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条橙》，库布里克1971年作品。影片之初，是一张脸的特写。它邪恶得理所当然，嘴边有一个微笑，像是在欣赏自己。然后镜头退出去，近景，中景，全景。超现实风格的装置中弥漫着性与毒品的气息。这达利梦境式的场景，是弗洛伊德的本我的天堂。恶之花盛大开放，肆无忌惮。而库布里克的风格，不是挥霍、颓废，在审判缺席的末日，他依旧是冷静、平衡，绝对的精确。他的夸张与讽刺丝毫无损于庄严。——这是一出庄严的歌剧。献给绝无感伤的绝望。
叙事
这个作品，以严谨的三个组合段展开叙事：亚历和他的三个同伙的恶行；惩罚与治疗；恶行的回报及亚历的“痊愈”。
第一部分是亚历对恶行的精确复述。他们殴打老人，强奸妇女，入户施暴。这种恶是没有逻辑前提的。亚历是纯粹的恶的化身。无功利的恶。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道德感，约束与负疚。暴力与性是快感的唯一来源，影片中没有任何温润的人类的感情存在。在文明的顶端，人回到了原欲。占有身体的是“恶”带来的快感，占有精神的是对“恶”的欣赏，他们驱驰在这条无归之路上，由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引领着，冲向崩溃的悬崖。在这里，“恶”成为生命的鸦片，它推动着人的陷溺，而展现出升腾的幻象。在恶习的空当，连亚历也感到疲怠，但他得在越来越升级的恶中，维持着快感的巅峰。这些少年人的恶，提醒人对“生命”的戒心，这种成长力的暴虐。——而社会机制，即是对于“人性”的，压制与规训。
于是第二部分，亚历先是进了监狱，然后进了医院。监狱是直接的以暴制暴。人在这里，失去了一切尊严，作为665321而存在。它的目的不在于也不可能使一个罪犯“改过自新”，它只是将人性的恶制度化，以制度的恶，统领人性的恶。而医院的治疗，是间接的以暴制暴。欲望与身体原是相互呼应的——身体的满足，产生快感，推动着下一轮的欲望的竞逐。而这种疗法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在药物的作用下，欲望与身体指涉不同的方向，先天的快感与药物的恶心感使身体无所适从，这种难以忍受的分裂状态强力抑制了恶欲。对于恶，无论是监狱与医院，都没有提供善的希望。它们有不同的面目，但内核是一致的。这是政治的解决之道。是历史的中心法则。
第三部分，接受完惩罚与治疗的亚历重返世界。他的内心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失去了作恶的能力。于是暴行重演了一遍，只是旧时的施暴者成了此刻的受虐者，角色互换，规则依旧。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镜子。换了一个角度，从个人的恶照向了普遍的恶。于是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让人存不得侥幸之心。这种恶不因为它复仇的理由，就变换了性质。当恶只能如是螺旋往复时，终极的旨归如此虚妄。不由人不在震惊中，生出绝望与惶惑。——而库布里克如此强大，他能够在全无希望中保持着稳定，没有一点情绪化的波动。他对人性的洞见使他有微微的嘲讽，而这种冷笑，对的是政治而非人。他有一种难以言述的冷静，在影像与声音的盛宴之后，保持着不动声色的，绝对的客观。
《发条橙》让我想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杀诫》。在阴霾之中，基氏同样沉静地说他的故事，但他有如是多的，痛苦与同情。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无果的追问，深叩向人的心灵。在人的暴力与制度的暴力中，他的沉痛，是慈悲的回响。在《杀诫》里，暴力有它虚弱的质地，这种虚弱，因为有反省，有罪责。但《发条橙》是更纯粹的，亚历的恶，简直是响亮坦荡的。它被这样孤立出来，放在审美中加以观照，焕发出一种怪诞的光彩。
