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么对她说的?”莫瑟夫低声问道。
“我再次告诉她，您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她对您什么都不要隐瞒。”
“这么说，”阿尔贝说道，“早先你们为犯人募捐的事是您最初的记忆了，您还记得别的事吗?”
“别的事?我至今还能看到那湖边的一排排无花果树，我仿佛还能透过那无花果树的枝叶看到碧波荡漾、银镜一般的湖面。树阴下我父亲靠着一棵年代最久、枝叶最密的无花果树，垫着坐垫坐在地上，我也在那儿——那时我还幼小，母亲在父亲的脚旁偎靠着，我抚玩着父亲那飘垂到胸前的白须和他那把插在腰间、镶嵌钻石的弯刀刀柄。时时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过来向父亲禀报，那时我没有注意他们说什么话，只听得父亲总是用同一声调说：‘杀!’或者说：‘赦!’”
“真是匪夷所思，”阿尔贝说道，“这些话我不是从舞台上听到，而是从一个妙龄女郎的嘴里听到，而且心里还在对自己说：‘这可不是梦中说梦。’那么，”阿尔贝接着问道，“那时您的生活天地是这样富有诗意，这遥远的过去又是这样神奇，您现在对法国有何感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埃黛说道，“不过我看到的法国是它的本来面目，因为我现在是用成年女子的眼光来看法国，而我的祖国则相反，我是用孩子的眼光来看的，所以我总觉得我的祖国仿佛被大雾所笼罩，有时光彩熠熠，有时阴沉暗淡，就看我的眼光所触及到的是那赏心悦目的地方，还是那辛酸的苦难。”
“您这么年轻，夫人，”阿尔贝不由自主地依那世俗之见问道，“您难道也遭受过什么飞来横祸?”
埃黛两眼朝基督山望去，基督山声色不露地示意了一下，接着用希腊语轻声说：“你就说吧。”
“心灵深处的记忆都是孩提时代的往事，我童年的记忆，除了刚才对您说的那些往事以外，其余的都是切肤之痛。”
“说吧，请说吧，夫人，”阿尔贝说道，“我向您发誓，能听到您说话，我就感到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荣幸。”
埃黛凄然一笑。“那么，您很想听我追忆其他往事?”
“恳请俯就。”阿尔贝说。
“好吧!那时我才4岁，一天夜里母亲突然把我叫醒。我们都睡在艾奥尼纳宫里，母亲把我从睡榻上抱起，我一睁开眼就看到母亲珠泪盈眶。母亲默不做声抱着我，我看到她泪如泉涌，我也跟着哭了起来。‘别出声，孩子。’母亲说。平常的时候，不论母亲怎么哄我吓唬我，我跟别的任性的孩子一样，一哭起来就止不住。但是那天夜里，我可怜的母亲说话的时候自己已是惊恐万分，我马上就停住不哭了。
“母亲抱着我匆匆走着。这时我才看清我们正从一座宽大的楼梯往下走，我们前面是我母亲的侍女，她们抱着箱子、包裹、贵重的衣服、首饰和成袋的金币，她们也从那楼梯往下走，更确切地说，一个个都在仓皇往下奔。侍女和我们母女后面是一队20个人的卫兵，他们把长枪和手枪都背上了，穿的制服是希腊独立以后你们法国人都已熟悉的那种军服。说真的，当时的景象真是一片凄风苦雨。”埃黛摇摇头接着说道，每当她想起这段往事，她的脸色就刷地变白，“这一长列的奴隶和女人似乎都是茫然失措，似醒非醒的样子，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觉得别人也都仿佛仍在睡梦中似的。熊熊的杉枝火把照着楼梯，依稀可辨的人群匆匆往下奔走，只见大殿穹顶上，一个个硕大无朋的人影正东倒西歪地摇曳不定。”
