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常会有大的过失，臣下也常会有大的罪过。国家是君主所拥有的，人民是君主所统治的，拥有国家统治人民却使用人民所憎恶的人执政，这是君主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农务，不为他们安排好这些事务，人民就不是他的人民，就不可能让他们守国或作战，这是君主的第二个过失。作为臣下，君主授予了高爵厚禄，他担任了要职，却违背职守，不务职事，逢迎君主的脸色，顺从君主的欲望，用阿谀奉承来控制君主，这是臣下的大罪过。君主有过失却不改正，叫做“倒”；臣下有罪过却不诛罚，叫做“乱”。君主是“倒君”，臣下是“乱臣”，国家的衰败，就指日可待了。因此，有道之君总是掌握根本，宰相掌握枢要，大夫掌握法制，如此治理群臣，群臣才会尽心尽力效奉君上。这四种人都能恪尽职守，国家就能得到有效治理；如果违背职守，国家则会混乱，因此这四种职守不能不明确地设定划分，并坚决遵照执行。
以往圣王都以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治国的根本，他们仔细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因此谨小慎微，对是非进行探究、分辨并追根寻源。这样一来，轻举妄动、奸僻邪恶、虚伪巧诈的人就不敢跃跃欲试了。这才是规正人民的根本办法。
古人有两句名言：“隔墙有耳，潜藏的敌寇就在身边。”所谓隔墙有耳，是说密谋的事情向外泄露；所谓潜藏的敌寇就在身边，是说阴险的坏人在收买民心。密谋的事情向外泄露，是因为狡猾的嫔妃探知了君主的实情，帮助了奸佞的小人；阴险的坏人在收买民心，是因为失去了高贵地位的人在为他们买命。上有英明的君主，宠幸奸佞就不能窥测他的意图，因为君主亲近的人有罪也同样遭受刑罚；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朋比结党的人要被诛杀，这是必定无疑的。作为君主，若能远离谗言谄语的奸佞，废除朋比结党，使邪恶放纵的游说之徒不能在朝中做官，这才是阻止巧诈、限制奸佞、稳固国家、保存自身的最佳办法。
作为君主，控制群臣百姓，要通过左右大臣。因此左右大臣，是群臣和君主的之间中介，制度和法令向人民发布，必定要通过左右大臣。左右大臣把该缓办的事情急办，急办可以巧取权威；把该急办的事情缓办，缓办可以显示恩惠。行使权威和恩惠的权力向下转移，君主就危险了。君主要了解贤能和不肖的官吏，必定要通过左右大臣；地方的财物和人力进贡给君上，必定通过左右大臣。左右大臣能颠倒贤能和不肖而与下面结党营私，又能借用百姓的财物人力谄媚君主，而向上邀功；向上邀功，且向下结党营私，连爵位和法纪都制约不了他，这样君主就危险了。先于君主行奖赏之权，就是侵夺了君主行赏和施惠的权力；先于君主行刑罚之权，就是侵夺了君主惩罚和施威的权力。对外制造谣言，就是胁迫君主；君令不发扣压，就是封锁君主。若这四种情况一起发生，而君主却不知情，国家的危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神奇圣明的人为王，仁义智慧的人为国君，威武勇敢的人为官长，这是天道。是人之常情。按照天道和人情，通达的人做主人，穷厄的人做侍从，这是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首先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而亲自参与事务的人不谋划原则，因此君主只考虑大事而不劳作事务，百姓只劳作事务而不考虑大事。君臣上下的职事确定后，礼仪和制度就能建立了。因此，以百姓事奉君上，以劳力事奉贤能，以形体事奉心灵，这是事物的规律。心灵的功能是掌控举止进退，形体的功能是进行俯仰屈伸；掌控举止进退的发号施令，进行俯仰伸屈的实施劳作；实施劳作的方正，发号施令的圆通。圆通则能运转，运转则能通达，通达则能和谐；方正则执着，执着则坚定，坚定则诚信。君主以调节利益实现和谐，臣子以坚守节操表达诚信，这样上下就没有偏邪误差了。因此统治人民的主张仁爱，事奉君主的遵守诚信，这说的就是君臣上下的礼仪。
君主在国都，就如心脏在身体。道德确立于上，百姓教化于下；戒心形成于内，容貌显露于外。所谓匡正，是为彰显君主德行的。知道自己该怎样保持适度，就知道人民该怎样保持适度，这与事物的道理相符；知道自己哪些对人民做得不对，回去改正自己，这就回归到了根本。对自己要求多，德行便得以确立；对别人要求少，人民便就愿意供给。因此身为君主要致力于上，作为臣下要致力于下。致力于上，就是掌握天时，安排民力；致力于下，就是开发地利，充足财用。能修治大义，慎待时节，对上礼遇神明，对下义待大臣，此乃明君之道。能够遵循法制，不阿谀奉承，对上纠正君主的过失，对下赈济人民的困苦，忠臣的行为。
