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三元里》，是“三元里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按欧宁的说法：“像三元里这样的晚期城中村总有一天会从都市风景线上消失，我们对它的纪录，基于一种民间的角度，旨在为广州的都市化进程保存一份另类的历史档案。”但这个片子，与其说是档案，不如说是诗篇。从珠江上的一只小舢板开始，镜头开始了沿河寻访。而渔歌式的悠扬只是极短的序曲，电子风格的音乐加快了节奏：高楼、天桥、车流、人群，各个角度下的影像如同穿上了红舞鞋，催迫着视神经。这是个基本上取消了叙事的纪录片。没有对白，只有音乐。素材被纳入了音乐的结构，起荡回落，因此而有了抽象与普泛的面目。但它并不放弃戏剧性：画面本身的微妙的戏剧性。墙缝之上的一角青天白云，下水道边匆匆走过的老鼠，质朴的女孩的浓重的妆容，舞狮之后匍匐在空地上无声的狮头，镜子里的粤剧演员的面孔，伴奏的国乐器中的一把小提琴。——还有最后两个笑容与合影的长段落。严格的节奏与精致的戏剧性，使这个取消了线性叙事的纪录片几乎说得上“好看”。观众一方面为节奏所牵引，一方面为这些小型戏剧惊异或微笑，这种观影体验，不像是听一个故事，更像是看一个画展或者听一场音乐会。而欧宁与曹斐的剪辑，也在于把素材碎片归类整理，分出音部，成为一曲“交响乐”。
这曲“交响乐”又是极之和谐的。举一个段落来说，夜晚的三元里，远景，因空旷而显得宽阔了的街，一辆摩托车发着噪音起动开走，食杂店的小妹趴在柜台上打盹。音乐的节奏是慢的，镜头也是慢的，这种远距离的观照也给慢的欣赏留下了余地。之后，天渐渐亮了，孩子将早点的塑料袋扔在地上，焊接的，修车的，修鞋的，配匙的，镜头近了，快了，警察上班了，水果贩子架起了摊子，清洁工人拉着垃圾车走过，电话亭里人人在大声说话，电脑屏幕上一行行报表掠过去，更近了，更快了!——这里，镜头的内容远近运动剪切与作为指挥棒的音乐，是结合得非常熨帖的。熟练而精细的安排，显示了创作者艺术上的天分与技术上的专业。
但我的问题又在“和谐”这里停住了。这个片子的过分“和谐”引起了我的困惑。当影片的最后两个段落，一个个笑容的特写与一张张全家福般的合影出现时，我开始怀疑这种和谐是不是过于单向度了。为了和谐的美感，剪辑者放弃了刺耳的杂音。这个片子就规划得过于平整，像是花房，而不是丛林。
“三元里，它像是广州这座城市的一个秘密抽屉，阴暗、潮湿、藏污纳垢，许许多多秘密不为外人所察觉。人们从来没有仔细地认识它，甚至不知道它的真实存在。现在，我们愿意作为访客，漫步在阴霾里，呼吸那些菜香和麻辣烫、酸辣粉的蒸汽，倾听小贩高声吆喝和婴儿蛮横哭泣，凝视骑楼滴下的污水和老鼠穿街过巷……它的廉价与它的密度成正比，它的放肆与它的生命力成正比。”
——与曹斐的这段阐述相比较，影像要温和与抒情得多。这个秘密抽屉的东西就收拾得很停当。当然我没有否认它的丰富性。天台上的花木，上妆的演员，古旧的牌楼与完全现代化的都市图景，在这里被“平等”地剪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需要观众进行联系与读解的画面，它不完全是论述，而更可能是提供。以一种有热情有思考的客观性，邀请着观众的参与想像与理解。这是一种可以从片子里体会得到的良好意图。但是这种意图，被过于强烈的文体风格伤害了。
这里的“文体风格”，我指的是音乐与诗歌的风格。这两种艺术形式，都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而“抽象的抒情性”，在这个片子中被贯彻得相当彻底。抒情本身具有单向度的品质，一种情感越是纯粹，就越是具有打动人与感染人的力量。但是一种以客观为目标的展示，要提供的是更多的丰富性与可能性，更多的启发与思考空间。当笑容被大面积地展示时，我不禁要怀疑，有多少忧虑的困扰的面容被遮盖住了。或者这些笑容，是不是获得了超过配比的分量。这从黑白影像上可以得到另一种验证：纯净的黑白色调，是不是将一个更为驳杂的现实出于审美目的而单一化了?——而我又想，这里头应当还有更具体的原因存在。作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作品，具体的叙事由于文化与现实的睽隔，恐怕难以找到真正具备理解力的观众，而抽象的，唯美主义乃至表现主义的抒情，倒可以在瞬间达成欣赏的一致。——这也是全球化艺术交流的一个可行性途径吧。