“‘快走，快走!’走廊尽头响起一个声音。一听到这声音，大家都弯腰垂下了头，仿佛原野上吹过一阵疾风，田地里的麦穗纷纷垂下。我听到这声音也哆嗦了起来。这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走在最后，身穿华丽的大袍，手中端着贵国皇帝送给他的那枝马枪。他一手扶着宠臣塞利姆的肩膀，从后边赶我们往前走，仿佛牧人在赶他那群乱哄哄的牲口。”埃黛昂起头说道，“我父亲，他声震天下，欧洲都称他为阿里—特伯兰，他是令整个土耳其闻风丧胆的艾奥尼纳的总督。”
埃黛说到这儿，语气中充满了难以形容的豪情和尊严，阿尔贝听了不知为什么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他觉得姑娘的眼中闪烁着某种令人胆寒的阴郁的眼光，只见她宛如古代希腊那些能召唤幽灵的占卜女郎，抚今追昔，追怀那已被鲜血染红了的风云人物，在当时欧洲人眼里，这位英雄壮烈牺牲，他就是那顶天立地的巨人。
“不久，”埃黛接着说，“我们走下楼梯，来到湖边上，于是我们不得不停下。母亲把我紧紧搂在她怀里，我听得她的心在怦怦直跳，我看见父亲就在我们后面两步远的地方，他正焦急不安地向四周环视。我们前面的湖边有四级大理石的台阶，台阶下面有一条随波摇曳的小船。从我们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湖中央耸立着一团影影绰绰的黑影，那就是我们正要去的水榭。或许是夜色茫茫的缘故，我觉得这水榭离我们很远。”
“我们都上了船。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船上的桨在水里划着，却听不到一点声响，我侧身看了看桨，原来桨上缠了我们卫兵的腰带。船上除了桨手之外，只有父亲、母亲、塞利姆和我以及几个侍女。卫兵都留在湖边，他们单膝跪在最下边的那级大理石台阶上，万一追兵赶来，他们可以凭借上面三级台阶抵挡一阵。我们的船向前驶去，快得像一阵清风。‘船为什么走得这样快?’我问母亲。‘喔!我的孩子，’母亲说，‘我们是在逃命。’可我不懂，为什么是我的父亲在逃命呢?他是万能的呀，平时只是别人见了我父亲就四下逃窜，而且常挂在我父亲嘴上的那句名言是说：‘恨我者必惧我。’但是这一次我父亲荡舟湖面确实是在逃命。自从艾奥尼纳守军因为长期作战显得疲惫不堪以后，父亲曾经对我说过……”
埃黛说到这儿，意味深长地朝基督山望了一眼，于是基督山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双眼。姑娘接着讲下去，但话说得慢慢吞吞，似乎在随口加进或者跳过什么情节。
“您刚才说，夫人，”正全神贯注听着的阿尔贝说，“艾奥尼纳守军因为长期作战显得疲惫不堪……”
“他们就同库尔希谈判，库尔希就是苏丹派来抓我父亲的土耳其军队的司令官。这时我父亲派他非常信任的一个欧洲军官去见苏丹，父亲自己也最终下了决心，准备撤退到他早已安排好的地方，他把那地方叫做‘卡塔菲戎’，意思就是他的避难地。”
“那位军官，”阿尔贝问道，“您还记得他的名字吗，夫人?”
