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子百家中，法家以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等观点而卓立于世。法家的观点新颖、独特而激进，后人对它褒贬不一，但它确实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家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正式创立者是战国初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战国末年的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 中国法脉——古今法家流变史 ■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政治经济改革也多姿多彩。当时，已沿袭千年的奴隶制生产方式遭到破坏，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勃兴。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政治制度作出相应的变革。于是，此起彼伏、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涌起了。500年间，各国累计变法近百次，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自觉、更有声势。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变革，秦穆公任用百里奚、孟明视变革，郑国的子产变革，吴、越两国的变革等，都收到了不同程度的效益。战国时期，李悝、吴起施行了颇有特色的变革，而商鞅变法则是内容最丰富、规模最浩大的革新高峰。商鞅之后，秦国迅速强大，开始了兼并和统一的战争，诸侯大都处于戒备状态的守势，各国的实际改革转入了万马齐喑的状态。
那时候，以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猛烈地冲击着旧的宗法等级和分封制。他们主张“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仁政”和“人治”，在“受命于天”“恭行天罚”的神权法思想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宗法等级原则下，徐徐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儒学大师荀子则既“隆礼”又“重法”，主张以礼为主的儒法合流。
韩非子对实行“法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论述，比前期法家更系统、更深入；在如何推行“法治”方面，也更完备、更具体。他总结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完备体系，这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基础。
先秦法家完备的变革理论和率先垂范，辐射后世，影响异常深远。变革则强，不变则亡的意识深入人心。后世变革者都从先秦著名的法家那里汲取胆识和经验，一些改革思想、改革措施很多都是对先秦改革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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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
秦朝统一全国后，制定《秦律》，使各方面“皆有法式”。秦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把法家思想推上高峰，出现了极端的专制主义，但其只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做法，反而阻碍了法治思想的合理发展。
从西汉到隋朝，改革处于低潮，仅有少数开拓型的政治家偶尔进行少量变革。如王莽改制、曹操变革、诸葛亮治蜀、北魏孝文帝改革。
王莽不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其改革思想完全是儒家的复古主义。这使他既想在儒法合流的基础上全方位变革社会，却又泥古不化，从而导致了变革的失败。相比之下，曹操、诸葛亮的改革要冷静得多、实际得多。他们“术兼名法”，运用法家的一些变革性来改良其政治，既凌厉又切合实际。曹操“唯才是举”，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的统治者都非常腐朽，只有腐化、奢侈、动乱、死灭，哪有什么变革，只有北魏孝文帝向先进地区学习，施行均田制、三长制，并改变鲜卑旧俗，主动敞开大门，变被动落后为主动进步的变革，成就相当突出。
到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的变革走向了又一次高潮。隋文帝终结了南北朝混战，开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变革，一反混乱奢侈之风，给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唐太宗和武则天则围绕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展开，体现了可贵的民法思想，将进取性与科学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开创了“贞观之治”，一个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晚唐至宋初，变革似乎沉寂，但却酝酿着巨大的变革浪潮。北宋时，范仲淹首先尝试变法，矛头直指庞大低效率的官僚体制，屡经险难最终失败。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则是一场影响大而深远的变革运动，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全面铺开，基本上改变了“积贫”局面，但由于新法触犯了腐败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在其猖狂反扑下失败。
不难发现，唐太宗、武则天的政治变革都是皇帝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以皇权的极大权威一贯到底，因而变革取得了胜利。范仲淹、王安石的变革，是由大臣设计并推行的，一旦皇帝不再支持变法，他们也就没有丝毫的权力和扭转劣势的办法，变革大业难免毁于一旦。
从元朝至近代的变革，则先沉闷、后激进。自元、明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历史处在黑暗无比的封建社会末期，保守势力拼命地维护旧制度，在变革方面只有张居正企图力挽狂澜。
近代以来，国民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一连串的改制实验。先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等人，杂糅西方和古代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对政治和社会实行了一些改革。后来，洋务派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机器、引进技术，推进洋务运动。
