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我国从虞舜时代就已有官学。只是，后来私学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在私学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孔子、王守仁、王夫之等许多名师，但更多的是些不知名的塾师。他们在整个私学教育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对待教师要像侍奉父辈一样，“事师之犹事父也”。
■ 私塾教育——家塾、村塾和义塾 ■
私塾是我国旧时私人开办的学校，是当时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民间学堂。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名塾师，学生在一二十人左右。私塾一般是利用庙宇或塾师自家的房屋作为教室，课桌、椅子都由学生自带。为了便于监督学生学习，塾师的桌椅设在学生座位的后面，书案上放着笔墨砚台和戒尺。
塾师采用个别教学，学生每天的学习不是念书背书就是练习书法。他们念书时，摇头晃脑，朗声诵读；背书时，面对塾师叉开双腿，反背两手，背错了，塾师就会用戒尺打手心或罚站关学。塾师对学生很严，因为他们相信“严师出高徒”。
自唐宋以来，“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塾师仍受到社会的尊重。塾师一般包括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等各种人。随着社会的变迁，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日渐淡出，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明清时期的经馆深受科举的影响，以八股能手为良师，塾师名望的高下由学生科名的多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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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师做兼职
除了少数有功名的高级塾师外，当时民间的多数塾师没有功名，在农村教馆，收入微薄，家境贫寒。他们有的还要耕种几亩薄田，且耕且教；有的到学生家吃轮饭，或由学生凑给一些米食、蔬菜，仅能果腹；有的兼行医看病、看风水、代写公私文书、占卦等以增加收入。
私塾教育属于启蒙教育，起源很早，唐代即“许百姓任立私学”，明、清时更加普遍，有些教师还自己设馆授徒，人数多少不一。私塾大致可分家塾、村塾和义塾三种。
家塾是聚族而居的同宗族人，在村里为族中子弟所设的学校，规模较大，学生也多，但是一些官宦豪富、地方士绅，常把塾师请到自己家，专教自己的子弟。
村塾是乡村中小户人家为了保证子弟的教育，合请一位塾师开课讲学。塾师或为本村读书人，也可为外村人。上课地点选在村庙，因为庙里有空房子。
义塾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学校，可分三种。一种是在孤儿院或清节堂里设立的学校，纯粹是慈善性质。一种是富人、乡绅出资办义学，请老师来讲学，教授的对象为贫寒子弟。如清代的武训行乞办的就是“义学”。还有一种“义塾”，是本族中某一老祖宗，在世时考虑到家族今后兴衰，族中子弟贫富不匀，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便兴办义学，学校经费或由族中人分摊，或由族中的共同财产支付。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上的就是这类“义塾”。
■ 族人学校——从《红楼梦》看家塾 ■
《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秦锺说：“我们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子弟们中亦有亲戚在内，可以附读。我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现也荒废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温习旧书，待明年业师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读。”
贾宝玉所说的家塾，实际上也是义塾，原系贾家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家境贫寒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都要捐助银两，以为办学费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当时在家塾中司塾的是当时有名的老儒贾代儒。
贾家的家塾条件较好，还管茶饭，所以同贾家稍有关系的亲友，都想方设法让子弟进家塾来。不过，这种家塾，只有本族人才能免费入读。例如，秦钟虽是贾家的亲戚，但他入塾照样要付钱。书中说：“（秦钟的父亲秦业）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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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复杂的家塾
贾家虽是大户人家，但家塾中生源复杂，连呆霸王薛蟠也在内。他们“假说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二日晒网，白送些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儿进益……”家塾里各色人都有，连搞同性恋的都有。学生中斗鸡走狗、拈花惹柳、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
