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并成
敦煌地区历史上行政、军事建置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之际。许多学者曾就汉敦煌郡政权建设、军防设施等有关重要问题作过有益探讨，然而这方面还有若干工作有待深入。笔者不揣浅陋，结合实地考察状况，亦作几点考论，以就教于学界。
一、汉敦煌郡的乡
乡、里，作为国家机器中最低层的管理机构在我国早已有之。汉敦煌郡以至河西四郡有无乡、里之设？正史无载。搞清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探讨汉代边地政权建设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汉代河西开发及其地域布局甚有意义。近年陈国灿先生撰文，依据敦煌、居延出土汉简等资料，对汉代敦煌的乡、里建制作了许多可贵探讨陈先生认为两汉时县下有乡、亭、里之设，而敦煌县由于地旷人稀，全县人多时二千余户，少则千余户，按照秦汉时期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的规定，全县至多只能置二三亭，尚不足设一乡。故尔在大批出土的汉简里，只见敦煌的里名，而不见乡名。说明西汉时的敦煌县，里成为县以下突出的重要基层单位。这种情形不独敦煌一县，就是敦煌郡辖下的其他五县，即龙勒、效谷、骂安、渊泉、广至等县也是如此。”陈先生还指出，虽然1973年居延金关出土的一枚王莽新朝简中记有都乡啬夫岑敢言之，错田，敦德常安里男子孙康白郡……”（甘博73E.i.E3：119)，但“岑某很有可能是郡派驻敦煌地区监督诸亭诉讼、赋税的乡官，由此看来两汉时期的敦煌，县以下无乡的设置，只有里的划分”。
陈先生筚路蓝缕，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然而所得结论笔者并不赞同。首先，两汉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并非郡、县下有乡、亭、里之设，大量简牍资料表明，郡、县下应为乡、里二级管理，乡、里间并无“亭”之设置。如居延新简74EPT4O.46：“0郡、县、乡聚移徙吏员户0”(《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88页），《武威磨咀子汉墓》姑臧西乡阉导里壶子梁之柩”，《武威五顼山三汉墓》张掖西乡定武里田升宁”，均未见乡、里间设“亭”。何双全先生的研究指出，代“亭并非里的上级，也非乡的下级，从体制上属不同系统，亭相当于公安派出机关或者依不同系统的机制所设立的专门机构，不为政府机关，乡才是政府机关，二者有互相监督制约作用，但无领属关系”其说颇有道理。
其次，仅仅依据所领户数的多少推测汉代敦煌无乡的设置，也是欠准确的。仅就河西地区来看，依居延等地出土汉简资料，武威郡姑臧县见北乡、西乡二名，张掖县见西乡之名；张掖郡觫得县见北乡之名，居延县见都乡、西乡二名；酒泉郡禄福县见东乡之名，表明这些县均有乡的建制，何独敦煌郡的属县例外？依《汉书地理志》，西汉武威郡有户17581，领10县，则县均1758户；张掖郡有户24352，领10县，则县均2435户；酒泉郡有户18137，领9县，县均2015户；敦煌郡有户11200，领6县，县均1867户。可见河西四郡县均户数并无太大差异，大体在1700~2400户之间。敦煌郡的县均户数虽较张掖、酒泉二郡少一些，但比武威郡县均户数还要多，武威郡所属姑臧、张掖等县有乡，敦煌郡属县焉可例外！
再则，汉代乡、里所辖民户虽大体有一平均之数，但并非千篇一律，一成不变。《汉书晁错传》、《银雀山竹简田法》皆谓“五十家为里”，非“百家一里”。马王堆三号墓《驻军图》和《区域图》中记载里的户数，大者108户，小者仅12户，中等的35~50户。何双全考得，西汉时一个县应辖4乡或5乡，似为定制；乡以方位取名为东乡、西乡、北乡等，中心地区取名都乡；较大的郡、县一乡最多辖100个里，大约中等县的乡辖70里左右，小县小乡辖20~40个里；张掖郡居延县简牍中凡见80个里，约为4乡管辖，每乡有20里；张掖郡有10县，平均计每县2435，2户，每乡6088户，每里则30余户，如若较小的里就不满30户，或更少。若依每里30户计，则西汉敦煌郡应有373里，所辖6县平均每县约60~70个里，大体与居延县里数相去不多。如考虑到敦煌郡较张掖郡更处边陲，县均户口更少一些，更系“小县”，则平均每里拥有户数、每乡所辖里数当较张掖郡更少，其平均每县里数则应较60~70里更多。