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于整个文艺的指导，清洁的指标未必可以列在首位，肮脏则必须遏制我没有说消除，因为洁与不洁的有些判断并非易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洁还是不洁？《尤利西斯》洁还是不洁？当年它们都被认为极其不洁。有些作品人们认为显然不洁，不洁当如何？有些作品极洁，极洁又如何？作为张承志的感受与呼吁，他的清洁说其实十分敏锐与感人，现在，在某些人眼里，文坛、网络，甚至还包括许多电视节目尤其是广告，几乎快成了垃圾场的代名词，也许张当年的呼吁还真显出了预见性。
我也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相当优秀的作家，居然如此地不能容忍王朔、刘震云，乃至余华之类的写作。他们的写作的特点之一是低调，这是高调文学的物极必反。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中国文学高调了多少年，所以稗官野史式的小说与戏曲压根进不了中国高调文学的台面。历史上连填词也是比吟诗低一等的，因为诗是言志的，而词是抒情的。“五四”以后的以救国救民疗救国民灵魂为己任的新文学也是怎样的郑重、庄严而且悲情！至于此后，以样板戏为代表，塑造的都是三突出，四无限，钢铁英雄汉了。文艺评论上的成功的赶车者曾经正式提出，“崇高”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于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与九十年代初期，王朔等一些人，以非精神导师、非国民性内外科医生、非塑造灵魂的躲避崇高的姿态，闹出些另类作品的出现，令人一惊，或者令人反感，更多的是令人捧腹喷饭。这至少值得我们想一想，怎么会出现了这样的调侃与侏儒式精神状态？怎么高大的，叫做大写的人尤其是高大的作家变成了小矮子，常常蹲着的人？怎么像戏曲里的武大郎，演起了矮子功？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反讽，夸张地与偏激地宣告假大空的失败，装腔作势的失败，包括自我膨胀的精英牛皮主义的失败？
甚至于说，这些是追求一种真挚，一种实在，一种“活着”的韧性，一种假面的去除，是不是也或有可能呢？不错，有一种精英是以精英的面目出现的，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恋自赏自悲自叹，他们的真诚同时具有表演的含义，因为他们是艺术家，他们要表现自己的艺术与思想，道德与操守，悲愤与庄严。还有一种赶车人则是以要求别人指导与纠正别人的模样出现的，他们制定规则，然后高屋建瓴，要求你进球得冠军。另一种可疑的与满不在乎的“精英”则特别注意以非精英的姿态表演，可能是由于精英们活得太累，压力太大，也可能是由于他们不但看穿了精英们所痛恨的邪恶，也看穿了精英们自身就凿凿实实地具有着的人性的弱点。他们还有一点中国老庄式的狡狯，知雄守雌，为天下?，知白守黑，为天下式，知荣守辱，为天下谷。宁愿意以谷溪、工具、坑洼的面目而不是以高峰、导师、领袖群伦的面目活下去。
我给《读书》杂志写的一篇评论王朔的文章名叫《躲避崇高》，这篇文字使我在一定的程度上几乎“名誉扫地”（？）。我起这个文题是太不慎重了。虽然我说的其实是躲避伪崇高而不是一切崇高。我相信有些评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认为王某是中国最后（？）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者。再有，我说的是王朔的作品的叙述策略是躲避崇高的词句与煽情，而不是我本人提倡躲避什么什么。读书人总该知道，什么是评论人的观点，什么是被评介的人的观点。我对王朔的评价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我肯定了他的作品的意味，同时指出那还不是微言大义，不是入木三分。
然而，人们就是这样看文章的，你无法责怪阅读哪怕是误读，正像王某不喜欢“存天理灭人欲”的提法一样，你不论作出怎样学富五车的诠释，我看到这个“存天理灭人欲”就痛心恶心闹心。同样，就这个“躲避崇高”的标题，已经令王蒙无颜见江东江西父老了，愧恨哉！
是的，人们就是这样阅读的，他们重视标题超过内容，他们重视一句“怪话”胜过全篇的逻辑，他们重视口碑与议论反映胜过原文，他们重视某篇文字的反响胜过研讨文本，他们喜欢草草地作出判断，而不是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地去辨析。一句话，他们更多地是用耳朵、用鼻子、用四肢和眼角口角，说句笑话就是用脚后跟去感受把握一篇文章的，而尽力少用大脑思考。
岂止是对王某？就是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他们也只是取其所需，每次能记住一句话就算不错。比如四次文代会，小平同志的讲话，人们记得的只有六个字：“不要横加干涉。”
一个激赏张承志韩少功张炜的人，能不能同时理解乃至在某种程度上欣赏王朔呢？这为什么会那么难呢？一个欣赏悲情写作、决绝写作、清高写作、思想着写作的人能不能也同时因了另类人物的调侃写作、荒唐写作、佯狂写作、自嘲写作而会心地一笑呢？我一直为此而心焦。顺便说一下，有一位一再给我写信并火热地赞颂我就是当代鲁迅的游吟青年诗人，最后给我写信说是他再也不会理我了，因为他找到了现时的榜样张承志。他并且提出一个口号：“我是英雄我怕谁？”
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确实像流氓的语言，当然其出处与含意绝对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至于英雄，会说我是英雄我怕谁？可能吗？打死一个英雄也不可能让他说出这样的流氓话来。
还好，总算到了二零零七年，我读到了王安忆的一篇文字，她慎重地、有保留地表达了对于王朔的欣赏、理解与同情，她还说到王朔其实是一个非常软弱与羞怯的人，沾点边。还有好几个最优秀最可爱最走红的男女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他们（她们）对王朔极其友善。爱惜羽毛的重要的女作家中，只有王安忆公开说出了对于王朔的不失公正的看法。
至于把王蒙与王朔绑在一块批什么二王，那只能说是恶意的胡为，是恶搞。欣赏或者理解或者包容某个人某个现象，与等同于某个人或现象当然是两回事。王蒙与王朔的距离并不比王蒙与朱学勤、林贤治的距离小。不同之处就在于和而不同，而不是与人为恶。就像王蒙欣赏林黛玉与芳官并不等于与芳官黛玉多么接近一样。王蒙甚至也可以“欣赏”一下开“恶搞”之先河的薛蟠，但是如果你因此而视薛王为一伙，只能表示你比薛公子恶搞得还恶劣，还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