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集录》，南宋宋慈著。它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国外最早由意大利人菲德里写的法医著作要早300多年。《洗冤集录》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它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它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
《本草纲目》，药学著作，共52卷，明李时珍撰。全书近200万字，载有药物近2000种，收集医方上万个，绘制精美插图上千幅。它是作者在总结前人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结合长期学习、采访所积累的大量药学知识，经过实践和钻研，历时20多年编成的一部巨著。书中不仅考察订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提出了较为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融入了先进的生物进化思想，并反映了丰富的临床实践；还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天文学、气象学等领域，是一部世界级的博物学著作。
■ 医药禁忌——宁信其有，勿信其无 ■
我国历史悠久，在医疗卫生习俗中有着名目繁多的禁忌。其中有些带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但也有一些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对这些禁忌，人们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即使明知其未必是真，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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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不施方
古代医家宁可送人以药，也不愿授人以方，因为送人方子就等于是砸了自己的饭碗。另外，医家忌讳过年出诊，怕“触霉头”，除非给双份诊金破灾才行。正所谓“医不叩门，有请才行”，平时出诊忌敲患者的门，因为叩门等于主动找人看病。
医家认为，男女房事是养生的关键内容，与此有关的禁忌很多。如“百里行房者病，行房千里者死”，就是说长途奔波之后不宜行房。另外，醉后饱后忌行房，否则会损伤五脏。眼病未痊愈也忌行房，以防失明。筋骨受伤后三个月内忌行房，百日内行房者死，刚过百日就行房可致残废。行房的场所忌阴冷，行房后感冒风寒忌吃冷食、忌喝凉水。以上的禁忌中，迷信成分较少，多与生理健康有关。
关于药的禁忌，主要是抓药时药方不能反叠，否则药与病反，没有功效；抓好药后要直接回家，不能提着药包去串门，否则对方会认为你给他家带来了晦气，也不宜放在自己的锅台、窗台、炕台上；煎药剩下来的药渣最好端出去倒在门外的大路上，最忌把药留在家里过年，否则就会认为新的一年家中将不断有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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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畏”禁忌
民间用中草药治疗疾病，以内服为主，用药十分谨慎，有许多禁忌。如按照中医理论，用凉药去火。如果用反了，就会火上浇油。用药最大的禁忌是“药性相反”与“药性相畏”，俗称“十八反”“十九畏”。
关于忌口，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治病期间或病愈一段时间内不准吃某物。如斑疹疮毒之类，忌食鱼虾等“发物”，以免病情加重或复发；一些慢性病愈后，不能吃猪头肉，食后易旧病复发。二是服某种药物后忌食某物，以免影响疗效甚至引起死亡。如服茯苓忌食醋，服黄连、桔梗忌食猪肉，服薄荷忌食鳖肉等。
孕妇在饮食方面，忌食兔肉，恐小儿豁唇；忌食驴肉、马肉，恐孕期延长；忌食鱼肉，恐生下孩子易得皮肤病等。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孕妇想吃什么就是胎儿想吃什么，如果吃不到，胎儿就会急出红眼病，因此在民间，孕妇特别想吃的东西，就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她吃到。
在中国古代，医诊妇人不得以手近其身。《后汉书》记载，有一位李将军，他的妻子病了，请华佗视脉，就是用眼睛看脉，而不能用手触摸。华佗看了后，说是男孩儿，并请人用手摸孕妇肚子，在左是男胎，在右是女胎。结果非常灵验。
唐、宋时期，医生为妇女看病把脉，病人往往睡在床帐里，只伸出手让医家搭脉，身体并不外露。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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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诊病
《红楼梦》中写道，宝玉丫鬟晴雯病了，宝玉让人从外面请了一个医生，当太医进来时，“这里的丫鬟都回避了，有三四个娃娃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去”。
可见，古代为妇女医病有很多规矩，特别是有些妇女病，或某些部位的病，女病人不便启齿。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妇科医生都备有一个木雕、牙雕或瓷的全裸女偶，形象逼真，病人如有不便口叙之处，只是指一指女偶身上相同的部位就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封建习俗受到冲击，妇女治病比以前开放多了。医家们再也不用视脉或隔着帘子给妇女把脉了。
■ 上医医国——古代医家的人格追求 ■
俗话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中国古代很多医学家出身于儒，后因种种原因由儒而医。如东汉的张仲景、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王冰、宋代的许叔微、金代的成无己、明代的戴思恭等，成为良医是他们的一种心理慰藉。《国语》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于是，“上医医国”便成了古代医家的最高人格追求。
医学虽然是一门自然科学，但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就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性。古人对医学的社会功能早有概括，认为医学可以“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
中医是在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理论体系，其观念中的人文世界是极为丰富的。中医在医理上与儒学有诸多相互融合、渗透的地方。《礼记·大学》指出，儒家学者的最高人生目标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医家与之有着共同的目标。
相的贤明与否，关系到国家天下的安危，医的良庸则关系到人的健康寿夭。同时医学作为“仁术”，通过医学家的活动，将仁爱之心播散到黎民百姓中去，即《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张仲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孙思邈“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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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如同治病
治天下其犹医乎？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殷之政尚质，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钳天下；天下苦之，而汉乘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郁离子》
医学使家庭亲睦，人伦有序，以此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从而充分体现其社会功能。故治国与治病是相通的，医国与医人是相互吻合的。故《医学心悟·序》曰：“相之良，则安天下；医之良，则自乡而国罔不获济。”因此古人有“医良则相，庸则匠”之说。
“上医医国”在社会上影响颇大，一些文人志士每以“活国医”“医国策”自诩。黄庭坚说：“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陆游说：“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弃疾说：“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
受这种氛围的影响，一些医家提出要“以医理论国事”。《史记》中提到，伊尹在向商汤陈述治国之策时，曾以医为喻：“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清代医家徐大椿的“医道通治道论”，则专门探讨了治病与治国的相通之处。“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
以医理论国事，体现了古代医家的参政议政意识，如元代许国桢、明代戴思恭等还亲自参与了国事。“药王”孙思邈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钻研医道，济世救人，成为“上医”，充分体现出古代医家人格价值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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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人生百态
—— 体味尘世酸甜苦辣
纷繁驳杂的三教九流，流落民间，逐渐演化为下里巴人的各色人群、职业和行当。他们中既有文人、官员、师爷、塾师、丹青，又有武人、镖师和农人；既有商贾、药铺、当铺，又有优伶、风水先生、算命先生和厨师；既有媒人、丫鬟、娼妓、宦官，又有赌博、帮会、恶棍。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绚丽鲜活而又五味杂陈的世态风情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