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读《管子》学生活
2018800000074

第74章 国准

题解

《国准》,即指国家的平准政策。本篇为《轻重篇》中的第十一篇。

篇中讲述了五位帝王平准经济的措施,提出“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的原则,既强调对五家措施要兼收并蓄,但又不主张完全照搬。从中可见管仲善于学习历史经验的可贵之处。

作者精辟地论述说,对于以往平准经济的成功经验,要“视时而立仪”,还要“注重调查而有条不紊,勇于改革而不恋过去,时机到来就采取措施,时过境迁就另辟蹊径”,不能预先设定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并借鉴历史的好方法。全文虽然短小,但观点鲜明,立意深刻,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然则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也?”管子对曰:“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日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桓公曰:“何谓?”管子对曰:“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博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赢。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

注释

曰淫器而壹民心:据姚永概之说,“曰”应作“遏”字,意为“限制”。彼菹菜之壤:据王念孙之说,“菜”为“莱”字之误,菹莱,指草地。亟变而不变:据郭沫若之说,后一个“变”为“娈”字之误,意为留恋。

译文

桓公问管子说:“国家的平准政策可以说来听听吗?”管子回答说:“国家的平准政策,应根据时势而确立措施。”桓公问:“什么意思呢?”管子回答说:“黄帝称王时,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虞舜称王时,竭尽水泽,伐尽山林;夏朝时,烧掉草丛,焚毁沼泽,不使人民增加财利;商朝时,不让诸侯牧养牛马,禁止制造锐利武器。周朝时,管理有才能的人,以储备各种物资。这五家的做法不同,但效用却是相同的。”

桓公问:“然而这五家的做法,借鉴哪一种最好呢?”管子回答说:“烧尽山林,破坏草地,焚毁沼泽,是因为猛兽太多;伐尽山林,竭尽水泽,是因为君主的智慧不足。烧掉草丛,焚毁沼泽,是为了不使人民增加财利;舍弃机械生产,封闭人们智能,是为了加强君主自身;不让诸侯牧养牛马,禁止制造锐利武器,是为了限制使用武器而统一民心;用官吏管理人才,是为了禁止私造武器,崇尚仁义,利用天道来安定自身。这五家的办法不同,但效用是一样的。”

桓公问:“现今执政的君主该确立什么措施呢?”管子回答说:“请对五家的措施兼收并蓄,但又不能完全照搬。”桓公问:“什么意思呢?”管子回答说:“采用设坛祭祀的办法来封禁山泽,采用制造机械的办法来役使万物,使天下都谋求财利而谨慎地掌控物价涨落;伐尽山林,竭尽水泽,来控制财利和流通;挖掘金矿来铸造货币,保存草地,建立牧场,以使人民衣食富饶;杂草丛生的荒地,不适宜生长五谷,却是放牧牛马麋鹿的好地方,春秋两季配种繁殖,随时宰杀老畜,发行货币控制粮食,这是以无用之地为百姓盈利。五家的办法都采用了,但没有完全照搬。”

桓公问:“五代的帝王已经涵盖了天下的平准之术,后世的君主可以谈论并借鉴吗?”管子回答说:“注重调查而有条不紊,勇于改革而不恋过去,时机到来而采取措施,时过境迁就另辟蹊径,成就王业之术不能预先设定。这就是五家平准经济的政策。”

活学活用

“国准者,视时而立仪。”这句话是说,国家政策应根据时代的现实变化来确立不同的标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政策也应相应地调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的观点。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应善于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策和方法。

这是一篇论述国家如何调节经济的短文。对于国家如何调节经济,作者提出两个要点:第一,“视时而立仪”,即根据时势发展建立相应的政策。作者列举黄帝、有虞、夏、殷、周五代控制资源、调节经济的措施,认为五代之王虽然具体做法不同,却都体现了视时立仪的原则。第二,“时至则为,过则去”,提出不要照搬古人,留恋过去。用今天的话讲,应该与时俱进。适合于时代需要的,君主要积极实行;不适合于时代需要的,君主则坚决放弃。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前246~前209年在位),就是一个善于“视时而立仪”的楷模。秦始皇,名赢政,因生在赵国,又取名赵政。他灭亡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赢政元年(前246年),秦庄襄王死,年仅十三岁的赢政即位,由其母临时听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朝廷大权落在吕不韦手中。当赢政二十二岁那年,按照秦国惯例,国王要举行冠礼,开始亲自主持政务,不料,吕不韦指使嫪毒(làoǎi)发动叛乱。秦王赢政及时平定了这次未遂的政变。嫪毒被处死,吕不韦被罢,不久畏罪自杀。