欧宁说，这是一部以菲尔托夫为导师的纪录片。作为一部个人作品，我认可任何角度的致敬与尝试。事实上，这部影片技术上的认真与艺术上的敏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大胆地取消了语言叙事，以影像与音乐提高视觉的辨察力及节奏的感受力，都是一种在当前语境中，具有先锋性的回归行为。其中坚持的感受与思考的独立性，也都是可贵的。但是将它作为一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纪录片时，我不免觉得它过于清晰美好，艺术家对“美”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真”的全面展示。
不过《三元里》纪录片仅仅是“三元里计划”的一个作品，欧宁另行出版了同样题为《三元里》的长近四百页的出版物。其中收录的图片文字(包括序言、拍摄笔记、论文、报道、小说等)，比之纪录片，要更为理性。——当然这个纪录片也是理性的，它在理性地抒情。将册子与片子对照着观看阅读，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三元里”，可以有一个史为深入的了解。
最后要说的是，这个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分，“对纪录的纪录”，也就是他们的拍摄花絮，是影片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部分显得质朴清新，那些在各个角度上努力的纪录者们，让人感受到一种纪录的责任与快乐。“三元里”作为一个小小的碎片，被他们放在镜头下，进行切片研究。这种研究，体现了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与发展中，我们、作为个体，应当有怎样的义务，并且可以承担起怎样的任务。这种义务与任务，又如何可以以一种艺术的方式体现，从而丰富并提升我们的思想与情感。
我在广州的学而优书店看的这个片子。这里有间整洁的观影室。像个中等大的教室，连椅子也是配了手侧写字板的。我在前排坐下，觉得自己像是个好学生。欧宁与曹斐在前边调试机器。大家等着，有人小声说话，可是不吵闹。
这是缘影会的一次例行活动。也是《三元里》的首映式。——作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紧急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元里》刚刚从威尼斯回来，而观众也先看到了一小段威尼斯的现场DV。在种种装置、录影、招贴之间，有一个屏幕，在展示着广州、三元里，一个城市与一个村落的影像。各种肤色的人从影像前走过，他们中间的一些，停下来，看了看。我忽然想：什么落在他们的视网膜上，什么留在他们的脑页间?一角小小的碎片?而《三元里》本身，按欧宁的阐述，就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击碎的中国城市碎片”。——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常常是“碎片之碎片”的交错。一个展览通常有着宏大视野，精美架构，以及其中的自说自话、不求甚解。
但回过头来的这些“浮光掠影”，得到了暗场之中安静的40分钟阅读。对连看了两遍的我而言，这是一次沉潜于思索的观影体验。看完后，十来位主创人员坐在台前，开始了与观众的交流。一个半小时的交流，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其中的关键词，是“纪录片”与“全球化”，事实上，它也指涉了这个影片的内外两个方向的存在意义：一方面，它达成了怎样的展现，另一方面，它达成了怎样的沟通。
台前的十来个人，策划，导演，摄影，剪辑，录音等等，给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他们主动地感受、思考、实践，勇于进行表达与论辩。欧宁一如既往的从容清晰，曹斐穿着黑T恤，脚上是一双明黄色的平底鞋，他们的长处，在于创造力与行动力的结合，并且保持着热情与反省。在自身的表达中，也给观照与质疑，留下了一个有弹性的空间。
这是一个朴素的、有想法同时有秩序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