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3天就有一个节日，他们热爱生活也善于享受快乐人生的全过程。每到休假日，高速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通常的情况是，小车里坐着一家人和一两只狗，车顶上一般还有一辆旅游自行车，或者在车后拖着一只小帆船，甚至还跟着一辆带吃喝拉撒睡和淋浴设施的旅行车。所谓机械古板的德国人对生活是多么的热爱，由此可以想象。
在我们去过的德皇啤酒馆，偌大的啤酒馆里并不讲究，长木桌，长木凳，人们不分国别和肤色，大声说话，摩肩接踵，认识不认识的都开怀畅饮，那可装一升左右的啤酒玻璃杯又大又厚又重，专用于喝味道先苦后甜的黑啤。人们边饮边谈，80岁左右的长者还主动邀人跳舞、唱歌，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侍者在人群中穿来穿去，颇为热闹。
最能展示德国人独特的开朗豁达和乐观精神的是慕尼黑。这个城市一年中的节日竟达116天之多；而最长、最有影响的是为期16天的啤酒节。
慕尼黑啤酒节起源于1810年。那年的10月，当时慕尼黑的统治者路德维希一世同撒克逊一位公主举行婚礼，人们狂饮啤酒，盛况空前。从此，路德维希一世就把10月定为啤酒节，并逐渐形成现在的啤酒狂欢节。可惜我们到德国不是时候，否则，一定会与热情洋溢的慕尼黑人一起开怀畅饮的，也许，还会乘着醉意从德国南部琳琅满目的各种工艺品中带两把熏染有巴伐利亚气息的拐杖，兴许还会买上一顶带彩羽的呢帽以作纪念之物。
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街头，有人给我讲，日耳曼人德国话的原意大致是“好战的勇夫”。那天在离马克思老祖宗故居约300米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一辆赛车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般地飙了过去，巨大的引擎声令人心惊肉跳。这也提醒着我，德国人也不是一律的，确也有“好战的勇夫”。
想起诗人郭小川
2008年12月12日下午，在去往帕萨大学领教国际透明组织国家清廉指数排名创始人兰斯多夫教授的路上，经团长侯觉非先生的倡导，我们为同团的首长夏晓鹏先生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生日“派对”。每个人都热情地表演着自己的拿手节目，一路歌声一路笑，氛围热烈、和谐又幽默。
来自于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天津老家的安长海先生在作了轻松风趣的表演后，友善地将下一军，邀请我表演节目。我便鼓足勇气，从大巴后面走到副驾驶的位子坐下（因安全因素，必须坐下）。在寒冬德国的林海雪原间穿行，直面高速公路两边扑面而来，又迅即退去，似乎无穷无尽的玉树琼枝，我拿起了话筒，为祝贺我们首长的生日而大声背诵起了战士诗人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片段：
……至于战士的深情呵，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的是这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随时都会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这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这异国他乡的茫茫雪原，是《尼伯龙根之歌》的故土，是格林兄弟童话中所描绘的冰雪世界，可我这个来自东方的行者不朗诵德国名著的精彩片段，甚至也不朗诵大家熟悉而又亲切的******的《泌园春·雪》或者《卜算子·咏梅》，而选择了郭小川1975年秋天在“******”高压之下写就的诗作片段，这是因为我当时的三个心愿。
一是沉雄稳健、博学多才的大帅哥“寿星”夏晓鹏先生是军人，虽大我几岁，但属同龄人，我乐于背诵我们这一代人都喜欢的战士诗人郭小川的名篇佳作片段，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他，祝愿他永葆革命战士的性格、抱负、胆识和爱情，身体健康、事业蓬勃、万事如意；
二是这首诗歌的这些片段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型热血男人的人生宣言，体现了郭小川作为战士和诗人的性格特质，是他全部诗作中的诗中之诗、歌中之歌，我乐于背诵出来，与全团同仁——不管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还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生的同仁共同分享，衷心祝愿革命人永远年青；
三是这首诗歌的这些片段也代表了******、******故乡一个普通战士——郭小川在逆境中所体认的《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幽灵”。就像当年的极“左”和僵化无法扼制它的气势磅礴和壮怀激烈一样，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我愿它那节奏自由而又富于韵律的政论式诗体传达出中国战士昂扬激越、愈挫弥坚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能够在日尔曼大地上充分展示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表达出我们化“危”为“机”的信心和力量。
感谢战士诗人郭小川。愿我真诚的心愿都能够实现。
国会大厦的前世今生
德国首都柏林，从有所谓“统一门”之称的勃兰登堡门往北走，可见横穿市区的施普雷河形成了一个大河湾。与大河湾相对的，是隔着宽阔的广场、坐北朝南、气势恢弘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德国国会大厦。按照当地的风水之说，德国议会所在的国会大厦正是整个柏林风水的上佳之地。
国会大厦建造于1884～1894年，由于抓住了当时主流的德国乐观主义精神，它成为在公众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象征，是德国100多年来的历史见证。
