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烈妇，是指被侵辱后或怕被侵辱而其殉身的女子。她们性情刚烈，爱贞洁甚于生命，用柔弱的身躯捍卫儒家的妇德。
从贞妇到节妇，从节妇到烈妇，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苟刻。她们虽然做法不同，但她们不改嫁、不淫邪、杀身成仁，始终把贞操当做最高追求。
随着儒家妇德论的传播，我国封建社会出现了队伍庞大的贞妇烈女。据统计，被正史记载且有名姓的烈女，就有几万人之多。其中，有些节妇烈女的行为极为触目惊心，如为表贞洁而挖眼、断臂等，竟然也被儒家传为美谈。
丈夫死后，为了续香火，多数妇女要含辛茹苦地抚育孩子，但是在一个生产很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靠一个寡妇维护家庭，其辛酸苦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儒家赞美贞节烈妇的人格，虽然有利于维护封建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但给妇女造成的灾难太大了。已婚妇女为此蒙受痛苦，未婚妇女也要付出巨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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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自清
清朝女子贾荃，在婚前被污偷情不贞，且已有身孕。无奈，她只好去求县令老爷做主，县令让收生婆来做检查，收生婆却也说她已怀了孕。为自证清白，走投无路的贾荃最后从袖中取出刀，狠命地朝自己肚子上划去……
更有甚者，妇女出于守贞偏见，有病都不敢治，像元代马寡妇那样乳疡不医，忍受病痛的折磨和摧残。
贞妇、节妇、烈妇，虽然名目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自我献身，摆脱物利，追求道义。这“道义”不在世外，而在现实当中，是一种现实化的宗教品格，正是它造就了儒教的虔诚信徒。
⊙行为取向——儒士、隐士、名士
士，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以读书人为主。他们或为官吏，或为教师，或显达朝廷，或归隐江湖，虽然个人性情、职业、生存状况有所差别，但相似的教养、价值观、抱负等，却使他们的人生态度、行为取向、人格特征具有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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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名士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孔子，“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等，都是典型的士，是千百年来士的代表。
秦汉以降，儒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学问，所以传统的士基本上都是儒士。他们读孔孟之书，奉孔孟之道，唯孔孟之是非为是非，唯圣人之人格为人格。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士的根本人格就是“以道自任”，他们以儒学为皈依，内修其圣，外成其功。朱熹说：“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汉初儒士叔孙通奏请立朝仪，并亲率弟子演练，使汉高祖第一次感到做皇帝的尊贵。三国的诸葛亮、唐代的韩愈、明代的王阳明等，以道自任，欲挽狂澜；晋朝的祖逖，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也都实实在在地干出了一番事业。
儒士以道自任从三个角度体现出来：自我自身的角度；家族人伦的角度；天下国家的角度。儒士要自修其身，正心诚意，以德配尧舜；要理家治族，内修仁义，使兄弟相善、妯娌相亲、婆媳相容；还要出将为相，肝脑涂地，尽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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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儒士
孔子认为，标准的儒士，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邦不辱使命；稍次的，宗族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赞他礼敬兄长；再次的，说话算数，做事果决。很明显，孔子对儒士的看法，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对应的。
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最高理想，但出仕与否，也要视当时的社会情况而定。儒士应遵循孔子的教诲，天下有道则出仕，天下无道则“乘桴浮于海”。
隐士，有改朝换代之际不事新朝的，如伯夷、叔齐、黄宗羲等，广受赞誉；有和平时期超脱尘世、特立独行的，如陶潜、邵雍、李贽等，则颇多争议。
不过，无论怎样，隐士都不是儒家的叛逆，而是困苦条件下坚守的志士；也不是沽名钓誉的狂徒，而是通晓进退玄机的智者。不过，儒家始终认为，士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而应努力追求“兼济天下”，永远不失救世之旨趣。
