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脍炙人口的博弈故事是那个田忌与齐王赛马的传说。
齐王有三类马，分上中下，大将田忌也有三类马，不过都比齐王的要逊一筹。两人进行赛马比赛，于是孙膑帮助田忌出主意，用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先输一场。然后再用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按照三赛两胜的规则，田忌得到了胜利。这是最早的运用博弈论取得胜利的例证。
当然，这里面有几项是需要说明的，其一是必须遵循游戏的规则，在这里的规则是三场比赛只要有两场胜利就算赢了。第二是田忌的马虽然比齐王的稍逊一筹，但也差不了多少，如果悬差太大，他用上等马也赛不过齐王的中等马，那就又当别论了。从这个例子让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有好的策略，力相对弱的一方也是可以嬴得胜利的。
孙子云：上兵伐谋，运用谋略战胜对手，这是着名的军事家最惯用的手段。
还是这位孙膑先生，在事后有好几个战例，让后人拍案叫绝，如田魏救赵和减灶法就是。
公元前353年，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魏国派兵攻打赵国，包赵口的都城邯。赵国形势危急，请求齐国支援。齐王便派大将田忌为主帅，拜孙膑为军师，带领齐国的大军前往支援。
田忌打算直接领兵到赵国去救援，孙膑认为不妥，说道：要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强拉硬扯，要劝解双方停止搏斗，不能直接参加进去帮着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正是如此，不能硬碰硬。而要运用避实就虚的策略，促使形势对敌人不利，使他们产生后顾之忧。这样一来，赵国自然会解除被围困的态势。眼下魏国围困赵国，他们的精锐部队已经在外面打得精疲力竭了，他们的老弱残兵也在国内累得疲惫不堪。从此看来，你不如率军直取魏国的都城大梁，断绝它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卫空虚的地方。这样，我们既可解救赵国之围，又可以坐收魏军自我失败的效果。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派兵攻打大梁。果然，魏军放弃包围圈，离开邯郸，回兵营救本国。此时魏兵已经疲惫不堪，长途回军的路上又被齐军阻击，双方在桂陵一战，齐军把魏军打得落花流水。
在中国历史上，围魏救赵已成为以弱胜强的着名战例，被历来的军事家所重视和研究。
无论是博弈论，还是智谋学，其实都缘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在两方相对一我方与敌方对手方相对时，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在游戏规则允许的前提下，胜过对方，以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谋略学，其实就是西方的博弈论。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虽然我们可以说，西方的博弈论就是中国的谋略学，而且无论是那些博弈论学者还是研究商战的经济学家，都无不重视中国的像《孙子兵法》一类的着作，学以致用，把它们运用于经济学领域，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这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这个区别最主要之点还得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不同说起。1992年，李政道先生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说过这样的话：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和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做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组成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的，所以从大到小，从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古希腊时就有的，一直到近代。
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五行的一个很原始的看法，就是金、木、水、火、土。
我们对两种文化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它们具有的不同。中国文化总是在大的方面总体地去把握概念，并且只作定性分析而不作定量分析；而西方文化则总是从细微之处入手，并从具体的细节方面去组合它们的概念的。这也像两种文字，中国人的月日就是月亮和太阳的象形文字，讲的是月与日的整体。而西方的文字则是像元素的拼接，用几个字母来表示一个词。而且，中国人记载时间也是从大处入手，年、月、日、时，西方人则倒过来，把时间放在了前头，把年放在后面。
这种分野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东方文化属于一种整体思维的方法，只讲整体概念，只作定性分析，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还原法，每观察一个事物，它总是把这一事物分割到不能再分时为止，然后将它组装起来再加以认识。