上有明君执政，下有忠臣辅佐，就能用政令刑罚统一人民，使他们都去关注衣食之利，忠厚而容易役使，愚朴而容易控制。君子靠道德为生，平民靠劳力为生，本分不同。君子没有权势就无法树立威望，平民没有作为就不能生产财富，像这样安守本分国家就会安定而奸诈就能减少了。君主靠道德为生，则义礼完备而明确；义礼完备而明确，则伦次等级就无人跨越，即使是统率军队的大夫，也不敢有犯上作乱的侥幸心理，这样君主就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劳力为生，则会勤勉生产，勤勉生产的人多，就会听从君命。因此明君执政，人民受制于君上，犹如草木受制于天时。治民如同治水，迂曲就加以疏通，通畅就加以堵塞，开决则畅通无阻，阻塞则加以遏止，只有明君才能做到既开决又阻塞。开决能使君子遵循礼仪，阻塞则使平民专心农事。君子遵循礼仪，君主就受尊崇，人民就会顺从；百姓专心农事，财用就会丰厚，贮备就会充足。君主尊崇，人民顺从，财用丰厚，贮备充足，四个方面完全具备，短时内称王天下就不难了。
四肢和六道，是人的身体；四正和五官，是国家的身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叫做“失”；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理事，叫做“乱”。所以，君主从异姓诸侯中娶妻，设立姬娣、嫔妃、宫女，都有法度，来治理宫内事务；明确男女间的界限，公示规避嫌疑的礼节，来防止奸情发生。因此宫内与宫外不交往，谗言和邪恶就不会滋生。后宫嫔妃不谈论朝政，群臣子弟不与宫中交往，这就是先王彰明德性禁止邪恶、昭示公道灭绝偏私的举措。
尊立女宠之子为嗣，而驱逐嫡长子，这是伤害道义的。以厚礼偏爱宠女之子，给他们的权势不能与嫡长子平等并列，他们的爵位可以尊贵，但必须遵守嫡庶之礼。嫡长子应当是众子中的佼佼者，应用衣服配饰进行装饰，用文采旗帜进行旌显，来提高他的威望。如此一来，嫡庶兄弟之间就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就不敢兴风作浪了。
因此设立宰相，要陈述功业并考核德行，评定成绩并用法度进行检验，参验比较全面考察，若得到大家同意就予以任用，给予他尊贵的权势，对他十分信任。因此臣下就没有害怕进谏而死的顾虑，官吏就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如此一来国家就能安定，百姓就无奸邪行为了。选拔贤才任用能人，要举荐有德行的人，给他们安排爵位，不应将无德之人位列其中；要推举贤能的人任官，不应将无能之人位列其中。要注重官吏的德行和功劳，不应受到资历的限制，如此一来，君主就不会为政事困惑，人民也不会侥幸偷生了。
国家之所以混乱，原因有四个；之所以败亡，原因有两个。后富有与正妻地位并列的宠妾，这是宫乱；家中有与嫡长子争继王位的庶子，这是家乱；朝中有与宰相争权夺势的大臣，这是国乱；所任用的官吏庸才，这是众乱。不能辨别这四乱，君主就会失去体统；群臣拉帮结派，图谋私利，君主就会失去宗族的拥戴；国家的机要权臣阴谋策划，与君主相对持，国家就会失去外援。国内失去宗族的拥戴，国外失去诸侯的外援，这两个原因招致国家败亡。因此，正妻必须确定，嫡子必须扶正。宰相必须恭敬服从，官吏必须忠信敬奉。因此，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平民之乱，这五种混乱同时兴作，君主就危险了。宫中之乱叫做“妒纷”，兄弟之乱叫做“党偏”，大臣之乱叫做“称述”，百官之乱叫做“营谆”，平民之乱叫做“财匮”。财物匮乏就会缺少礼义，怨恨诽谤就会平生傲慢，玩弄权术、结党营私、嫉妒纷争就会引发变乱。
因此，规正嫡庶名分，稽查僭越宠妾，诛杀图谋亲近君主的嫔妃，宫内就会安定了；按功劳列位大臣，按德行列位百官，按职事安排百姓，国家就会丰裕了。观察天时，辨别地利，合理调节民力；不许奢侈品生产，劝勉农业生产，给无业游民安排职业，百姓就能得以治理了。对上核定赋税数额，对下到什伍进行征收，使违规犯罪的人伏法，这样人们就会坚守本职；各乡设立教师，督促人们就学；依据能力授予官职，到了年限及时举荐，士人就会回归正途。衡量德行评价功绩，鼓励发挥才能，还要考察群众意见，再委任以国家重任，如此一来，士人就回归诚实了。
活学活用
权力通常指特定主体由于具有一定的资源或者优势而得到支配他人或者影响他人的力量。权力的集中有各于管理者进行果断的决策，权力的分散有利于决策迅速有效地得到执行。其实，集中还是分散，只要是权力，都应受到监督。
管子在《君臣》中指出，没有树立君德，妇人就能窥伺他的想法；国家没有常法，大臣就敢侵夺他的权势。大臣可以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的意图，宠妇可以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部力量。于是造成妇人外疏、太子危险的局面，内部发生兵乱，从而招来外寇。这都是危害国家的表现。