如同张掖、居延那样，这些里自然应划为若干乡管理。由此看来，汉代敦煌郡属县以下无乡的设置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值得欣喜的是，笔者检索《敦煌汉简释文》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发现了敦煌郡效谷县设乡的明确记载。敦煌小月湖东墩采集的一枚汉简云；“效谷西乡高议里贾破虏隧长按。”该简背面又记破虏隧贾按效谷西乡高议里贾按”(《释文》1271简，131页）。清清楚楚地记着敦煌郡效谷县设有西乡。依前述何双全先生的考证及常理推之，效谷县不应独设西乡，还当有东乡、北乡等乡设置。陈国灿先生据1960年至1987年在敦煌市五墩乡辛店台出土的大批随葬五谷瓶文字考出，前凉效谷县有东、西、北三乡之设既然西乡自汉以来即巳有之，其他二乡恐亦从汉沿袭而来。又176号墓五谷瓶还有“敦煌郡效谷县东乡延寿里”的记载，延寿里是否亦在汉已有之，也未尝不可能。
效谷县既有“乡”之设置，汉敦煌郡其他县亦当如之。陈先生前引王莽简中的“都乡”自然应是敦德亭(王莽改敦煌县为敦德亭)所辖的一乡。有都乡，似还应有北、东、西、南4乡，则汉敦煌郡敦煌县当设5乡。
二、汉敦煌郡的里
汉代敦煌郡的里，陈国灿先生考得10里，即敦煌县7里：富贵、强利、大会、南关、寿陵、兴盛、常安；龙勒县1里：万年；效谷县1里：宜禾；广至县1里：安庆。何双全先生则考得西汉敦煌郡11里。其中与陈先生互见的7里，新出4里，即敦煌县3里：宣武、中阳、束武；效谷县1里：宜王；又考得东汉敦煌郡敦煌县4里，其中强利、兴盛2遂与陈先生互见，新出封里、高威2里。陈、何二先生共得西汉敦煌郡12里，东汉敦煌郡4里。
陈、何先生广征博引，考论缜密，但亦有疏漏。除上考诸里外，笔者检索有关资料，又考得西汉(含新莽)敦煌郡尚有20里，兹排列于下：
敦煌县，里13：
利成《敦煌汉简释文》第283简(简称D283，下同）：“居摄三年（8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昌候史尹钦隧长张博受就人敦煌利成里张贺字少平。”
大富D1O35A：“0虏候史敦煌大富里吕遂成年卅五五凤二年(前56年)三月戊戍除。”
利戌D1O35A：“0虏隧长敦煌利戌里孙世年卅六元康三年(前63年)七月戊申除。”武安D1186A：“玉门千秋隧长敦煌武安里公乘吕安汉年卅七岁长七尺六寸神爵四年(前58年)六月辛酉除功一劳三岁九月二日共卅日。”又D593：“戍卒敦煌武安里年廿五对宛D1143：“护从者敦煌对宛里干宝年十八0。”
始昌D1146：“相私从者敦煌始昌里阴年十五……”
武阳D248："e敦煌武阳里李稚宾记0。”
擅朔D267广富昌卒敦煌擅朔里张咸。”
高昌D282："[居摄三年(8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昌候史尹钦隧长张博受就人敦煌髙昌里滑护字君房。”
安国D532：(元始二年(2年)正月丁巳令史丰受就人敦煌安国里范仲。”
寿王D681：1并葆敦煌寿王里田仪年廿八岁长六尺五寸……”
如昌D944：f玉门却适候史敦煌如昌里公乘……”
平定D5：“0岁长黍尺五寸痹令敦德亭间田平定里去官二百二十五里属敦德郡。”
又，何双全先生前考宣武里，D2041释为宜武里。云敦煌宜武里如供宜秋隧。”
效谷县，里5：
高议里见前揭D1271简。
常利里D25：“隧长效谷闲田常利里上牛康年三十五0。”又D252：“戍卒效谷常利里张诩年刍十。”又D279：“大煎都候长效谷常利里上造张阳年三十六……”
阳玉里D1058：“效谷阳玉里盖安车一两……”
得玉里D1261：“广汉隧候史效谷得玉里卫口0”。
益寿里D284：“居摄三年(8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党候史尹钦受就人效谷益寿里邓尊。”D285亦记：“……效谷益寿里邓尊少不满车两未豢。”
龙勒县，里h寿里D818：“戍卒龙勒寿里王凤年卅五0。”
又，陈、何二先生据《流沙坠简廪给》考得龙勒县万年里，亦见于D1234，云居摄元年(6年)八月己未步昌候长党隧长尚受就人龙勒万年里0。”
县，里1：
常安里0923：“敦煌县常安里孙胜之0。”该简出于敦煌马圈湾前云陈国灿先生据1973年居延金关所出王莽简考得“敦煌常安里、这两处常安里是否一地？否！里名虽同，但属县非一。D923简中“”二字肯定不是“敦煌”(敦德），因汉简中未见有“敦煌敦煌县”这样的称谓，凡称“敦煌县”者前面必略去郡名，简洁明了又不至发生歧义。但如称别的县名，有时为明确起见前面则冠郡名。如《居延新简》74ETO5：104：“甲渠鄣候敦煌广至县安庆里张获秩六百石。”又据汉简资料，汉代一郡内不同属县中常常可见相同的里名。如汉张掖郡觫得、氐池、屋兰三县皆有富贵里，觚得、昭武、居延、日勒四县皆有万岁里，昭武、氐池、番和三县皆有安汉里等。因而前云常安里应有两地，一属敦德亭，一属敦煌郡县(敦煌县除外)。