秦王赢政亲政后,在十年之中,以他的雄才大略结束了自西周、春秋、战国以来七八百年的分封割据局面,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了第一次统一。

秦王赢政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后,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大臣中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为了统一思想认识,赢政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丞相王绾(wǎn)、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还有一班博古通今的博士。讨论中,丞相王绾认为应当建立分封制,廷尉李斯反对,主张建立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赢政从历史中看到分封制的弊端,同意李斯的意见,决定在秦国原来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会议还讨论了国家元首的称号和权力。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古代“泰皇”称号最为高贵,因此秦王赢政尊号为“泰皇”。还建议从今以后,改“命”为“制”,改“令”为“诏”,天子自称为“朕”。秦王赢政最后决定:去掉“泰”字,保留“皇”字,加上“帝”字,号称“皇帝”。最后又补充决定:废除“谥号”,自称“始皇帝”;规定其后世按数计算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皇帝”号的采用,意味着功过三皇,德超五帝。从此,秦王赢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随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政权的措施。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之下设中央政权机构,即“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为百官之长,是中央机构中的首脑,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太尉,武官之长,掌管全国的军事;御史大夫,是皇帝的秘书长,掌管图书典籍,监察各级官吏。九卿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兼管皇帝侍从;郎中令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工作;卫尉是掌管皇宫的警卫部队;太仆掌管皇帝车马;廷尉掌管司法,审理重大案件;典客负责民族事务和外交;宗正掌管皇家的属籍事务;治粟内史掌管税收和财政开支;少府掌管皇宫的修建。“三公九卿”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对重大事务有最后决断权。这就确立了皇帝一人大权在握,突出了中央集权制的特点。

健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废除分封制,全国各地普遍推行郡、县两级政权机构。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到秦末增至四十余郡。每郡设有郡守,掌握行政事务,为一郡的最高长官。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里。县有县令、县长,是一县最高长官。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从中央到地方,郡县政权的官吏均由皇帝任免,实行俸禄制。这套行政机构,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

秦始皇的另一个历史功绩就是统一了当时全国的各种制度。秦始皇以秦制为标准,对全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进行改革,从而消除了由于长期封建割据所造成的差异,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和发展。

首先,统一度量衡。战国时代各国度量衡的大小、长短、轻重不同,单位名称也各异。秦始皇把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推广到全国,公布于天下施行。统一的度量衡是:度为寸、尺、丈、引;量为龠(yuè)、合(gē)、升、斗、桶(hú);衡为铢、两、斤、钧、石。

其次,统一货币。战国时期各国货币不仅形制不同,而且计量单位也不相同,有布币、刀币、圆钱、铜贝等。有的国家以斤为单位,有的国家以镒(yì)为单位。为了有利统一后的商品交换和经济的交流和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原有各诸侯国的货币,改用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

再次,统一文字。战国以前各地区文字写法各不相同,严重影响着文化学术的交流和发展。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命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改革工作,以小篆为基础统一全国文字。同时,还把隶书作为日用文字,便于民间使用。这样,做到了“书同文”,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贡献。

此外,统一车轨,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秦始皇规定车宽六尺,全国统一规格。他下令毁掉关塞堡垒阻碍物,修建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一条向东直通燕齐旧地,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五十步。

秦始皇所采取的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措施,不仅对消除封建割据的影响、巩固统一的政权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全国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智慧金言

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视时而立仪”的做法确实体现了千古一帝的伟大气魄。今天,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每个人都面临着新机遇、新发展,我们更需要这种“视时而立仪”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