我们承认，这两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各有优长，但是当一个事物需要掰开来更深人地认识时，东方文化就缺乏某种力量了。例如，在历史上，就其炼金术士搞什么炼丹术，这种现象恐怕东方和西方都出现得很早，我们中国人说不定还更早一些，但在十六一一十七世纪起，西方的炼丹士开始转变为化学家，研究起分子、原子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仍停留在炼长生不老丹，服丹可以成仙的迷信之地，于是中国的科学发展受到了思想文化的掣肘。
对于中国的智谋学与西方的博弈论也同样如此。喜欢用定理、方程式和运算手段武装起来的西方数学家开始用数学的手段去武装智谋，解开智谋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并且铢锱计较地运算采取哪一种方法能增加利润的收益，采取哪一种方法就会赔个底朝天的时候，中国的智谋学说还停留在原地没有进步。
这个问题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今天讲到中国的谋略学的时候，我们所举的绝大部分例子都是古代的例证，像二桃杀三士、杯酒释兵权、请君入瓮等等的成语典故都取自古代的事例，尤其是中国的几部古书一一《三国演义》、《水浒传》，就几乎被我们看成了智谋的集成。而讲求定量分析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却开始在试解人际关系学中的智能方程，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前苏联把导弹运上古巴的国土，苏美及全世界都被卷入了一场核威胁的那一个事件。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偷偷地将核导弹运送到古巴，以对付美国。苏联的核导弹这时距美国大陆仅只145公里，等于摆到了美国家门口，美国人急了，立即要求苏联运走这些导弹，否则将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些导弹是对肯尼迪总统无法忽视的严重威胁，然而他知道这时候稍有不慎，采取一点错误的做法就可能导致核大战的爆发，使两个核大国横尸遍野、一片焦土。这时，在他的助手中有一部分人主张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打击，消除古巴几十枚已经指向美国的导弹，然而这可能导致苏联发动攻击。另一些人想采取军舰封锁的策略，以防止苏联在古巴部署更多的导弹，同时要求苏军撤走已经部署的导弹，但还有一些人担心这些策略都没有实效。
在决定命运的关键几天里，两个超级大国都挣扎在进退两难之中，它们都非常清楚做出错误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肯尼迪最后选择的是军舰封锁策略，同时准备对古巴进行大规模打击。不过，最后的结局是赫鲁晓夫撤走了导弹，让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古巴的导弹危机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遇到的典型问题的代表：当我们不能确定对方在怎样想怎样做，而且双方都成骑虎难下之势的时候，将如何选择最佳的策略。
这就像好莱坞那个电影中的情节，吉姆和巴兹同时较上了劲，看谁先退缩的比赛。不退，就车毁人亡，谁先退，谁就输了面子，就是孬种！
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从与老板较上了劲，要求增加薪金，不加就将罢工坚持到底的雇员，到思考是否下大赌注吓退对手还是放下扑克牌退出游戏的玩牌者，这种处境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
再打一个比方，那就是两只公鸡被投放在一个斗鸡场中，让它们相互搏斗，每只公鸡都会有两个选择：或是坚决斗下去，或是退出斗场，自我认输。如果两只公鸡是势均力敌，那么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如果一只公鸡先行退却，那它就是被认为孬种的那一只；只有两只同时撤退，才算是一个平手，无所谓谁有面子谁没有面子。这个博弈论课题可以用这样一个矩阵来表达：表示它们强斗要付出的总代价，1表示一方退出要付出的代价，1则表示胜利一方获得的收益。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一个示意。在-2之中，自己身上的伤痕也表示两国战斗若真的打了起来受到的损失表示为-1；面子的丢失或输了比赛表示为-1。
在这个矩阵中，最好的结局是对方先退出而自己获胜，其次是共同退出，再就是自己认输退却，这三种情况都比斗得两败俱伤要好得多，美国在古巴危机问题上，事实上是苏联先行撤退，不过，美国为了给苏联一点面子，自己也象征性的从土耳其撤离一些导弹。
如果按中国的谋略学来分析，最后的分析结果也是一样的，那就叫做和合则双利，战则两伤。但却没有进入到运用数学分析的程度。这就是博弈论比中国智谋学术不同的地方。
诚然，采用数学的办法来解人际关系中难解的方法有它的先进性，可以把极复杂的问题化作数据来理解。但是我们要说，数学的僵化也是显然的，从博弈论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无比，博弈论总是在不断地修正与发展中，零和游戏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情况，因此才有了非零和游戏的发展但是，人是有着感情的高级动物，纯粹是理智的人几乎不存在，当人的情绪爆发之时，
即使他明知自己的做法会付出最多而收益最微，他也会硬着头皮去做，哪怕碰得头破血流绝不罢手，碰到这样的情况，博弈论对他就毫无办法了。而我们要说，到目前为止，任何数学公式也难以计算人的情绪的涨落。所以，这肯定也是博弈论者面对复杂生活和辽杂人性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