而如果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来尊崇君主地位，衣服器物都有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立朝了。君主依据法律颁布命令，官吏奉命行事，百姓顺从并成为风气，日久形成常规，若有违反习俗、背离礼教的人，大家就会都把他视为奸人，做君主的就安稳了。
管子在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君德不立，失去对臣子的监察，臣子们就会滋生祸事，危害国家；二是朝廷应该有一套约束监督臣子的法令，这样才能使官吏安分守己，奉命行事，百姓安居乐业，君主也就无忧了。
管子在此对君主应加强对臣子的监督以及如何监督做了详尽的论述。其实早在夏朝，我国有就运用派遣使臣、诸侯相互监督、天子巡行等方式对下属官吏进行监督的制度。此后，监督这一科学制度同样得到了历代王朝的重视。他们都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加以特别的强调，如侧重于对官吏的失职、擅权、贪腐进行惩罚；实行了官吏的考核制度、本籍回避制度和举报制度；设置了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御史”、“御史台”、“督察院”等机构。管子及历史上诸朝对监督的重视说明，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视对权力的监督。
对企业管理而言，监督同样不可缺失。权力的集中是有益于决策，但过度集中也易导致专制；权力的分散是有益于决策的执行，但过度分散也易导致权力的放任自流，不受控制。任何权力失去监督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总之，监督是对权力的一种规范和制约，是民主最有力的体现。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是任何管理者都要掌握的一种管理手段。
高尔文是摩托罗拉的第三代掌门人。高尔文个性温和，为人宽厚，是公认的好人。1997年，他接任CEO时便决定，彻底放权，让高层主管自由发挥。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自2000年以来，摩托罗拉的市场占有率、股票市值、公司获利能力连续下跌。它原是手机行业的龙头，市场占有率却仅有13％，劲敌诺基亚的市场占有率却高达35％；过去一年来股票市值缩水72％；2001年第一季，摩托罗拉更创下15年来首次的亏损记录。
美国商业周刊给高尔文打分，在“远见”上，高尔文勉强过得去，获得了“B”；但在“管理”上，他的分数只为“C”。
摩托罗拉的业绩不升反降，并不是因为掌门人高尔文能力低，而因他放手太过。高尔文在没有完全了解公司真正经营状况的情况下，就对几个高层主观委以重任。而且，高尔文本人也缺之与他们足够的沟通。他一个月才和高层主管开一次会，而在写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高尔文谈的主要是怎样平衡工作和生活。
例如，有一次，摩托罗拉准备推出一款叫“鲨鱼”的手机。在讨论到进军欧洲的计划时，高尔文知道欧洲人喜欢轻巧、简单的机型，而“鲨鱼”价格和对手一样，却更为厚重。会议中，高尔文问：“市场资料真的支持这个决定吗？”行销主管回答：“是。”高尔文没有深一层讨论，就让经理人推出这款手机，结果“鲨鱼”在欧洲市场大败。
在瞬息万变的科技市场，公司犯下一个错误，就会让竞争者如鲨鱼闻到血腥一样，马上聚拢过来。摩托罗拉的市场占有率也就连续降低。
公司的业绩一直没有明显的起色。直到2001年初，高尔文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摩托罗拉的光辉或许就要断送在他的手上。经过深思熟虑，他果断开除了首席营运官，进行组织重整，让六个事业部直接向他报告，他开始每周和高层主管开会。高尔文改变自己“好人、放手”的作风，开始了他力挽狂澜的宏伟计划。
智慧金言
用人讲究充分授权，高尔文的放手哲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缺乏一定的监督和约束，结果适得其反就不奇怪了。作为一名管理者，既要对下属充分授权，又要随时给予适当的指导和监管，这是企业健康运营的必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