家塾中所用教材，与其他私塾大致相同，但塾师也可自订，东家也可增添科目。如《红楼梦》中就写道，贾政问宝玉的跟班：“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那个跟班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奉《诗经》……”贾政就说：“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虽然贾政那么说，但其实贾府对私塾老师还是很尊敬的。例如，私塾先生的孙子死了，“贾家众人齐来吊问，荣国府贾赦赠银二十两，贾政亦呈二十两，宁国府贾珍亦有二十两，别者族中贫富不等，或三两五两，不可胜数。另有各同窗家分资，也凑了二三十两。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
这贾代儒虽是贾氏族人，如不是他在家塾里当先生，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给他脸面。贾府虽是大户人家，对私塾先生也是很尊敬的，而一般农户乡民，对私塾先生则更加尊敬了。
■ 有苦有乐——近代名人笔下的私塾 ■
近代，有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作家，如鲁迅、钱穆、陆文夫等，他们深厚的旧学基础都得益于童年时的塾师，而他们成名后回忆起幼年时的私塾经历，往往既对那种落后的教育方式予以批评，同时又对那段童年回忆带有难舍的感情。
鲁迅曾就学于“三味书屋”，他在《朝花夕拾》中回忆起自己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尊敬的心情，认为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国学大师钱穆所读的家塾，当时在江南极为普遍。有些家塾先生是本村人，早上来，晚上归，但大都住在私塾里。他曾在一本书中写道：“因离室小便，归座，塾师唤至其座前，曰：‘汝何离座？’得击早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室小便，溺裤中尽湿。……年终，先父因谢师歇塾。为余兄弟学业，移家至荡口，访得一名师，亦华姓，……进余年八岁，师为余讲《史概节要》及《地球韵言》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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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席、学究
塾师也叫西席、西宾、私塾先生、教书匠或村学究。如《水浒传》中的军师吴用，人称智多星，原先是个私塾先生，又称为吴学究。一般而言，主人为“东家”，宾客次于主人，故称“西席”或“西宾”。唐人柳宗元诗：“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保事乞西宾。”
著名作家陆文夫写有一篇以“乡村塾师”为题的文章，记叙了他小时候遇到的乡村塾师。陆文夫上的是村塾，一位富有的农民利用自家的房屋，为全村孩童请来一位塾师，事先谈好束脩、饭食，然后再与村民们分摊，富者多出，贫者少出，办学者决不从中渔利。教室共有三间草房，其中一间是先生的卧室，课桌和凳子各家自带。
入学第一件事便是拜孔子，拜时点燃清香一炷、蜡烛一对，献上供品三味：公鸡、鲤鱼、猪头。拜完孔子便拜塾师。陆文夫写道：“秦老师教学确实是因材施教。我觉得他什么都会。他写得一手好字，替人家写春联、写喜幛、写庚帖、写契约、合八字，看风水、念咒画符、选黄道吉日，还会开药方。”这样的塾师现在已很难找了。
书画家谢稚柳的启蒙先生是一位晚清进士，也是江南有名的学者和诗人。他开塾讲课，收有几十个年龄不一的学生。谢稚柳回忆说：“他对我们作文的要求极严格，每隔一周，就给我们列出一串题目，其中有诗题，有文题，还有赋题；倘如谁作文马虎，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马上把你叫进书房谈话。所以，每次做作文，我们是不大敢敷衍的。”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说：“不过值得感谢的事也是有的，例如老师教我作文要先读《论说文范》。尽管开头是‘呜呼’，结尾又是‘呜呼’，课文自身对我缺乏魅力；但作文要讲究点逻辑，这一点对我现在还有益处。”
■ 识字写字——私塾教育的启蒙活动 ■
私塾的教育方法是采取个别教学，学习年限没有定规。私塾用的教材，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而定，一般来说，启蒙的学习《三字经》《百家姓》，中等程度的学习《千字文》《唐诗三百首》，高级程度的学习“四书五经”。
私塾教育从识字开始，教本多是《千字文》《百家姓》等。据说，汉武帝时，才子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文中没有一个重复字。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颇有文采，大笔一挥写成《急就篇》。后来，这两篇文章，也被当做天下儿童村塾的识字课本。
我国历代都重视识字教育。南北朝以前，学童人人诵读《急就篇》；齐、梁以后，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编写的《千字文》大盛，村塾中开始齐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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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与“斯”
有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来到一巷口，看见墙上写着“此路不通”四个字。他问在旁玩耍的几个孩子是否认得，一个孩子答道：“我刚读完《论语》，只认得下面三个字，第一个字《论语》中没有，所以不认得。”乾隆不信《论语》中没有“此”字，后来一查，果然没有，原来《论语》里在该用“此”字的地方，都用“斯”字代替。
宋代又推出了《百家姓》，比《千字文》更普及，时人称为“村书”。那么，《百家姓》第一句，为什么说“赵钱孙李”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市井所印《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钱俶）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钱镠）而下后妃”。
