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无疑是对强者的偏爱，对弱者的残酷。它一面将一切优良的“基因”、强壮的实体、精明的才智和进步推向胜利辉煌的巅峰；一面把一切软弱的、懒惰的、愚昧的东西击垮、击碎，把它们无情地抛到世界运转的轨道之外，压迫进毁灭、死亡的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说，竞争是不公平的、残忍的，但这是世界进步、人类进化的必然的规律，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更没有人可以打破。
尊重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在竞争中必须的。当我们取得成功时就希望有人为你鼓掌，为你道好。可是当你身边的竞争对手取得成功时，你是欣赏还是嫉妒昵？会不会为他叫好呢？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别人也有足够的理由做不到。有人说：“为竞争对手叫好，并不代表自己就是弱者”。的确，当你看到他人成功时，你为他叫好，为他鼓掌，就可以化解对方对你的偏见和不满，改变竞争对手对你的态度，让他觉得你的真诚。那么，当你困难时，他会给你帮助和支持；当你取得成功时，他也会为你叫好，为你鼓掌。那彼此之间也就可能将竞争简化，也很有可能变成要好的合作伙伴。
亚历山大和大流士在伊萨斯展开激烈的战斗，大流士失败后逃走了。大流士就询问一个刚从亚历山大军中逃回来的一个仆人，仆人回答说：“大王，您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都活着，而且人们对待她们就像您在的时候一样。”大流士又问他的妻子是否忠贞于他，仆人回答说：“大王，您的王后跟您离开时一样。亚历山大是最高尚的人，最能控制自己的英雄。”大流士听完仆人的话，对着苍天说：“啊！宙斯大王！您掌管着人世间帝王的兴衰。既然您把波斯和米地亚的主权交给了我，我祈求您，如果可能，就保佑这个主权天长地久。但如果不属于我了，我希望您千万别把这个主权交给别人，只交给亚历山大，因为他的行为高尚无比，即使是对敌人也不例外。”
松下幸之助说：“竞争本身是好事。通过竞争，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势必相互发挥各自的智慧去努力工作，从而使产品质量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没有竞争的地方，怎么做也仍然是质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他这段话是相对于市场竞争而言的，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话了解到：竞争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和行业之间的竞争是一样的，这就需要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待了。
尊重自己的竞争对手，是竞争规律的需要。不要把每一个竞争对手看作是自己的敌人，相反，要把他看成朋友。在尊重他们的同时，需要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我，这才是竞争的真正意义。
社会交往当然也是一种竞争，因为没有太多的利害得失，所以这种竞争要比商业竞争缓和得多，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交际中忘记了尊重别人，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也是资本。
贪婪的人，没好结果
孔子说：“食、色，性也。”人有七情六欲，本是天性。但是由于物欲与情欲容易使人获得某种心理上或肉体上的快感，也就很容易使人满足。如果放纵人的本性去寻求满足，就会使人沦丧其中，以致迷失心声，引发无穷无尽的“贪念”。人的理智一旦丧失，就成为“欲念”的奴隶，如同跌入万丈悬崖，不可自拔。
正如老子所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那么，用什么来控制人的“欲念”呢？“中庸”思想说“适中”“适当”，当然也就是“知足”。“知足常乐”并非是劝导人们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高明的为人处世智慧。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必须遵守社会中的每一个准则、法规，任何人一旦践越，必定会受到惩罚。所以，只要能够将“欲念”控制“适当”，才不会触犯社会准则和法规，才是允许的、正常的。
人之贪求，无非是寻求名利、声色，来满足物质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快感。据史书记载，范晔的确是犯了谋逆大罪，以致不得善终。与范晔同谋的还有一个叫孔熙先的人，此人阴险狡诈、野心勃勃，他与范晔所拥立的是一个专横跋扈、骄奢淫逸的彭城王刘义康，他们三人搅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推翻当时有着“元嘉治世”美誉的宋文帝刘义隆。范晔因倒行逆施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他的死，主要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贪婪。
