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的起源
人类之思想，所以能高出于其他动物，而且进步不已者，由其有复杂之语言，而又有画一之文字以记载之。盖语言虽足为思想之表识而不得文字以为之记载，则记忆至艰，不能不限于单简；且传达至近，亦不能有集思广益之作用。自有文字以为记忆及传达之助，则一切已往之思想，均足留以为将来之导线；而交换知识之范围，可以无远弗届。此思想之所以日进于高深，而未有已也。
摘自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文字》(1916年)《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新潮社1910年版第36页
史传伏羲画卦，即是记号文字的开始……原人的记号，有结绳为符的，有刻在骨上的，有刻在贝壳上的，有刻在龟板上的，有刻在宝石上的，有刻在金类上的，亦有刻在木杆、木板上的。
摘自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2—343页
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孳乳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
摘自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1页
古代的刻石的记号，多作圆环形。此种情形，东西相同，几成为各部族的通象。由此可以断定人类实有些共通的观念与思想。但是这个观念自何而来？颇为考古学者所聚讼。有些有价值的考古学者说，这是天文的印象，即是太阳的记号。……更有些人说，在英伦三岛和印度寻出的记号，似是普通宗教上的象征主义，是一种神秘的键。由此说来，这种记号可认为世界上原始宗教中的一个的表意的表示。此宗教流被甚广，如今在印度还有留存者。但是这种宗教的解释，还有许多点未能说明，那些圆环每每接触的很巧，似是表明什么意义。将来这种奇特的记录必有愈益明了的一日。
摘自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1—342页
及至经验发达，不能单靠口头传述，直接记忆，从这一时代留传给别一时代，又社会扩大，人事增繁，不能单靠口头，维持这一地方和别一地方的关系和团结。于是单有语言，也还觉得不便。社会上便又有诉之视觉的文字语发生。我们常常简称它为文字。
摘自陈道望《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有些泥古的学人，很相信文字是仓颉造的，和普通人以为孔子造的一样。其实最初的文字，决不是一手一足之烈，而纯粹是由自然发生的。当我们的祖先，才会用肢体来描写一种物形的时候，他们对于物的观察，还不很正确，描写的技术也很笨拙。经过长时期的训练后，才能把各个物体画得逼真，……一见图就能叫出它们的名字，于是语言和图形就结合起来而成为文字了。
摘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72—73页
中国人对于文字的起源，大概在战国时就注意到了。《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是有些民族在没有发明文字时，用以辅助记忆的。中国，一直到宋以后，南方溪洞蛮族，述有用结绳的。据说，台湾、琉球等地，远至非洲、澳洲，都有这种帮助记忆的方法。南美洲的秘鲁，尤其著名。这种方法的地理分布很广，历史也很悠久。有些民族，利用绳子的颜色和结法，还可以精密地记下一些事情。……《系辞》所说，本只是推想，并非历史，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这种事情，是很难说的。战国时人也许只根据一些古代传说，也许听见过某一种未开化的民族用这方法，就以为我们的祖先也一定如此。但根据若干文字的解释，好像这种传说也许是可信的。……但是，结绳究竟不是文字。……到战国末年，学者间还盛传着仓颉作书的故事。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1页
可是本来作《易·系辞》的人，把书契的起源，却是估计得很迟。他说作书契的人是“后世圣人”，显然不是“古圣”，他又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显然不是“后世圣人”。许慎《说文解字·序》把庖牺造八卦，和造书契的故事联结起来，而把“后世圣人”直接改做“黄帝之史仓颉”，和作《系辞》的人的看法，也不至于距离太远。魏晋之间的人把古史拉长了，他们不满意这种说法，所以伪造孔安国《尚书传》的人，为了把“三坟”附会做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就不得不说伏羲是“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把造书契一事提前了，也不惜把《系辞》的文字硬改了。但是从来还没有人说八卦就是文字，这种附会，大概是宋代以后的事情。……八卦的起源，既是巫者用算筹排列出来的方式，用来做事物的象征，就和文字无关，而且巫术的盛行，恐怕就在殷时，文字久已发生，所以八卦的卦画，决不是文字所取材的。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7页