这个影片的叙事者，亚历，常常地让观众注意到他的声音。在平和的，“你的朋友，卑微的旁述”中，他没有痛苦。没有反省。影片的结尾，当政治的恶劫持着个人的恶，当内政大臣拥抱着亚历时，镁光灯闪烁，鲜花簇拥。亚历扮出来的笑混合着邪恶与无辜，他又幻想了。恶的交媾中，绅士淑女们戴着白手套，优雅地鼓着掌。
这是无可去处，库布里克所能给文明的，一记耳光。
影像与音乐
《发条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的电影语言是华丽的盛大的，充斥着非凡的想像力，然而它又是极精准的，没有任何任意随意的痕迹。它是一个寓言。影像与音乐，都呼应着这个寓言的要旨。它从人与历史中来，而通过仪式，形成象征。
在这个作品中，对暴力与性的描述是极度直白的。但恐怕这些场面，给人的心灵的震惊更甚于感官的刺激。第一组合段的几个场景：科露娃奶品店、荒废的赌场、作家法兰的家，还有健康农庄，场景的设置都有浓重的超现实风格，陈设怪异，色彩浓烈，充满性暗示。而亚历们穿戴着的阴茎形状的假面，突出胯部的衣装，是更为直露的形象。但性在这部影片中，却并不是核心。它只是暴力的一个必然形式，或者说恶的原初动力。是一个先在的概念，一个形胜于质的存在。在如此刻意的场景之中，暴力被仪式化了。仿佛舞台之上的载歌载舞，恶被赋予了美的形式，生成了艳异的花。
恶在仪式中，升华而为艺术。通过夸张与抽象，它突破了感官的边界。废弃的赌场像一个荒颓的华丽剧院，少女在舞台上受到凌辱。在一个乐队中心的视角上，摄影机记录下的，是戏剧，不是现实。库布里克使人一刹那间忘却了道德，而在恶与美中目瞪口呆。在艺术中，审美的原则优先于道德的原则，更不用说对于库布里克，道德不是标准，只是存在。他逼迫着“人”直面“人性”，让不安压过了快感。在仪式中抽象出来的恶，从感性直指内心。
河边的那一段暴力场面，拍摄得何其“唯美”。柔和的光调，水清天蓝，而亚历仿佛在灵感的驱使下，完成了一段完美的杰作。几个短镜头(特写，全景，客观镜头，主观镜头)的剪接自然，流动，天衣无缝。合着音乐的节奏，亚历的手杖成了乐队的指挥棒。于是观众也在库布里克的天才下分裂：恐惧与赞叹混合在一起，蚀骨销魂。
艺术提供了另一种观察、感受与思考的方式。亚历与两个姑娘的性爱场面，在加速播放中失去了诱惑，代之以幽默。而检查疗效的那一场真是大巧若拙，简单而荒谬的深刻。亚历在聚光灯下做着真实的表演，展示一个恶棍不能作恶的痛苦，而镜头一转，是内政大臣与亚历一样的让欲望扭曲的脸。此刻，仪式与现实是统一的。平面的影像，通过视觉，却可以直抵思想的深处。
而音乐是这部电影的上帝。它是一出辉煌的MTV。
恶与音乐的联姻，是库布里克的惊世骇俗的创造。他将魔鬼与天使在视听上合为一体，在艺术中，善恶泯灭。这当然也还是有理论可以作为佐证。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是人的根本驱动力。“本我”受到“超我”的制约，力比多可能以艺术的形式得到升华的体现。那么亚历与贝多芬，是起跑线上并排的两个人。他们一个听命于本我，让恶发展到极致，另一个将力比多化成了艺术创造力，让艺术发展到极致。这种艺术，摧枯拉朽，席卷天下，以万物为刍狗。亚历在听《第九交响曲》时生出的幻想，仿佛是原子战争中的世界末日。
音乐是艺术中最抽象的。它远离文字与形象，且寄寓于时间，过往不复。然而无形无质的空气的振动，却直接地作用于人的身体与内心。是亚历在《第九交响曲》的伴奏中施恶，还是《第九交响曲》在亚历的施恶中显形?命运成了“恶”的虚空的灵魂。原欲是无可逃脱的，社会是无可规避的。文明走到尽头。收获的，只有形式。美。
写完这段文字，筋疲力尽。
向着人性、欲望、思想的深处求索，需要一颗强大的，冷静的心灵。我犹豫着不肯去重读《发条橙》，因为明白，自己必被卷入黑暗的涡流。库布里克是伟大的，因为他如此坚定，面对恶，面对绝望，他还是掌控着节奏，谱出盛大的乐章。——这个片子，有着如此有力，稳定，而又丰富精微的节奏。《发条橙》的美，也是施虐的美，让人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