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篇《大平原》，虽很少有人提及，但对他是重要的，甚至可看作他的心灵备忘录和精神上的自叙传。作为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来要求，它揭示的矛盾不深，但你读着读着就会恍然发现，它是用小说形式写就的一首抒情诗，它压根儿就不准备陷入具体的现实矛盾，而是要写出心目中的圣地--大平原--这人格力量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写出它的坦荡、博大，深情，写出它的忧患和坚贞。看到这一点，你就反会觉得它写得巧妙，富于色彩感，表现性强。它也有个简单的故事线索：回乡知青林生原本因落榜而心灰意懒，但在他进入自然，进入大平原之后，参加割麦、锄禾之类的劳动，并与红蓼姑娘产生了朦胧的爱情，便终于体验到一种融身大平原的奇幻而悠深的感觉，他放开沉默已久的歌喉，唱了一支流传在大平原上的苍凉歌曲。随后，他在高粱地酣睡了，坐在不远处的红蓼则一直等他醒来……就是这么一点简单的情事，作者居然撑满了近三万字，而且读采意趣盎然，不能不令人惊奇。秘密就在意味与形式的统一，具象与抽象的契合。林生和红蓼这对大平原上的儿女，既是真实灵动的活人，又像是平原的“人化”。写红蓼割麦时的汗湿两鬓的生动模样，风撩起她的衣衫时的俊拔的身材，似在写她的健美，其实在写平原的美；写林生一旦贴伏在田野大地上，就涌起一股涤荡肺腑的清流，似在写他的感觉，其实在写平原的魂魄。作者用于情节性交代的笔墨很少，大量的是故事空隙里弥漫的情绪，故事框架下潜藏的意味。红蓼对林生说：“我常常想哭”，所表达的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一种隐藏极深的对故土的热恋和感伤的情绪。读《大平原》，会一下子想到契诃夫的《草原》，那将地域拟人化的写法，那发香的、轻快的、忧郁的风格。这里，刘庆邦显然是师法了《草原》的。但它一样地朴素，真挚，我们由此不难感知刘庆邦的审美理想是什么。
读过了《大平原》，就好理解《闺女儿》、《曲胡》、《玉字》、《夫妻》等篇什了。否则很难想像，常以严峻的目光瞪视着矿井里沉重的生存的作者，怎么会在《闺女儿》中那么热衷纯情、空灵、缥缈似梦的境界，就像一双粗糙的手拈弄绣花针一样。短篇《闺女儿》几乎是无法叙述的，硬要说，那就是写一个叫“香”的豆腐场的女儿，如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她去相了一回亲，回来做了一个梦，如此而已。她的心态、言动是那么洁白无邪，仿佛能嗅到豆腐的清香，但这封闭环境的女儿，做梦也逃不出她想像力的疆界，不免令人惋叹。《上海文学》的编者说它：“以其精到的艺术剪裁扩大了小说的人生内容”，“从文化层次上提供了未来人生的暗示，使小说在清丽中透出幽深”。格调的清丽，剪裁的精巧，我都有同感，但我认为“香”这个人物与沈从文笔下的翠翠、萧萧们没有太大的区别，她只是作者审美理想幻化出来的人物，或者说，是作者的白日梦，所以在究竟表现了多少现实性人生内容方面倒不必太认真。