名士，魏晋时期一群轻礼教而任自然的文人。他们蔑视世俗，不事王侯，清高自傲，不追求修养，不重视事功，也不与帝王将相合作，甚至极尽轻蔑和嘲讽，表现出和儒士的内圣外王很不一致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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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阮籍二三事
名重一时的钟会去拜访嵇康，他竟然蹲在地上打铁，根本不搭理钟会。
山涛举荐嵇康为官，嵇康竟写下绝交信，连山涛带汤武都给嘲弄了一番。
司马昭想与阮籍联姻，阮籍却连醉两个月，司马昭没机会和他谈，只得作罢。
大家谈论某某杀母，阮籍出语雷人：“唉，杀父亲还可以，怎么杀母亲呢！”
名士崇尚空谈，消极避世，忘情山水，醉心老庄，很多人斥其为反儒的罪人。他们批评名士：“宇宙内皆儒者事，奈之何洁身娱己，弃天下理乱于不闻。”
不过，实际上，名士并不真正反儒，虽抛弃了礼教的外壳，但仍以内圣外王为价值取向。例如，他们反对司马氏的巧取豪夺，痛恨门阀士族的腐朽堕落，都是以仁义道德为评判标准的。可以想见，若真有“圣王”出现，名士们定会出仕。
所以，名士也是儒士，是隐逸而不拘于小节，但又很有个性的儒士。真正的儒士、隐士、名士在人格上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因环境不同而表现不同罢了。
■ 逢乱世衰，当治世兴 ■
纵观历史，每逢乱世统治者便弃儒家学说不用，每逢治世统治者则对其推崇备至。为什么会这样呢？只因从孔子开创儒学到清末康、梁改造儒学，儒学便时常触及统治者敏感的神经。统治者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儒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春秋时期，圣人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并率弟子周游列国，希望能得到侯王的重用，但他的“仁”的学说，并不适合那个乱世，结果四处碰壁。战国时期，亚圣孟子的遭遇与孔子差不多。他游说各国君王，同样无功而返，最后以著书讲学了却余生。
终于，秦王嬴政依靠法家思想一统天下，成为了始皇帝。秦始皇虽然兼并六国，但短命的秦朝却难以称得上是治世。秦始皇为防范六国遗民的反抗，对民众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加身，并毫不客气地“焚书坑儒”，其倒行逆施将其拖入了迅速衰亡的深渊。
由秦入汉后，高祖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兼用黄老之学和儒家“仁政”学说。儒士叔孙通、陆贾等人先后被汉朝统治者重用，儒学自此开始登堂入室。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汉朝更是堂而皇之地设立了儒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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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从权变
刘邦本瞧不起儒学，但善于权变的儒士叔孙通，却投其所好，采用礼仪而非礼德的方式，改变了他对儒学的认识。叔孙通先带领一班儒生制定了朝仪，以维护君臣的等级秩序。朝仪一经演示，就获得了刘邦的肯定。儒学的礼仪、礼规充分地满足了他家天下的贪欲，使他享受到了身为皇帝的尊严。
维护封建宗法制的儒家学说，恰好适合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一代鸿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了正统的意识形态。从此，儒家学说便成了封建统治者的护身符。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一统的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个时期，封建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儒家学说也由此失去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成为与道家玄学和佛教思想并驾齐驱的一门学说。
隋唐重新统一中国后，儒学再次回到了正统的地位，重新受到重视。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势力过大的教训，宋朝为进一步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尊崇儒学，在政治上重用儒生。由此，儒学日渐兴盛起来，二程、朱熹集儒家大成，发展出理学。
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发展到了极致，最高统治者完全把儒家学说纳入了政治的轨道，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如明朝的八股取土，使儒学成了应付科举的摘句之学；清朝则大兴文字狱，使士人三缄其口。学者们的思想被钳制，儒学渐渐走向没落。
到了清末，君主专制眼看要走向衰亡，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妄图将儒学加以改造，以延长腐朽的君主制的寿命，但最终化为泡影。
可见，儒家的兴衰成败与统治者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而统治者对儒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