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祚带了几个随从，快马加鞭来到叛军驻地。他一见到韩大任，便嚎啕大哭起来，把韩大任搞了个莫名其妙，忙问缘由。吴兴祚面带悲伤地说：“我这次来是专为吊唁您而来的，叫我怎能不哭？”韩大任忙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吴兴祚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将军您所以威行天下，是由于吴王（指吴三桂）对您格外器重。现在吴王把兵权交给您，深信不疑，实指望您建功立业，广占天下，可是您几年却寸功未建，损失惨重，吴王现在还能看重您吗？现在您又冒险准备攻打汀州，可汀州守军早已严阵以待，您觉得以疲惫之师攻打精锐军队能够打胜吗？如果一旦战败，吴王还能原谅您吗？所以我说将军死期已近，特意前来预先吊唁。”听了吴兴祚的一席话，韩大任低头不语，沉默片刻，韩大任问吴兴祚：“你看我归顺康王怎么样？”吴兴祚一看时机已经成熟，忙说：“我这次来就是受康王的委派来劝说将军归顺的，将军如能够弃暗投明归顺国家，当是建功立业的绝好时机。”一番话终于说服了韩大任，使韩大任带领数万叛军归附了朝廷。
两军对垒，未功即过，这是毋庸置疑的，吴兴祚的劝降之举老谋深算，玩韩大任于股掌之间。首先，用体态语嚎陶大哭，创设话题，然后再顺题引申，对韩大任的现状进行鞭辟人理的分析：吴王的器重得以盛行天下，但吴王的期望未能实现，以疲惫之师攻打精锐军队驻守的汀州之举，战败的可能性极大；那时，退不能得到吴王的原谅，进不能受到清政府的宽宥，因而“将军死期已近，特意前来预先吊唁”。任谁不从自身的安危乃至前程着想，再加上赳赳武夫也不存在什么气节问题，吴兴祚的游说便马到成功。
1946年，李先念曾和周恩来一起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代表谈判。第二轮谈判开始后，国民党实力派人物郭忏和李先念分别全权代表双方陈述协议具体方案。
郭忏在前一项议程还没讨论完的情况下，就要求讨论所谓中共中原军区部队挑起军事冲突问题。美方代表对他的这种无理要求竟然默许。郭忏更加得意，面对中外记者，拿着编造的所谓“证据”对我中原部队大肆诬蔑，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仍进攻国军。
面对郭忏的表演，李先念非常镇定，等郭忏话音一落，便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郭将军，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说我军侵占了你们的地方，请问，你们在这些地方的部队又是在哪儿同日本鬼子打仗？你们从未来过这些地方，怎么能说这些地方是我们侵占了呢？”
郭忏被问得无言以对。李先念接着说道：“八年抗战，新四军五师一直坚持在敌后，解放了9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抗击日伪军20余万人，经历大小战斗万余次，消灭了大量敌人。这些历史事实，不是郭将军所能否认的。不仅黄陂的河口、塔尔岗、安陆的赵家棚、积阳山等地是我军的阵地，而且整个鄂、豫、湘、皖、赣边区都是我军收复的失地。这里的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沟，都有我们战士的鲜血和汗水，都印下了我们战士的足迹。不错，八年之中，不抗不战者大有人在；抗战胜利后，抢占胜利果实者大有人在；停战令下达后，争夺地盘者大有人在，人民自有公断。我军既有恪守停战协议之责任，亦有回击来犯者之权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百巳我，我必犯人’，这是事理之必然。为澄清是非，我提议，三方代表组成后，不妨去实地视察，听听当地老百姓的话，谁是谁非则不言自明。”
一席话，将郭忏驳斥得哑口无言，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狼子野心，以正视听，同时还大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信，使得敌人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面对对手或敌人的无中生有、恶意中伤、造谣诬蔑，最有效的反驳方法是直叙事实，用事实来揭示真相，说明道理。解放战争初期，中原调停时，美方作为仲裁人偏袒蒋方，故意玩弄花招诬陷我中原部队，我中原部队全权代表李先念冷静沉着，坚持用事实说话，不断挫败敌人的阴谋和花招。在第二轮谈判开始后，国民党代表郭忏用编造的“证据”诬蔑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仍进攻国军。对这种信口雌黄的诬蔑，李先念先用设问和反问的方式揭示了其言论的荒谬，接着用事实论证了新四军在鄂、豫、湘、皖、赣边区所建立的抗战功勋，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八年抗战中，抗战胜利后和停战令下达后某些人的丑恶行径。接着明确提出“我军既有恪守停战协议之责任，亦有回击来犯者之权利”的原则，义正辞严，无可辩驳，最后，还要求实地视察以正视听。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李先念将军所讲的道理之所以气贯长虹，具有压倒优势，就因为他使用了最基本最实在的说理方法——用确凿、典型的事实说话，铁证如山，岂能反驳？