上补20里，合陈、何先生所考12里，计西汉敦煌郡共得32里；其中敦煌县21里、效谷7里、龙勒2里、广至1里、佚名县1里。东汉敦煌仍即上述何先生所考4里。
汉敦煌郡乡、里资料的整理研究表明，敦煌虽处边地，但在汉代亦实施了完整的一套郡、县、乡、里的行政建制，从而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政令在这里得以顺利贯彻。乡、里作为国家机器中最低层、最有控制力和役使力的链条，在国家管理、维护政权、统治人民的过程中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汉敦煌郡南境的塞墙设置
史载，河西汉长城塞垣始筑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是岁由令居筑塞西至酒泉。元封四年(前107年)赵破奴等击破楼兰后，又由酒泉筑塞至玉门关；太初三年(前102年）由张掖筑塞北至居延泽；天汉初(前100前99年)又由敦煌西筑亭燧至盐泽。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证明，河西汉长城沿走廊北部一线延伸，旨在抵御由蒙古髙原南下的匈奴的侵扰，护卫河西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屏蔽关陇安全。尤其是在走廊向北延伸的河谷通道——弱水暨居延泽、谷水暨休屠泽沿线，更是层层筑防，重兵戍守。然而在走廊南境是否亦筑长城或类似的塞墙建筑，以防范由青藏高原而来的羌族的袭扰？史无明文，过去曾有学者作过一些推测，但其具体状况一直若明若暗，鲜有人知。
由河西南境的地形地貌观之，与坦荡无垠的走廊北部恰成鲜明对照，这里海拔5000米以上的祁连山一阿尔金山巍然挺立，屏障天成，难以逾越。因而走廊南境根本无须象北境那样建造绵延不绝长达二千余里的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工作者在长期的野外工作中亦未见到这种长城遗迹。然而在南境髙山峻岭间的一些河谷地带，如党河、榆林河、讨赖河、疏勒河、黑河、童子坝河、古浪河等，则往往形成天然通道，成为羌人等民族部族穿越高山：)I：来河西走廊的必经孔道，这就不能排除在这些河谷沟口建造塞垣，封堵设防的可能。
考古发现证实了我们的推测。笔者近年多次赴这一带考察，亦见今敦煌、安西二市县南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包城乡等境内一些河流出山口处遗存塞墙残址，同时酒泉、张掖等市、县南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一些地方也有类似遗迹。石包城乡境内塞垣分布于祁连山前的山和鹰咀山北麓一线，东西走向，在这长达80多公里的范围内几乎每条沟口均见墙体遗迹。墙体多用石块夹柴草垒砌，中填粘土，一般底宽3米许，顶宽1.5米左右，残高23米，其长度因沟口宽度而异，均可掩蔽整个沟口。损毁者居多，保存较好的有七个驴沟段和石包城北山口段等。
七个驴沟口塞墙位石包城乡政府东北约20公里处。七个驴沟是源于鹰咀山北麓的一条小河，位于榆林河东约20公里。塞墙筑在沟口西侧(沟口东为悬崖，无须筑墙），以就地碎石夹黄土垒砌，墙外(南侧)又砌较大的青褐色片麻岩石块；底部残宽3.1米，顶宽1米，残高1.5米，全长67.4米。石包城北山口塞墙位乡政府北约15公里的榆林河出山口东西两侧，该河系北通汉代冥安、唐代瓜州的要路。河口两岸山坡坡度约30°，塞墙以就地石块夹粘土垒砌，每隔0.4米又夹压一层梭梭，构筑坚实，至今仍保存较好。河口西侧墙体长约90米，底宽7米许，顶宽3~4米，残高3.5米，东侧墙体残高1.5米，部分墙段被洪水冲毁，残长约50米。上述塞墙的构筑方式与河西北境汉长城颇相似(粘土、石块、柴草相间而造），应系同时代所建。《汉书匈奴传》载侯应语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这正与今天石包城乡所见塞墙遗迹的建造方式类似。当地文物部门的同志据所采文物亦认为这里的塞墙系汉代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