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您认为好诗有没有标准？什么标准？
在艺术观念多元并存的年代，似乎好诗已难有统一的标准。一首被人推崇备至的诗，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平平无奇，也是常事。这和欣赏趣味相异有关，也和不同的追求有关，一些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是有的人已抛弃的东西。
不过，我还是相信，无论面对哪种诗歌观念，诗的好坏还是有直观标准的。首先是语言的鲜活可感，有动人心魄的力量，能唤起读者内心的经验并产生共鸣。好诗，是那种心灵细微处的把握，具有本源性的真实感觉，是一首诗总体所透露出来的诗意。同时，好诗应有对因过于熟悉所遮蔽的真的揭示和发现，不是看到什么写什么，而是诗人写出什么才让读者看到什么。好诗，还应当具有重要性。把一首诗写得像诗容易，写得不像诗却往往很难。因为艺术的新质常常在常规艺术的叛乱中生成，并预示着新的写作潮流的出现。
14。您喜欢音乐吗？您对其他艺术形式感兴趣吗？
一切艺术在最高层次上都是相通的。诗在音韵、节奏上偏于音乐，在形象、色调上近于绘画，在汉字的外形上与建筑相通，在养气、结构匀称上又和书法相似。虽然黑格尔将诗称之为最高层次的艺术，可我总觉得最为微妙的艺术还是音乐，因为难以描绘的心灵、看不见的心灵，无法穷其妙奥的心灵，只有用无法触摸、窥视、了无形迹，无法穷其妙奥的声音来表达才最接近本源。不过，我也相信泰戈尔的话，他认为诗、音乐、绘画等一切艺术，其起点都是人的呼吸。
15。您最讨厌什么样的诗人？为什么？
我最讨厌虚伪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诗人。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尚可原谅，一个懂装不懂的人，简直就是卑鄙了。一个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人，怎么可能真诚地面对别人？说这样的话，可能道德感过强了，人品有时和诗也无关，一个卑鄙的人也可能写出好诗来。
16。您觉得您会写一辈子诗吗？假如不写诗，您去干什么？
一个人如果以写诗为生，大抵会饿死。我的职业是编辑，写一点儿分行排列的文字，也只是业余爱好，是对自己心灵的抚慰。离诗越远的时候，写得越多，略窥其奥之后倒写得越来越少。现在是有感觉，能进入写作状态时就写，写不出来时就不写。
我本是俗人，什么都可以做，养家糊口，只要不偷、不抢、不骗、不贪不贿，卖苦力也活得下去。自然，我希望快乐地生活着，当我老了，蹲在墙根晒晒太阳，也会觉得这世界对我还有热情。
17。给您印象最深的小说、散文是哪一部？
是小学四年级第一次读的小说，名字记不清了，是写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以后读过的小说、散文要比那部小说好得多，但最初的印象如同初恋一样，刻骨铭心。
18。您是属于交际广泛的那一类呢？还是深居简出、木讷内秀的那一类呢？您是否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别人如何评价您的性格？您的性格对您写诗有多大的影响？
我好像哪一类都不是。有交际而不广泛，木讷而无内秀，想独行又常与人结伴，不想说话有时又不得不说。这和我的生存状态有关，当编辑的人不交往不行，而写作又需要宁静。但本质上我还是比较内向的那类人，不喜言谈，愿意被人忽略，只想自己做一点喜欢做的事情。别人对我的评价是沉稳、内向，好话居多，坏话也有。
19。您用笔还是用电脑写诗？
我用心写诗，用笔记录心灵的轨迹。我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因而，用笔写作时字迹也不成形，有的字过后自己都不认识。我觉得，手写离心灵更近一些，电脑离肌肤气息更远。再说，一年也写不了多少字，用笔描几下足够了。
20。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您的创作哪个影响更大，这是个老问题了。或者说，在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上，您有什么成功的实践？
西方文化的本质是“求真”，求真相、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护礼”，即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我是个没文化的人，中学毕业，最多只受一点儿“五四”新文化的影响。
就诗歌创作而言，虽有哲学潜在的撑持，但更多地受中外艺术观念的影响。我总固执地认为，一个受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只经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用汉语写作的诗作者，骨子里决定其只能是中国诗人。当然，中国新诗是受外国诗的影响而诞生的，到目前为止诸多的中国诗人仍受不同流派的外国诗的影响，这也是事实。
就我个人而言，做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更大些，写诗，则受西方诗歌观念的影响更大些。但近年来想重读一下中国古典诗歌，这不是回归古典，而是从“根”上进行更深入的补养。
21。对于诗或者其他，您还想说些什么？
无话可说。
职业和职业病
刊物的合订本缓慢、固执地摞叠着，已有四十来本。以一年两册计，我的编辑生涯，也有二十年的经历了。
诚然，生命中这最宝贵的年华，并不能等同于二百余册期刊，但聊可自慰的，和易朽的肉体相比，逐渐发黄的纸页毕竟保留了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印迹。时间湮没了，可汉字的形体中仍蕴含着未朽的魂魄，成为可触可感并使心灵为之颤动的有形物质；而纸张，不再只是死去的树的浆汁；墨迹，也不仅是颜料的化学构成，而是自然与人的同一，是感官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桥梁。因而，每当期刊出版前，我都有一种急于目睹、翻阅的紧迫心理，和别人不易察觉的兴奋与亲切。面对也凝聚着自己一份心血的刊物，慨叹除了毛发的稀疏和脸上皱纹的深刻之外，生命中终究还是留下了另外一点什么。