这座著名建筑在历史上曾经数度声名大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大门上被镶上了“为了德意志人民”。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皇帝退位后，社会民主党议员谢德曼在大厦的阳台上宣告魏玛“德意志共和国”成立。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在这里发动国会纵火案，烧毁了大厦的主墙体，然后嫁祸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罗夫，希特勒借机加速了对共产主义分子的迫害，纳粹分子掌握政权，登上了历史舞台。1945年5月，苏联红军占领国会大厦，红旗在大厦上空飘扬。
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政府决定恢复它的政府和国会所在地的地位并进行改造。1992年，国会大厦改造工程进行国际招标。在来自54个国家的800名著名建筑师参与的竞争中，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由25根支柱构架的穹顶方案夺标，其设计方案的卓越之处在于对空间的巧妙布局。国会大厦改造工程全部费用将近6亿马克。1999年3月31日，国会大厦重新成为德国议会所在地。
参访德国议会大厦，有两点印象特深。
一是在国会大厦与新的办公区域的连接处，有机地融入了当年二战的遗迹和史实。当我经过连接处的地下通道，惊异地发现墙壁上似乎嵌入了数块一人多高的老旧的石头和混凝土，上面有龙飞凤舞的俄文。导游解释说，那是当年苏联红军攻占国会大厦时写下的革命口号和胜利感言。在特别设计的灯光照射下，我伫立片刻后，禁不住用手触摸墙体，那一瞬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感受到了它知错认罪的诚心。二是改造后的德国议会大厦是生态环保的典范建筑。它的发电采暖设备采用菜子油驱动，过剩的热量可以储存于地下400米的地方，到夏天时，被储存的热量可用来满足空调所需。德国奉行的是既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又扩大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的双战略，可再生的、环境友好型替代能源地位越来越突出。2007年，可再生能源占到全国总能耗的8.4%、电力消耗的14%，走在世界前列，其风能利用占全球的30%，是“风能世界冠军”。
国会大厦47米高的圆形穹顶是透明的。英国人诺曼·福斯特的这一设计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否是因为他的设计理念暗合了德国人对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态度和取向？
看雅内特·沙扬博士和德国外交部合作编写的《德国概况》，今日德国的外交原则是“永不再现”、“永不孤行”。“永不再现”，表明德国在历史的背景条件下决心摒弃过去扩张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手段；“永不孤行”，则意味着德国要坚定地融入欧洲，坚持伙伴合作和利益均衡。
相比较而言，德国的国家意图是透明的，行为是可预期的。祝愿它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上成功实施可持续经营的国家战略！
前东德财政部公务员卡罗先生
皮肤白净，面色红润，硕大的智慧头顶毛发稀疏，让人想到对头发稀少的日本朋友开玩笑时说的“中光边友（有）”先生。
在德期间，我们接触最多的当地人，就是这位昂纳克时代前东德财政部的公务员、为我们服务最多的司机卡罗先生。
时年六十有九的卡罗先生，友善中透出的热情让我想到他可能就是当今德国的白求恩或者雷锋；而他执著中透出的刻板又让我想到“**********”中北京街头最机械的那类“马列主义老太太”。
他的热情友善是典型的德国风格，即只做不说。
虽是寒冬时节，可他不仅从不迟到，而且总是把车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每天早晨，他总是提前3分钟到达预约地点，总是面带微笑用德语向大家道一声早上好，让我们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车厢内仿佛春天般的温暖。特别是每新到一地下榻宾馆时，他更是热情地为我们每一个人搬运行李，动作迅速、有力、细致、稳当，完全像一个年轻小伙，令我从心里发出感叹：这大爷真是喝牛奶、吃牛排长大的啊！
至于在等候我们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卡罗先生大多是手捧书报在阅读，年近古稀的长者，神态平和而又慈祥。
他的机械和刻板也算得上极具个性，同样令人记忆深刻。
德国的高速公路在全球各国中不仅密度最高，而且质量也最好（每公里的造价达1亿欧元，是我国西部地区造价的10倍以上）。可这老爷子不管你赶不赶时间，他只要连续开车达到4个小时，必定雷打不动地休息45分钟，然后再继续赶路，说这是法律规定的。
更有意思的是，从法兰克福到莱比锡的当天晚上，有几个同事要去听慕名已久的巴赫作品专题音乐会，想请他送上一程，这个意思由翻译几经交涉，并以中国方式苦口婆心地做了好一阵思想工作，他却始终如一说不行，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按照约定，他负责的是整个团队的正常出车，晚上听音乐会不是约定内的事，所以他不应该出车。同样的理由，当我们初到帕萨入驻宾馆后，部分同事想取用尚在车上的行李物品，翻译电话请他从约600米外的泊车处把车开过来以方便大家时，他也是一口回绝，坚持让我们自己去取，而不愿“辛苦我一个，方便一群人”。
“社会主义制度”过来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吗？
他的如此表现令人颇费思量。我很想了解他的专业背景（大概是学机械的？），但因语言障碍，而且也不便打听，我也就不好多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