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不满于洋务派只在工业上小打小闹，主张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实现总体性的“全变”。他们幻想依靠皇帝完成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百日维新就在无情的守旧势力的镇压下流产了。
新与旧、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必然会有长期的、反复的冲突与斗争。近代改革从太平天国、洋务派到维新变法都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但是改革一步，社会就前进一步，离光明更进一步，这就是历史的总趋势。
■ 法家先驱——从管仲到申不害 ■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制、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诸侯各国的思想家进行着激烈的思想大论战。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在治国方略的选择和运用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的核心是法家的“法治”与“德治”之争。
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正式成立于战国时期，但论其思想渊源，则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伴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各国都涌现出一批主张政治变革的改革家。其中，最早提出“以法治国”主张的思想家是时任齐国国相的管仲。
管仲以尚法、重法而著称，他反对把“礼治”作为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主张治理国家应当以法为依据，任法而国治，舍法而国乱。管仲以尧舜先帝所谓法治盛世和现世弃法而治的危害，极力劝说齐桓公实行法治，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这是君主“富国强兵”的良策，这种把法当做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手段，极大地提高了法律的权威，也隐含着法律至上的思想。
慎到，战国时期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他早年曾学黄老之术，但他实际上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慎到也和道家一样主张国君“无为而治”，但他的目的在于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臣下的才能，以达到“事无不治”。
慎到在主张“无为而治”的同时，也极力提倡“法治”，认为两者是统一的。他强调官吏要“以死守法”，坚持法治；百姓要“以力役法”，按法律规定出力服役；国君则要按照“道”进行变法，因为“守法而不变则衰”。
此外，慎到还非常重视权势的作用。在权势、君主、策略手段等因素之中，他把权势放在首位，认为权势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从事政治和推行“法治”的关键，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或者才能的优劣，而取决于君主权势的大小。他认为，凭“贤”和“智”都不足以制服臣民，只有权势才能制服臣民。
慎到把君主和权势比喻为龙和云雾，飞龙有云雾的凭借，就能在高空飞舞，一旦云消雾散，龙就和地上的蚯蚓一样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会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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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要“操杀生之柄”
从前，司城子罕辅佐宋君，一次他对宋君说：“国家社稷的安危，百姓的治理，都取决于君王施行赏罚。用官爵来赏赐，是人民所喜欢的，就请国君您亲自执掌，至于杀戮刑罚之类是人民所怨恨的，就让我来担当吧。”宋君说：“好，我来做好人，你来做坏人，这样一来我知道诸侯们就不会嘲笑我了。”但当国人都知道生杀大权掌握在子罕手里后，大臣们都亲附子罕，百姓们畏惧子罕，不到一年的时间，子罕就将宋君的政权夺了过来。
申不害，郑国人，出身低微。他早年学习过道家思想，擅长黄老刑名之术，主张将法家的法治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结合起来，是法家中主张“术治”一派的代表人物。郑国灭亡后，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国相，主持变法改革。申不害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加强君主集权，并且认为君主要治理天下，必须掌握统治之“术”。
申不害的“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百官，驾驭臣下的手腕，也就是权术。这个术主要是对于官吏臣属而言。法要公开，术则要藏于君主胸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申不害的“修术行道”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被称为“阳术”；二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称为“阴术”。
申不害倡导君主“无为”，但大臣必须有能力。他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符，即根据官吏的职务要求来考查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然后才能授官。他还要求君主“操杀生之柄”，即掌握生杀大权，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君主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同时，为了防止某些权臣专权、揽权，甚至进行篡权活动，申不害提出国君要善于控制臣下，及时发现臣下的阴谋，为此就需要设一些耳目，及时了解、掌握臣下的情况。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但这种政策却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攲而天下靡”。
君主本人的才能决定了“术”：君主本人公正有道、有能力，国家就会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这造成了申不害用“术”有余，定法不足，所以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又衰落了。