曲话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将不便直说或者是不必直说的话用隐约闪烁的方式表达出来进而达到表达自己的意见，巧妙说服对方之目的的一种谈话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因直言表述、显露锋芒给对方造成伤害而形成对抗，能够启发人想象和思考，体会其中的事理，让对方在细细品味我们的语言之中接受我们的观点，取得共同的认识，从而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余意尽在不言中”的谈话效果。
说曲话当然要注意委婉深曲。
即在旁敲侧击中留给对方去得出某种结论的余地，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争论。
成功的语言应当是主旨明确，情趣盎然。但在适当的时候用暗示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往往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这一方面可以避免谈及一些不易出口的请求，同时亦能给自己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
曲语有时和幽默语言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只是目的性更强。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当你要求别人做一件事，或是指责别人哪里有过失的时候，你要尽量选择对方感到有回旋的话，把主动权仿佛送给了对方。例如某一员工衣帽不整，有碍企业形象，你可以说：“这样还算挺好的，但如果能够再把这个颜色换一下，会更好些。”这样的话语会使员工乐于接受，也就心悦诚服地愿意改正。
委婉的语言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听话者感到你是为他着想，或者感到合情合理，这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也给人以教育或启迪。
曲语的表现形式是婉转温和，这就形成了它婉约、含蓄的特点，也就使委婉的语言容量增大。语言虽然很简洁通俗，含义却是相当深刻的。
再往深处分析，曲语是对原则态度的软包装，表达了说话者的谦和态度，体现了对对方的尊重。
一天下午，杰克教授沿着乡村小路散步，看见一农夫站在路中独自吃晚饭。
教授问道：“你为何一人在这里吃饭？”
“噢，先生。”农夫说，“家里烟囱有点倒烟。”
杰克教授说：“修理一下也不十分困难，让我来看看。”
没等农夫开口，教授走到农夫家门口，他刚推门，一把扫帚落在他身上，随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滚，你这个老流氓，不然我就杀了你……”
教授赶忙退出，对农夫说：“没关系，我家的烟囱有时也倒烟。”
生活中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用调侃等方式来弥补这种缺憾。农夫称“家里的烟囱有点倒烟”，是运用比喻委婉地表示被言语或行为呛得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处境非常尴尬，然而，杰克教授却直解其意，信以为真，竟而至于主动要去帮助修理，不料迎来了痛打与怒骂。心领神会之后，杰克教授称“我家的烟囱有时也倒烟”，用自嘲来开导解脱对方，产生了极其浓郁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意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位记者问萧伯纳：“当今世界上你最崇拜的是什么人？”
萧伯纳答道：“我们刚从大战中解脱出来，世界文明之所以免遭法西斯蹂躏和毁灭，实应归功于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而它的统帅是斯大林元帅。要说我所崇敬的第一个人，首先应推斯大林，是他拯救了世界文明。”
记者一想，便知萧伯纳话中之意，就接着说：“阁下说到第一人，那么第二人呢？”
萧伯纳回答道：“我所崇敬的第二个人是爱因斯坦先生。因为他发现了相对论，把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为我们将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他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
记者又问：“世界上是不是还有阁下崇敬的第三个人呢？”
萧伯纳微笑着答道：“至于第三个人嘛，为了谦虚起见，请恕我不直接说出他的名字。”
记者被萧伯纳的幽默引得大笑起来，频频点头，欣然而别。
萧伯纳非常自信，也非常幽默。关于最崇拜的人，他以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为标准列举了政治的代表斯大林和科学的元勋爱因斯坦，至于第三个人，却“恕不直言”，戏谑的谦虚，巧妙的暗示，把对自己的夸赞幽默地表现出来。
总之，直言在于理存，曲语在于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