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位期间，面临着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大力推行新法，但是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面对强大的阻力，王安石是如何推行新法的？两人究竟是敌是友？
官宦之后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们没有依赖祖辈的福荫，而是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进入官场，逐渐登上了权利的最高层。
1.王安石的“矫世变俗”之志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聪颖好学，过目不忘。
王安石从小就跟随父亲宦游南北各地，这不仅使他增加了社会阅历，还开阔了眼界，亲眼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因此他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有一定的认识。青年时期，王安石便立下了“矫世变俗”的志向。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了进士，担任淮南节度判官。几年后，他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在任上，王安石组织民工修筑堤堰，挖陂塘，改善当地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又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百姓，从而解决了百姓的度荒困难，并且使得官粮能够以陈换新。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出任舒州通判，由于政绩卓著，因而宰相文彦博荐举他为群牧判官，担任常州知州、江东刑狱提典。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在度支判官任上，曾经上疏宋仁宗，揭露了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没有节制的颓败风气，请求改革政治，巩固边防，在财政上“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然而，他的奏疏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不久，朝廷命他进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意担任这个闲职，后来被改任为知制诰，主要负责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丧为由，辞了官，返回江宁守丧。
直到宋神宗继位，王安石才出来做官。
2.不走寻常路的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司马光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司马池曾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而享有盛名。
司马光从小十分好学，尤其喜爱读《春秋左氏传》。而且，他遇到事情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当时的东京（今开封）、洛阳等城市广为流传，甚至有人还把这个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使其成为了传播至今的佳话。
因为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所以司马光在15岁时，就获得了一个恩补郊社郎的官位。北宋前期的恩荫制度，实际是一种官员福利。在这种福利制度下，许多官宦子弟轻轻松松就能进入政坛。但是司马光一直觉得这不是正途。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司马光在科考中，中了进士甲科。在进士宴会上，帽上簪花是一个传统。司马光虽然不喜欢簪花，但在同僚的劝说下，他才不得不别上一枝。
最初，司马光担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的小官，后来通过枢密副使庞籍的推举，他才进入京城，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并州通判、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等职。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志》，想以此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编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并将其进献宋英宗，随后，英宗下旨设立书局继续编修《通志》，并提供费用，增补人员。后来，宋神宗因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以赐书名《资治通鉴》，还亲自写了序。
改革运动
在宋神宗看来，司马光有立储之功，因此对其十分赏识。而他更需要的还是能够解决眼前政治与军事危机的王安石。
1.危机下的变革
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北宋朝廷面临着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危机，比如，军队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费繁多，再加上每年都要赠送给辽与西夏大量岁币，使得北宋财政年年严重亏空。
在地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高利贷盘剥以及赋税徭役的加重，使得老百姓不堪忍受，纷纷暴动反抗。在这个内外忧患、财政困乏的时刻，宋神宗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了“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登基称帝以前，就已经听闻了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与才能，并且“由是想见其人”，因此他即位没有多长时间，就让王安石担任江宁知府。几个月以后，神宗皇帝又下诏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将治国安邦的厚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为了摆脱宋朝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疏主张变法。
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一些在朝老臣的不满。在任相的问题上，朝中的元老更是一致持反对态度。
除了宰相韩琦和元老重臣富弼，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认为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极力反对让王安石担任宰相。
2.理财更重要
对于宋神宗想要任用王安石为相进行变法的决定，司马光也是坚决反对的。
宋神宗继位的时候，黄河决口，京师还发生了地震。围绕着国库空虚、筹措救灾款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神宗皇帝面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司马光说：“政府财政不足，是因为浪费太多，今年一定要削减官员的赏赐。”
王安石不以为然，说：“国家富有四海，给大臣的赏赐再多，还能多到哪里去呢？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缺少善于理财的人才。”
司马光反驳道：“善于理财的人？善于搜刮民脂民膏才对。到时候老百姓更加穷困，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
王安石纠正：“不是这样的，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老百姓任何负担，就能让国库充盈。”
司马光马上抓住了这句话的把柄：“这是桑弘羊说过的鬼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记下他的话，就是讥讽汉武帝的无知，怎么可以引此为据呢？”