■ 集大成者——法家巨子韩非子 ■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被世人尊称为“韩非子”。
据《史记》记载，韩非自小患有口吃，不善言谈，但文章写得很好。他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为改变韩国政治腐败、国力衰微的状况，他曾经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均未被采纳，于是退而写成《孤愤》《五蠹》《说难》等书。
韩非写的书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了之后感叹说：“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与之交游，即使死了也无遗憾。”为了得到韩非，秦王派兵攻打韩国。韩国只好将韩非送到秦国，秦王非常高兴。
李斯怕自己的地位被韩非夺去，便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韩非入狱后，李斯又暗中送去毒药，逼他自杀了。不过，韩非虽死，他的理论却被秦始皇和李斯采用，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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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
韩非第一个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理”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把各种不同事物区别开来。既然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因此办事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他又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都听从自然是不行的，必须利用或创造工具去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服务。
韩非认为，法是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必须以法治国，一切皆断于法。为此法不仅要不厌其详，公之于众，还要随时而变。他特别强调变法，以便使法与时代的需要相符合，君主立法时必须要顺天道，随时变，因人情，循事理，量可能。他强调，在执法上，必须赏罚分明，不得徇私；并主张重罚，以苛刑服人。
韩非倡导耕战，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实力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建立强大的军队才能一统天下。在社会的诸多要素中，唯有农与兵、耕与战才是力量的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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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之说
韩非以楚人出售盾和矛的故事为例，首倡“矛盾之说”。他认为，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祸与福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强与弱的转化则取决于是否有严明的法制。在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中，内因起决定作用，但外因也是不可忽视的。
韩非还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推到顶峰。他认为，君主应该独掌一切权势，应掌握最高和最后的决断权。为此，不仅要在政治上支配一切，而且要控制人们的生计，还要统一人们的思想。他曾明确提出“言执于法”和“以吏为师”的主张，从而为禁绝百家和实现文化专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他还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进化观，强调时代在变化，治国之道也应随之变化，不能守旧泥古。他说，如果在夏朝还有人在树上架屋，钻木取火，一定会被尧、禹嘲笑；而在商、周，如果还有人像舜、禹那样治水，也一定会被汤、武批评。同样，如果在今天还有人称颂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必被当代的圣人当做笑料。他认为，圣人不应因循旧制，墨守成规，要根据当今社会的实际，制定相应的措施。
在法治理论上，韩非继承荀子的“隆礼重法”的观点，尤其是综合吸取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理论体系。
■ 改革实践——勇于打破旧制度 ■
法家就是变革家。上下五千年，尽管受到种种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尽管变革中伴随着艰难的阵痛，但法家从未放弃变革图治、革故鼎新的努力。他们不断奔走呼号，提醒统治者与世人，改革是合理的，更是必须的。
春秋时期，管仲任齐相后，对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经济上，废除公田制，按土地肥瘠收取赋税，提高了百姓耕种的积极性。设立盐官和铁官，专管煮盐和制造农具，并大力发展渔业。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鼓励商民与境外的贸易。这些变革使齐国的经济迅速壮大。
在政治上，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工商乡6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15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划分为邑、卒、乡、县，10县为1属，全国共有5属，设5位大夫管理。这5位大夫每年要向国君述职。
在军事上，将行政上的保甲制度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起来。每年春秋，军队通过狩猎进行训练，以提高战力。百姓不准随意迁徙，近邻之间要守望相助。容许犯罪之人拿盔甲和武器来赎罪，以补充军队装备的不足。
经过改革，齐国国力很快强盛起来。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策。尊王，就是举起拥护周王室的旗帜，借周天子之名号令天下，称霸诸侯。攘夷，就是带头讨伐内侵的北方游牧民族狄人和戎人，以争得各国的拥戴。
此后30年中，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先后主持了多次各诸侯国的会盟，还曾辅助拥立周王室，成为公认的霸主。管仲为齐国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