盖文字之未立，言语先之，文字起而代言，肖其声则传其义，中土文书，以形声字为夥，谓形声字声不寓义，是直谓中土语言不含义也，遂发愤求形声字之说。
摘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二）文字的发展演变
上古时文字都象形。墨西哥的古文，埃及的古碑，中国古代的文字(如洪崖石刻，在今贵州永宁州)，马画马形，牛画牛形，都是象形。
摘自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2页
近年以来，出土的龟版日多，此项发掘皆镌有象形文字，大都出于河南。河南为殷代故墟，故可认为殷代遗物。中外人士藏拓而研究之者，亦日益众。观此则龟版为用，在当时不仅为币，以之为种种纪录亦未可知。
摘自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8—349页
文字从起初到现在约略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一)记认时期，(二)图影时期，(三)表意文字时期，(四)表音文字时期。就是在今日通用的表音文字之前都曾用过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之前又曾用过别的几种图记。
摘自陈道望《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其次便是用种种的图影，写录种种的意思的时期，这是文字史前和文字史的过渡时期。故或划入史前，或划入史中称它为“图影文字”，说法颇不一致。……我们中国什么时代用过这类的图影，现在还未考究清楚。但据沈兼士氏推测，以为《虞书》上说的欲观古人之象而作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说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大约便是这一种图影。不过古代纯粹用这一种图影记事的古迹已经很难考见了。
摘自陈道望《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由原始文字演化成近代文字的过程里，细密地分析起来，有三个时期。由绘画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的兴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声文字的兴起到完成，是近古期。
摘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83页
原始文字，只有图形，是无可怀疑的。由各实物的图形里，用种种技巧来表现出更繁复的意义，于是有“象意”字的出现，文字的数目，因而有大量的增加。这种演进，当然又要需要很长的时间。
摘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75页
上古文字是用绘画来表现的象形和象意字，近古文字里虽还有象形和象意的留存，但重要的部分却是新兴的形声文字，由上古到近古的重大转变，是由绘画转到注音。
摘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10页
殷商文字是已发现的古文字里最古的一系，和原始文字较近，但形声字已很多，一部分的文字已有沩变，……。两周系文字，形声字大增，而象形象意字日渐减少，几等于消灭，文字的沩变则日渐加多。六国系文字，沩变最甚，同时又发现一种新的字体，即后世所谓“鸟虫书”。秦系文字，大体是承两周，但因日趋整齐的缘故，错误也就不少。
摘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3—34页
殷商系的文字，图形已极简单。四足省作两足，肥笔概用双钩，或省为瘦笔；正画的物像，改为侧写，以适应整篇文辞的书写；此类征象，已可证明这是很发达的文字，而尤其重要的，则是象形象意的文字日就衰歇，而形声文字兴起。这种变动，至迟起于殷初，或许更可推上几百年。在这种变动以前，是象形象意文字时期，更前则是象形发展到象意文字的时期。所以，我们在文字学的立场上，假定中国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备，至迟也在五——六千年以前(孔诞前三千五百——二千五百年)；而形声文字的发轫，至迟在三千五百年前(孔诞前一千年)。这种假定，决不是夸饰。
摘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79—80页
“分化”的方法，是把物形更换位置，改易形态，或采用两个以上的单形，组成较复杂的新文字。……由这种方法，常把一个象形文字，化成很多的象意文字。“物相杂谓之文”，这种文字是很复杂的，我们不妨叫他做“文”。除了在形体上分化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方法。“引申”是文字的意义的延展，例如“日”字是象形，在语言里，却可以用作今“日”的意义。“假借”是文字的声音的借用，饥如“羽”字是象形，借来代表语言里翌日的“翌”声。……形的“分化”，义的“引申”，声的“假借”，是文字演变的三条大路。