塾师教字时，先把常用的字用正楷写在一寸见方的厚纸上，让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等认识两三百个基本字以后，才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识字课本。这几本书读完以后，再读些四言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认字以后，还要会写字，学生一早到塾里，先练习写毛笔字，从“描红”到“眺格”，认认真真地练，直到能写出一手好字。
但是，由于教育方法太死板，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进私塾，花几年时间，有时甚至都练不好识字、写字这两个基本功。
■ 落魄文人——私塾先生的主要来源 ■
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小的私塾，以及规模大、学生多的郡学乡校，都不许官员来专职教书，偶尔来教是可以的。同时，名声很大，即便授徒千余人的教书人，一般也不能当官。
例如，汉代的孔光，很有学识，但他担任尚书，因而不能出来当教授。后来他当了客卿，便可以为门下诸生讲问析疑了。另外，汉代的列侯，居家的可以以教书为业；一些继承爵位但无官职的，也可以居家教授。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一官半职的人，谁又愿意去当私塾先生呢？一般只有那些落魄学子、穷酸秀才，为了养家糊口，才不得不靠教书挣点微薄的薪水。
张宜泉是曹雪芹的好友，也是一位教书先生。他身世可伤，家庭多故，嗜吟好饮，不肖不材，坎坷穷愁，孤独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壮怀，诙谐放达，而不为世所容。
他13岁丧父，才得成人，又遭丧母之痛；兄嫂不容，逼迫分居。因毫无赡养，不得已觅馆课童以自活。他是“家门不幸，书剑飘零，三十年来，百无一就”，在塾馆里虚度半生，而诗文却写得很好。
他曾写道：午床簟展小堂空，柴米只争终日贵。妓楼鲜润榴裙雨，隆煞先秋蝉噪急。积闷难消睡课中，人家益较去年穷。僧寺清凉蒲笠风，一声声出碧梧东。这首诗多多少少地反映出了一个乡村学究的生活状况和伤时愤世之情。
私塾先生中有些是屡试不中的老秀才，他们满腹经纶，只是考运不佳，只好退而教塾；还有一些是落魄文人、迂儒等。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暂时的，权作过渡之计。
例如，《水浒传》中的吴用，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作掩护，暗中干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大事。如遇到江湖要事，课也不上了。书中第十四回说，吴用为了和阮氏兄弟商议劫取十万生辰纲之事，“挂了铜链在书房里，吩咐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上书斋门，将锁锁了，同晁盖、刘唐到晁家庄上。”
又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周游各地，“在旅店偶感风寒，愈后又因盘费不继，正欲得一个居停之所，以为息肩之地。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递将雨村荐进衙门去”。贾雨村得以结识贾府，以此为跳板，又去升官发财了。
■ 清贫生活——待遇不高但较为稳定 ■
私塾先生的待遇不高，但还是相当稳定的。学生随师学习，要付一定费用，并要向老师送礼物，这种礼物古人叫“束脩”。春秋时，孔夫子教学生读书，就收取学生的束脩，他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就是十条干肉，这在那个时代已是相当不错了。
清代“清节堂”堂规中有一条说：“本堂门外设立学堂，延请名师训教孀妇之子读书明理，每岁束脩足钱二十四千，按月致送；开馆贽敬一两，三节节敬每节钱一千文；塾师家有正事，送份四钱。定于每岁正月十六开馆，十二月二十日放馆。”
清代还有一条关于塾师待遇的资料。尹绾在城南开了一家私塾馆教授生徒。由于该馆地段好，靠近闹市，而且尹绾颇懂教育之法，来学习的人很多，学业多有所成。他的收费标准是，每个本乡学童从读一年，“岁奉钱四百或八百至千钱，则已丰”。
上述两条材料中，私塾先生的收入相当，一个是在族馆中教读，一次性收薪金二十四千；一个是在自己家中开馆，每人平均八百，收二三十人，也将近二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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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罗布、锣钹
古时候，有个小气的东家，请家教先生吃饭每次都吃萝卜，先生很不高兴。一次，东家请先生便酌，欲考学生功课。先生预先关照小孩：若父亲要你对对子，你看我的筷子，我筷中夹什么菜，你就对什么。吃饭时，父亲讲“枝桃”，学生见先生筷子正夹着萝卜，便对“萝卜”。父亲说：“不佳，但过得去。”又说：“绸缎。”学生仍对“萝卜”。父亲不悦地说：“绸缎如何对萝卜？”先生帮学生辩解道：“萝是丝罗之罗，卜是布匹之布，有何不可？”父亲无奈，又出对子说“钟楼”，学生又对“萝卜”。父亲摇头，先生又为之辩解：“萝乃锣鼓之锣，卜乃铙钹之钹，有何不可？”东家又出二字“岳飞”，学生又对“萝卜”。东家大怒，责问先生：“你为何一直用萝卜教学和对对子？”先生说：“你天天叫我吃萝卜，好容易请客，又叫我吃萝卜，我眼睛看的也是萝卜，肚内装的也是萝卜，我怎么能不教你孩子萝卜呢？”
《儒林外史》中的村学究周进，薪俸则是“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饭钱）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约定灯节后下乡，正月二十开馆”。这位先生的束脩似乎少了一些。
学生到私塾读书，多少都要送上一份“贽敬”。有本书中写道：“开馆那日，申样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拜见先生。众人各自散了。周进上位教书。晚间学生家去，把各家贽敬拆开来看：只见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
自开私塾的先生，费用全靠学生上缴；而家塾或义塾，食宿都由东家供给。如东家富裕，出手又大方，则日子好过一些。塾师除一日三餐之外，还有点心、茶水供应无缺：有些大户人家，还有佣人专门伺候塾师。塾师的薪俸可以全部拿来养家。如果遇到手头不宽裕的人家，私塾先生也是有苦难言，既要清高，又要争待遇，十分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