编辑，是我所喜欢、感兴趣的职业。在目前，一些人纷纷下岗的时候，求得一份职业已是艰难的事情了，有事可做已属幸运，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简直是幸福了。自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做一份工作无非是用自己创造的价值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挣点钱，养家糊口而已。可文学作品，是能入脑、入心，与人的心灵息息相关的特殊商品，既是精神的物质化，又是物质的精神化，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的自由创造力的释放和驱动，无法填塞饥饿的肚肠，同样，柴米油盐也解决不了灵魂的饥饿。但两者都是生存的必需，“空心人”、“无脑的脸”只是可行走的尸体，可没有肉体的灵魂也只能是鬼魂了。
如果说，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工作，能够确信无疑地给出人的定义”，那么，称编辑工作即睿智、自尊，即获拯救，工作本身便是恩泽，恐怕也是恰切的。
记得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年轻的编辑问艾略特：“有人说一大半编辑都是没有成就的作家，您怎么看？”艾略特回答说：“也许，可是，一大半作家也都是没有成就的作家。”
这话让当编辑的人听了心里会舒服些，没有成就的作家或根本不是作家能成为好编辑，可没有成就的作家便不能称为好作家了。其实，何止是作家、编辑如此，世界上又有多少卓有成就的哲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呢？每个行当出类拔萃者都只是少部分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编辑这个行当，用流行的话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无非是个裁缝。做嫁衣的人注定是寂寞的，雍容华贵、纸醉金迷，为的是妆扮别人，虽说“结婚真好，我想天天结婚”，可裁缝是无法替代别人当新娘的，这“美丽的错误”想想则可，真正上了轿子，被人吹吹打打地抬着，流几滴甜蜜的泪，还是新娘自己，和做衣裳的人没什么关系。
或许是心理不大平衡的缘故，儿时一起撒尿和泥，挂两条鼻涕的人突然混出个人样来，难免让心里酸溜溜的人想到他儿时也尿过床、光过屁股的事来。有“导师情结”的编辑，对某一天突然大红大紫的作家，也容易有“想当年”的感慨。尤其是经手发表过某某成名作、获奖作的编辑，面对曾经唯唯诺诺、恭顺有加者，他的眼睛突然长到头顶上去了，那称呼也由“老师”而变成了“老张”、“小李”之类，心里便颇不是滋味。依我看，当编辑的实在大可不必如此，你本来不是导师，以“恩师”自居便是可笑的事情了；不过，“裁缝”不是新娘，自然也不是陪嫁的婢女，无须同高贵者一同高贵，更无须同浅薄者一同浅薄。“做嫁衣者”，只能对布料、对设计制作本身感兴趣，只可自忖自己是不是个好裁缝，至于谁穿这件嫁衣，她想嫁给谁，确实只能是别人的事情。
当然，既是编辑而又是导师者是有的。比如茅盾、巴金、胡风等大师、名家，都曾主编过刊物、丛书；国内外文学期刊的主编，也多由一些着名作家、评论家担任，说这些人为名副其实的导师，对于文学青年而言，也并不为过。
好编辑都有一双慧眼。在诸多的稿件中选优拔萃、沙里淘金，需要识见，也需要耐心。
所谓识见，是对作品本质的把握，首先是对“假冒伪劣”的拒斥，是钻石而非玻璃，是粟米而非秕稗，是茅台而非掺入“敌敌畏”的有毒液体。
编辑的识见，和个人修养有直接关系。你无法想象一个真正的鉴赏家没有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眼界；涉猎的广度，某个领域探求的深度，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本世纪有定评的名篇佳什，当代文学的态势和走向，美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哲学，都影响、决定了编者的眼光。道理很浅显，如果你不了解影响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着作所达到的高度，某个领域的世界和潜在的多种可能，便丧失了把握的尺度，更谈不上超越和突破了。
如果你选择的是珠峰，即使攀不到顶点，也可以爬上七千米；可你选择的是一个小山包，攀上了山巅，也只能“仰望众山高”。
好编辑该是个杂家，是活字典、民俗学家、心理学家、言语学家，更应当是美学家，思想家。对作品的理解，甚至比作家本人更为透彻。好的编辑和好作家一样，应当具有对艺术的敏感，对语言的敏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对作品细微处的心领神会；他会从波澜的最初涌动中预示潮流的到来，从波澜壮阔般的假象中看出颓败与衰竭。
好作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如果说培养，也是整个社会及人类文化的培养，编辑，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发现者；所谓披沙拣金，须其本身是金，而非沙石，才能被拣得出来。一个称职的编辑，最基本的能力便表现在发现文学新人的能力上，发现未来的名家、大家，编辑往往会成为作家的真正的知音，甚至能成为作家终生的朋友。文学，靠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与作品的接续才能源远流长；刊物，有新人频频亮相才更有生气和活力；作家，也靠其本身的精品力作而成为名家、大家。