摘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35年)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89页
从文字本身说，我们目前能得到大批材料的只有商代的文字，这里包括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卜辞是盘庚以后的作品，器铭却只有少数可确定为商末。商代文字里还保存着很多的图画文字，过去有些学者因为不容易认识这些文字，就把它们认为是“文字画”——类似于文字的图画，乃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如其说商代还在文字画时期，文字只刚在发生，那就必须说商代还是一个未开化的社会。但是，事实上，商代已有很高的文化，我们从历史上，从遗留的实物上都可以证明。这种错误的观察者，第一，忽略了一切文化中的保守性，他们不知道这些图画文字仅仅是局部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原始时期的。其次，他们简直忘记了形声文字。在卜辞里已经有大批的形声文字，……形声文字的产生总在图画文字的后面。我把有了形声文字以后的文字，称为近古期，未有形声，只有图画文字的时期，称为远古期。那末，我们所见到的商代文字，只是近古期，离文字初发生时，已经很遥远了。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64页
从历史来说，历史是文字很发展以后才能产生的。中国的上古史，目前虽已没有完整的记载遗留下来，但是我们如果说距今四千年前已是有史时期，并不是过分的。卜辞里所记先公先王，一部分是在夏时；《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史记》对夏商两代的世系、年数和史事，都有过详细的记载；春秋时铜器铭辞记载禹的功绩，孔子称述尧、舜、禹；许多虞夏的文化，在春秋以后还保存着；这种种都可证明夏代已经是有史时期。同样，我们可以说夏时代，文字一定已很发展。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再从历法的发明来说：我们知道商朝盘庚以后，用的是太阴历，有大小月，也有闰月(十三月和十四月)，有六十甲子记日和记旬的方法，这已是一套很完备的历法了。历法当然不是短期里就能发展到这样的。我们知道商代建丑，周代建子，而在传说里，建寅是夏代的历法，所谓“三正”，孔子所谓“行夏之时”，现在我们还可以读到《夏小正》。虽然在传说里还有黄帝历、颛顼历等，不一定可靠，但如我们相信夏代已是有史时期，就一定得说夏代已有很完备的历法。但再望前古看呢，历法没有完备时，人们用的是记日的方法，和记月的方法。从甲到癸，他们认为有十个太阳，轮流着从扶桑出来照耀人世；从子到亥，他们又认为有十二个月亮。这种方法大概就是“羲和占日”和“常仪占月”。记日法是十日为一旬，一月分上中下三旬，没有大小月。十二月为一年，又没有闰月。这种粗疏的方法，所用“十日之号”，和“十二月之号”，都是原始文字，而也都是假借来的，……可见这种文字远在夏以前已经有了。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5—66页
这种文字史上常见的很微的差别，和改易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演化”。“演化”和“分化”不同，“分化”是产生出新文字来的，“演化”的结果，有时也会变成“分化”，但它的本身是无目的的，只是不停的改易而已。“演化”是逐渐的，在不知不觉间，推陈出新，到了某种程度，或者由于环境的关系，常常会引起一种突然的，剧烈的变化；……但最重要的演化，却容易被人忽略。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文字及其音读的类化，无论哪一个字，最初的时候，总不免为文人学士所诟病。结果虽然有些类化失败了，另一些类化却成功了。……错字和错音都是应该矫正的；有了一般人维持现状，文字及其音读才不至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认识类化的力量；有些类化法是得天独厚，大势所趋，恐怕不是人力所能挽回。自古以来，文字学家都不甘心承认这一个事实；但是，文字只是文字学家所研究的，而不是他们所创造的，更不是他们所能保持千古不变的。
摘自王力《汉字的形体及其音读的类化法》《国文月刊》第42期1946年4月
汉语里没有名词的变化，动词的变化等等，所以类化法非常罕见。至于汉字，却有不少类化的情况。又有一些字，因为字形对于心理的影响，发生音读上的变迁，这是由文字的类化引起语言的类化。
摘自王力《汉字的形体及其音读的类化法》《国文月刊》第42期194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