刘庆邦是个尊重人性，崇尚人格力量的作家，而他关于人性，人格的许多观念又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有较深联系，例如，他热爱乡土，同情弱小，重视气节和情操，赞赏匹夫不可夺志的刚毅，感动于有血性的复仇等。这并非坏事，也大可不必一听“传统”就目为陈旧。事实上，一个作家只有把根子扎到民族精神传统的土壤，才有底气。刘庆邦不少小说的爆发点，常在人格人性与道德伦理的冲突，这给他赢来了有魅力的悲剧感。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人物常常自我矛盾：既遵从传统道德，又侵犯传统道德，最后成为自我矛盾的牺牲，完成了一种人格精神之美。试看《曲胡》，这可说是刘庆邦最精彩的短篇。它也像瞎子阿祥的琴声那样优美伤感，让人们走神，心绪飘飞到很远，进入一种恍惚的、灵魂漂浮的境界。瞎子阿祥的曲胡起先拉得不好，但是自从城里的哥哥抛弃了善良的嫂子，家道日渐衰落之后，瞎祥的琴声就如怨如诉，不同凡响了。人们说，他拉的是“心弦”。冬夜里琴声起处，真所谓“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琴声里，瞎祥与离婚不离家的嫂子相依为命；琴声里，嫂子的儿子结婚了，娶了新媳妇，但瞎祥还是在拉琴。瞎祥与嫂子的秘密终于有一天被新媳妇窥破，这新媳妇不知是因为自身婚姻的失败还是被瞎祥的琴声勾了魂，竟钻了空子按琴声的暗号去代替婆婆的角色，“盲目不盲心”的瞎祥立即发现了异常，脸色陡变。琴弦随之绷断。因秘密的败露，瞎祥把自己悬挂到挂曲胡的地方，不久嫂子也以同样的方式殉情，并且把曲胡带进了坟墓。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撼，沉思曲胡为谁而鸣，惊讶于人性的庄严。感动之余还会想到，瞎祥既敢于冲破传统道德，把爱奉献给孤苦伶仃的嫂子，但他终究又被传统道德压碎，或者说，以死来表达人性的尊严，--一种无可解脱的解决方式。另一篇人们谈论较多的复仇故事《玉字》，同样是一支人性尊严的赞歌。美丽的农村姑娘玉字，在一个晚上不幸被两个坏人在高粱地里奸污，本来声价很高的她就此一落千丈，掉进欲死不能欲活不得的苦境，后来她换了个人似地一扫忧苦，并主动嫁给了嫌疑犯马三，不动声色地找到仇人，巧妙地诱使他们火并。等雪了大耻，她也失了踪影。小说由极度的悲愤转为极度的安静，实际内蕴着骇人的心理能量。和《曲胡》里的瞎祥一样，玉字在皈依传统道德的形式下，表现了人的尊严的凛然不可侵犯。《玉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唐宋传奇中的《谢小娥传》，聊斋中的《庚娘》、《红玉》诸篇。在审美精神上，它们确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这样一位对乡土和人民怀着深挚热爱的，呼吸领受过大平原上清新空气的，崇尚民族人文精神的作者，因偶然的机缘来到煤矿，成了一名矿工，看到了别一样酷厉的生存，其心灵的震动幅度是可想而知的。刘庆邦说过他的惊讶和震撼，也说到他在罕见的艰苦卓绝面前感到自身的渺小与乏力。现在他面对的是“把命系在麻绳上的人们”。他们极少见到白昼：白天在黑暗中。夜晚自然也在黑暗中。这在工业劳动中也是极特殊的。与正常生活的反差之悬殊还表现在，他们既要在大地的腹心承受重负，进行高强度的粗重劳动，还要在地面上忍受偏见、歧视，为生存付出更大的代价。在饥渴、匮乏、沉重、危险的环境中，他们表现出或粗犷，或恣肆，或狂放，或阴郁的种种性格面貌。我认为刘庆邦虽然也写乡土，写纯情，还有专门写幽深的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型作品，但他最主要的成绩，还在于对一系列矿工形象的刻画。这些作品，有较大的人性深度和格调上的力度、硬度和强度。