基督山和那姑娘迅速交换了一道掣电一般迅捷的目光，莫瑟夫什么也没有察觉出来。
“不，”姑娘说道，“我记不起来了，说不定讲下去我就想起来了，想起了我就告诉您。”
阿尔贝真想把他父亲的名字说出来，但是基督山不慌不忙地竖起一个手指，示意不要说话，阿尔贝想起了自己的誓言，也就不说话了。
“这时我们正朝那水榭划去。从我们的船上望去，只见水榭上下两层，楼下一色的阿拉伯式装饰，四周的露台紧贴湖面，上面的一层正好同湖水相互掩映。其实水榭底层下面还有一个建在小岛下的地下室，这是一个很大的地窟，母亲和我，还有跟着我们的几个侍女都被领到这儿。地窟里摆着6万只钱袋和200个木桶，钱袋和木桶都堆在一起，钱袋里一共有2500万的金币，木桶里装的是3万斤炸药。
“塞利姆在木桶旁边守着，他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我父亲的宠臣。他日夜手持一杆长矛守在那儿，长矛尖上始终点着一根火绳，他有令在身，只要我父亲一示意，他就把水榭、卫兵、总督、所有的女人和所有的金币全都炸毁。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带去的那些奴隶都已知道身陷绝境，一个个整天整夜地祈祷、哭泣和唉声叹气。我时时刻刻都能看到那位年轻的战士，他脸色苍白，两眼黝黑，如果死神从天而降向我飞来，我相信我定能一眼认出，那就是塞利姆。
“我无法告诉您我们这样过了多长时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时间。有的时候——不过这也是仅有的几次而已，父亲派人叫我母亲和我到水榭的露台上去。这个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那地下室里，我看到的只是那些哭哭啼啼的人影和塞利姆那杆点着火绳的长矛。父亲在一个宽敞的通道口前面坐着，阴郁地向远方的地平线望去，审视着湖面上出现的每一个黑点，母亲把头枕在父亲的肩上，紧紧偎靠在父亲身旁，我在父亲的脚旁玩着。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实物在我眼里显得比真的大，我惊奇地眺望着巍然屹立在地平线上的品都斯山的峻峭山峦，从湛蓝蓝的水面上耸立起的那雪白透亮、棱角分明的艾奥尼纳堡，以及那青葱翠绿的山坡，远看像是岩石上长满一层绿油油的苔藓，走近再看，原来是一片片高耸挺拔的冷杉树和一望无际的香桃木。
“一天上午，父亲派人来叫我们去，我们看到他镇定自若，但脸色显得比平常苍白。
“‘耐心等着吧，瓦齐丽姬，今天我们就可以知道最终定局了。今天苏丹的敕令一到，我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如果我得到赦免，而且不加任何条件，我们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返回艾奥尼纳，如果带来的消息对我们不利，我们今天晚上就逃走。’
“‘可是，倘若他们不让我们逃走呢?’母亲问。
“‘啊，你放心吧，’阿里—特伯兰微微一笑说，‘他们这些人究竟会怎么样，塞利姆和他的点着火绳的长矛会告诉我的，他们想要我死，但他们不敢和我同归于尽。’
“父亲这些安慰的话不是出于他的真心，母亲听了不再说什么，只是连连叹气。她为父亲准备了冰水，因为从撤到水榭以后，父亲一直发着高烧，随时要喝冰水。母亲给父亲的白胡须喷香水，给他点燃土耳其长烟斗，有时父亲会一连几个小时漫不经心地望着那烟斗冉冉升起的烟在空气中慢慢飘散。突然间，父亲蓦地一怔，不由得把我吓了一跳。接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引起他注意的那个黑点，一边叫人把望远镜递给他。母亲的脸色顿时变得比她身后靠着的大理石柱还要白，她把望远镜递给父亲。我看到父亲的手在颤颤发抖。
“‘一艘!……两艘!……三艘!……’父亲轻声说道，‘四艘!’于是他站起身，拿上他的武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随手往枪的药池里塞进了火药。‘瓦齐丽姬，’他哆嗦了起来，一边对我母亲说，‘决定我的命运的时刻到了，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能知道苏丹的答复，你现在带埃黛一起回地下室去吧。’
“‘我不想离开您’，瓦齐丽姬说，‘假如您死，我的主人，我就与您一起死。’
“‘到塞利姆那儿去。’父亲喊道。
“‘别了，老爷!’母亲喃喃说道，接着她恭顺地低下头，深深弯下身子，好像死神已经降临到她头上。
“‘把瓦齐丽姬带走。’父亲对他的卫士命令道。
“至于我，这时大家都没有顾上来管我，我朝父亲跑去，伸开我的双手抱他。父亲看见我便马上朝我弯下身，嘴唇贴在我额头吻了一下。噢，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后一个吻，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额头。在去地下室的路上，我们透过露台的葡萄棚架子看到湖面上的船影渐渐变大，刚才还只是模模糊糊的几个小黑点，现在就像贴在水波上飞掠的鸟儿了。这时20名卫士来到水榭，围坐在我父亲的足旁，他们躲在护壁板后面，一个个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监视正朝水榭驶来的那几艘船，他们手里端着嵌珠镶银的长枪，地板上摆满了子弹。父亲两眼望着他的表，焦急不安地来回踱步。父亲给了我最后一吻之后，我就离开他，我在去地下室的路上所看到的这种种景象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