这是在变法前夕，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神宗皇帝面前进行的最后一次政策争辩。很明显王安石强调的是如何理财，而司马光在大谈史鉴。
宋仁宗在位时，司马光曾经多次上疏请求设立储君，因此宋神宗之所以能够继位成为新君，司马光有着一份功劳。
但是现在神宗皇帝的心中最急迫的事情是要改变目前的危机，国家能够实现大治、大改，而王安石的建议正好契合了他的愿望。
新、旧之争
王安石虽然得到了宋神宗的全力支持，能够顺利地推行新法，但是保守派势力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他们在随时准备反击。
1.推行新法
面对诸多阻挠，宋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果断地将王安石拜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拉开了神宗变革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制定与推行新法，宋神宗还特地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让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负责。
在这个机构中，神宗皇帝还听从了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大胆任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官员，这些人都有一定的治国理政的才干，他们对于帮助王安石拟定与贯彻新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宋神宗以皇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派制定的新法，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改革派所推行的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与此同时，改革派还改革了科举制度，目的是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
王安石推行的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与大商人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巩固与加强。
2.削弱守旧势力
王安石积极推行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地主与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因此立即遭到了朝廷内外一些守旧势力的攻击。
他们不仅大加指责新法的内容和取得的成绩，还在思想与道德上指斥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对此，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实际上也是因为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
为了削弱变法的阻力，宋神宗先后罢黜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谏官范纯仁，翰林学士范镇，以及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等朝廷重臣。
司马光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也是不以为然。他与王安石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还曾经几度上疏皇帝表示反对新法。司马光认为新建刑法的国家应用轻典，混乱的国家才使用过重的刑罚，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正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他还进一步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同时，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恳切地劝道：“自从你主政以来，朝野非议四起，只是因为你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的缘故呀。”
由于宋神宗变法态度十分坚决，因此司马光虽然被皇帝任命为枢密副使，却仍然坚辞不就。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司马光自请离开京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来到洛阳，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编纂《资治通鉴》上。
旧党上台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触犯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因此在众多压力下，宋神宗最终罢免了他的相位。此后王安石虽再度执掌相位，但已经难有作为。
1.罢去相位
宋神宗的政治抱负以及锐意改革的决心，使得改革变法能够开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家的实力，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安石的改制变法虽然在开始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步履维艰，守旧势力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改革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到大地主与大商人的利益越来越多，守旧势力的攻讦也就越来越猛烈，特别是顽固的曹太后、高太后从中阻止，使得神宗皇帝也有些动摇。
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改革派过分贪多求快，下面的许多官吏则借机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损害，实际取得的效果和当初的主观设想相差很远。
一时之间，王安石处在了“众疑群谤”之中。迫于皇亲贵戚与反对新法大臣的重重压力，宋神宗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罢去了王安石的相位，让他再次担任江宁知府。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王安石虽然被宋神宗再次起用，但是随着守旧派势力的不断增强，再加上变法派内部矛盾重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史载“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实际上已经难以推进了。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势力以“天变”为由，对变法提出了种种非议，宋神宗更加摇摆不定。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不久，王安石只好复求罢相，再次回到了江宁府。
王安石从再次被罢相后，到宋神宗驾崩之前，除了方田法被废弃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改革派制定的新法基本上都得到了贯彻执行。
2.新法废除
元丰八年（公元1082年），一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失利，不久含恨而终，享年三十八岁。其子赵煦继承皇位，是为宋哲宗，因为他只有十岁，因此由太后垂帘听政。
时年已经六十六岁的司马光被召回了京城，出任宰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起用受改革派打压的旧臣，恢复原来的制度。
虽然司马光在政治上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但是在生活上，他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王安石病逝后，司马光仍然吩咐手下要妥善处理王安石的安葬事宜，由此可见其作为君子的坦荡之处。
而且，司马光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对世人对于王安石的偏颇言论给予了纠正，他认为有些人说王安石“奸诈”，实际上对王安石来讲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