范晔这个人，虽然在修撰史书上有所成就，但他不注意个人的品德修养。他既贪权，又贪财贪色。他贪图权位，根据史书中记载，当时他已“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照理说已经是位极人臣了，可他还是不满足。当时他与一个叫沈演之的人共事，因为沈演之资格比较老，什么大事都要有他的参与才行，但是范晔嫉妒心强，并“以此为怨”。在与孔熙先谋反的时候，范晔还想当上“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他贪财，他常常与孔熙先在一起赌博，而孔熙先在赌博中玩弄“以输代贿”的把戏，所以在赌博中就故意输给范晔很多钱，范晔赢了钱，当然高兴，于是他就把孔熙先看作“莫逆之交”。他贪色，更是令人惊异，在他亲生母亲的丧礼上，他还“携妓妾”参加，又时常因为不能与皇室通婚而闷闷不乐。可见其“贪”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终，使他善恶不分、恩仇不分，认贼作父，最后招来杀身之祸，也不足为怪了。
贪婪来源于个人不良的嗜好，或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嗜好，进而产生不可遏制的“欲望”。欲望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人为了满足私欲，常常会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卑鄙的伎俩，这就等于把欲望这把利剑磨得越来越锋利，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人有“欲望”是为了激励自己去努力、奋斗，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东西，是与个人的才能、劳动以及付出的多少成正比的，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世界上也不存在一本万利的事。每一个成功的人，在他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精力、多少汗水，没有人可以知道，但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成功的不易。这也就是社会的规则，就是人类的规则。
曾国藩一生执着追求的是名和利，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岂不是矛盾的吗？但是，曾国藩有解决这矛盾的方法：其一就是叫“花未全开月未圆”，他求福求禄，遵循“不可享尽”的原则；他求权求势，遵循“不可使尽”的原则。其二就是“常存冰渊惴惴之心”，在为人处世中，曾国藩要人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其三就是“天地间惟谦谨是截福之道”，就是要谦让别人，不与别人争抢风头。
所以说，人有欲求不足为惧，关键是注意把握其中分寸，在加以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思想引导，就不会不满足。但是控制不住，变成贪婪的话，那就只有等着惩罚了。
使民以诚，不避亲仇
孔子所说的“举贤才”，是指提拔有才能的人。选拔人才不易，有很多人才，没有机会表现，只能默默无闻而被埋没终生。但是如果你有所发现，就要提拔他，给他机会，培养他。如果你并没有发现人才，那就是他没有表现的机会，只好等待别人去发掘了。所谓：“博施济众，尧舜犹病诸！”历史上许多前辈提拔后辈，都是这样。
宋朝时，御史台衙门有一名见多识广的老仆役，他刚强正直，还有一个怪异的习惯：每逢御史有过失，他就把梃棍（一根象征性的惩罚人的棍子）竖直。衙门中的人就把他的梃棍作为验证贤与不贤的标志。
后来，范讽担任了御史。有一天，他接待客人，亲自嘱咐厨师做饭，一连叮嘱好几遍。厨师刚离开又被叫回来，一再叮咛。
这时，范讽突然发现老仆役手中的梃棍竖起来了，不由问他为什么。
老仆役回答说：“凡是指使下属，只要教给他方法，然后要求他完成任务就够了。如果不按法去做，自然有常刑处罚，何必亲自喋喋不休呢？假使让你掌管天下，你能做到告诉每一个人怎么做吗？”
范讽听后既惭愧又佩服，不禁对这个老仆役另眼相看。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也得到了这个老仆役不少的帮助。
不能做到“用人不避嫌”，总是事必躬亲就好比是舍弃车驾而执意与马同行，结果不仅不如马快，还挫伤了马的积极性，使马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作用。
既然选拔人才，就要做到用人不避嫌。这牵扯到一个坦诚相待的问题。坦诚相待，反映一个人的素质问题，也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你对别人坦诚，别人通常也会坦诚地对待你。对于人才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应得的酬劳，更多的是尊重和信任。要尊重这些人才，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诚相待，实话实说。
刘邦就有这个优点，张良、韩信、陈平这些人，如果有什么事情要跟刘邦谈，提出问题，刘邦全部都如实回答，哪怕这样回答很没面子，他也不说假话。张良在鸿门宴之前得到消息，项羽第二天要派兵来剿灭刘邦，张良问刘邦：“大王打得过项羽吗？”刘邦的回答是“固不如也”。后来韩信到刘邦军中来，也问了这样的问题：“大王自己掂量掂量你的能力、魅力、实力比得过项羽吗？”刘邦沉默了良久，最后还是坦诚相告，“固不如也”。刘邦对属下能够坦诚相待，绝不隐瞒，信任对方，尊重对方，因此得到了对方同样的回报——信任、尊重，尽心尽力地帮他出谋划策。这也是领导者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