一般说来，编辑相形之下有偏于案头工作者，亦有偏于组稿，活动能力强者。对刊物而言，两者都是重要的，尤其是能拿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则更为重要。但真正的好编辑是组稿、案头工作能力均强的编辑，并得到一流作家的信任，是作家写出得意之作时首先想到的人，是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他已不必东奔西跑，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发现新人之外，只需坐等便会有佳作频频而至。
编辑是劳心者，精力的消耗和体力劳动相比，对身体的影响更大。我敬佩那些能坐得住板凳，对作品极端负责，对作者热情有加的编者，并以他们的奉献精神时时鞭策自己，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
最令人鄙视的是那种只重性别的编辑，那种功夫只在文学之外的专“捧旦角”者，你不知道他从事的是文学呢还是“性别学”？
不难发现，一些名家或文学新锐受到哪些作家、哪种艺术观念的影响。说中国的作家跟着翻译家走，或许刻薄了些，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实情。有时候，一本新翻译的书就会掀起一个小小的浪头。艾特玛托夫、马尔克斯、福克纳、加缪、米兰·昆德拉、卡夫卡、里尔克、艾略特、埃利蒂斯、叶芝，影响了绝不是一代或少部分人，读近几年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又会让人想到伍尔夫、辛格、杜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莫里森的影子。至于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兰·巴特、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名字，也会经常出现在理论与文学随笔里，乃至你读谁的文章，就能知道他现在读什么书。
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或称之为二十世纪的精神血液循环，对中国文学的开拓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虽然打开窗子之后，苍蝇也会飞进来，但空气的流通是生命的需要。
但翻译作品，已失去了原作的本来面目，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用另一种语言替代，便失去了原来语言的魅力，或可称之为借汉字尸体的还魂，翻译作品，更多地体现的是翻译家的水准。也许，小说、散文的翻译能更多地体现原作的神髓；而诗歌，正如有人言及的：诗，就是翻译所漏掉的那部分东西。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可译成自由体诗，但在中国也译成了五言诗，可见诗原有的语言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这被称为诗之生命的东西，以及原来语言中的微妙，恐怕都荡然无存了。虽然如此，可其中艺术观念的影响，作品的美学特征，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文学。
拙劣的模仿是有的，生吞活剥是有的，但成熟的作家获得的是神髓，吸收的是营养，不会吃了异国的香蕉自己也变成香蕉，庄稼施了尿素也会长出尿素来。
或许，哲学的影响是带有根本性的影响，艺术观念的改变则是次要的。勃洛克的《十二个》，是用现代派的写作方式歌颂十月革命。马雅可夫斯基、艾吕雅，都是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可见，所谓现代派作家、作品，也是异常复杂的。
没有理论素质，对于编辑，甚至对作家，都是致命的弱点。
然而，非常尴尬的是，我们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概念（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来探讨中国文学的时候，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诚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心理分析、语言学和文体学、形式主义、文化人类学、哲学性质的文学批评的引进，并非没有好的探讨和研究成果，但理论批评概念的混乱，脱离文学本身的偏颇，张冠李戴，常常使文学无所适从。一些南辕北辙式的批评，让人想起一幅用明暗对照的色块绘成的作品，有人偏偏要从中找出清晰的线条来；或者面对风景画来研究植物学，颇为浅薄与可笑。我们曾有过用政治性、社会性直接替代作品文学性的年代，那种丧失了文学价值，对生活的粉饰与泡沫式的鼓噪，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生活过程和经济动机的真正精辟的见解也相去甚远。至于用病理分析替代文学规律，用伦理道德观念替代审美，用神学替代文学，似乎在文坛上也并不鲜见。
将文学当工具使用，无疑是对文学的贬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主要靠语言形成一统，其首先是文化实体。远古的史诗起着缔造一个民族国家的作用，是“审美和道德伦理的原始模型”，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人的《圣经》和《吠陀经》”，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并成为宗教、哲学的源头，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