史记》采先秦以来史书、国家档案，尤重实地采访，记事自黄帝迄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详于战国、秦、汉。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曾评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代表了儒家一派学人对《史记》的看法，其谬误与保守，参见题解。[14］经：指汉代学人整理的儒家经典。[15］区区：自得的样子。掇拾：摘取。[16］蔽害：隐蔽、妨害。[17］采摭（zhí）：采摘，摘取。[18］隽伟：同“俊伟”。隽伟拔出：出类拔萃。隽，超出常人。[19］顾：只。[20］高致：高尚情操。[21］迁：司马迁。固：班固，公元32—92年，汉扶风安陵人，字孟坚。父彪撰《汉书》未成，卒，固归家，谋继父业，被人千发私改国史，系京兆狱。弟班超为上书辨白，获释。明帝诏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使终成汉书。和帝永元元年，固以中护军职从窦宪出征匈奴。四年，帝与宦官合谋杀宪，固被洛阳令捕系，死狱中。[22］驰骋：放纵不羁。[23］藻缋：藻绘。[24］强：勉强。[25］随世：跟随时代。[26］赫然：煊赫、旺盛的样子。[27］夺：摆脱。倾危：危险。[28］悖礼反义：违背礼义。
【译文】
《南齐书》有八篇《纪》、十一篇《志》、四十篇《列传》、共五十九篇，是梁朝萧子显撰写的。开始江淹已写了齐国史《十志》，沈约又写了《齐纪》，而萧子显亲自为齐武帝作了《表》，另自编写了这部书。我们于是校正了它的讹传与谬误，而为它作《序》说：将要用是非、得失、兴坏、治乱的史实来作后世的法则和对后人警戒，那必得托付恰当的撰写人，然后写的史才能流传久远，这是史书写作的目的。然而托付写史未得到恰当的人，那么，有的事实会失掉意义，有的事实会混乱，有的分析道理不通，有的遣词不好，所以即使有特殊功绩，高尚道德及突出的事迹，也将会晦暗而不鲜明，郁闷而不生动，而狂怪、奸猾、凶残、邪恶之人的形迹，也可能侥幸被掩盖。
让我论述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古代所称为好史官的人，他的高明必定足够周全地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他的“道”必定足够适应天下的运用，他的智慧必定足够通晓难于理解的意思，他的文辞必定足够表达难于显露的感情，然后，他的职务就可以相称了。凭什么知道他是这样呢？从前尧舜有绝顶聪明的秉性，有细微高妙的道德，使跟随他的人不能知道，知道他的人不能说出来，他们把这个作为治天下的根本。他们号令所公布的条款，律制度设置的内容，那言辞最简约，那体制最完备，已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而写这两部典籍的原则，推衍一下就明白了。两部典籍记述的，难道只是二帝的事迹吗？那写史的原则，一并跟那精深细微的意义流传了，小的、大的、精细的、粗略的，没有不概全的；根本的、枝节的、在先的、在后的，没有不明白的。使诵读史书内容的人，像处在当时，使寻求史书主旨的人，像接近那时的人一样。这可以不认为高明足够周全地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道”足够适应天下的应用，智慧足够通晓难于理解的意思，文辞足够表达难于显露的感情吗？那么，正当这时，哪里只是当政的人都是天下的学人呢？拿着纸笔而跟随的史官，也都是圣人的门徒。
两汉以来，撰写历史的人离开这些远了。司马迁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已消失数千年之后，从秦火的余烬中，承袭残缺的经典，以及传记、百家的说法，自得地摘取内容，来集中编写那些善恶的事迹，兴、废的起因，又按自己的想法，创制了本纪、世家、八书、列传那样的文章，这也可以称奇特了。然而（他）隐蔽妨害天下的圣人之法，是非颠倒又采摘错乱，又难道少吗？这难道不可以说他高明不够周全地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道”不够适应天下的应用，智慧不够通晓难于理解的意思，文辞不够用来表达难于显露的感情吗！
从夏、商、周三代以后，撰写历史，像司马迁的文章，（司马迁）也不可以不认为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不平凡的学人。只是认为他的高明不够周全地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道”不够天下运用，智慧不够通晓难于理解的意思，文辞不够表达难于显露的感情，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圣贤的高尚情趣，司马迁、班固都有未能纯净表达的地方，这些地方却被后世的史家发现。所以，这些地方不能与他们的著作一道流传。司马迁的得和失如像这样，何况其他的人呢？至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后魏、后周的其他史书，就没有议论的必要了。
萧子显对于这部史书中的文章，喜欢自由驰骋，其中更改、破分、雕饰、藻绘的情形特别多，而这类文章更低下，难道是才华本来不可以勉强有吗？几代的历史已经这样，所以那史实暧昧不明，即使有跟随时代来成就功名的君主，和跟君主合谋的臣子，但是，没有煊赫得使天下人的耳目倾动、在天下人口中传诵的。而暂时苟且地摆脱危险，违背礼义的人，也侥幸地不被暴露于世，难道不是托付写史没有得到恰当的人的缘故吗？这能不可惜吗！
史书是用来使治理天下的道理得到展示的书籍，所以撰写史书的人，也必须是治理天下的人才，然后他担任史官才可能相称。怎么可以忽视啊！怎么可以忽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