篇幅很大的中篇《东家》，就是一部揭示灵魂中的惊涛骇浪的扎实深厚之作。说我们看这部作品会给看“傻”（吃惊意），并不过分。你可以说它的故事并不怎么新鲜，但你无法否认性格的巨大魔力。而且，不是一个人物，是三四个。自从那个秋雨的黄昏李天顺踏进了张富海的小煤窑，我们的心就被紧紧地攫住了。李天顺精瘦，机警，白面书生的模样，小说通过他求职时的狡黠，受到其他窑工轻蔑、排挤时的冷静气度，摔跤时猿猴般的矫健，特别是第一次掘煤的不凡身手，把个阅历丰富、心计很深的硬汉又活画出来。这样的角色很快取得窑主的赏识是不奇怪的。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如果说李大顺的犷悍中含着正直，那么窑主张富海的沉默中便藏着极度的阴险。这是个让人不寒而傈的家伙，他的热笑、冷笑、简短的阴沉沉的对话，“快滴水的脸子”，都显示着他不仅善于敲诈窑工的血汗，而且惯会整治人，摧残人。他给环境带来一种窒息感。相形之下，他的羽翼张石旦，就凶恶有余、智谋不足了。在这样一个威压的氛围，李天顺不啻掉进了虎穴。虽然他暂时受到信用，但我们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李的“失势”，几乎在一瞬间发生，起因不过是他点破了新修路的奥秘，还有关于他与喜梅（张的女儿）或老四有无偷情的捕风捉影的传言。其实，李天顺与张富海的反目，除了斗智、妒嫉，还有两个男人心理上的较量。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写出了极度的紧张感：并非外在的紧张，主要是心理、神经、灵魂的高度紧张。恐怖的影子在一步步逼近，我们不能不为李天顺的命运捏一把汗。他在窑工中揭露大伙受盘剥的秘密，暗中鼓动怠工，而张富海也已策划好暗害他的办法。李天顺死里逃生，在炸毁小煤窑之后逃亡了。但按小说“引子”中的交代来看，他最终是在狱中切断动脉血管自杀的。
《东家》是发生在个体户小煤窑里的一幕比较复杂的悲剧。李天顺算不上产业工人，只是个流浪的劳工，张富海则是个钻改革空子的暴发户，李的斗争含有反抗剥削的性质。但我们发现，作者其实无意于分辨这一斗争的社会经济性质，他密切关注的是精神力量的强度，个性的硬度，性格的魅力。在作者看来，斗争的性质是次要的，一个人有无足以应对环境的精神魄力，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家》里还有个光彩逼人的角色，那就是“老四”--一个掉在泥淖里的泼辣女人。男人的窝囊，经济的重负，迫使她来到矿山，以粗野对付粗野。她一面被张富海霸占着，一面做炊事员，与矿工无异。按说她是麻木的，但不，她对李天顺的倾慕和保护含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似的相知，又是她无颜表达的压抑着的正常人的爱欲。她内心有不可摧毁的自尊，毅然出走的场面有声有色，令人于同情中生出敬意，比起那个虎妞式的喜梅，她不知要高出多少。这么一些强悍的、泼辣的、阴暗的灵魂相互撞击，遂使小说中心理波澜迭起，很吸引人。只是作者对李天顺的结局把握不准，又模拟推理小说的首尾，给这部原本完整、深沉的作品带来瑕疵。
如果说刘庆邦描写矿工的小说具有某种紧张性，那么它不是外在环境的紧张，事件的紧张，而是内在灵魂的紧张，心理动作的紧张。由于这一注意灵魂开掘，注重心理潜意识探索的特点，他的人物较少雷同，各色各样，且具有相当的深度。《走窑汉》是刘庆邦的成名作，评者甚多，或着眼于生存相，或着眼于复仇方式的奇特，或着眼于善恶分析。我想它的主要成功还在刻画了一个令人浑身起栗的强有力的性格，表现了一种令人震骇的精神力量。作者说，长年在沉闷矿井里劳作的矿工，“最珍爱的莫过于女人”，他们白天在地底掉汗，“最恨人家在地面上勾引他们的老婆”，确是抓住了矿工心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马海洲的报复张清，就不仅仅是扞卫妻子的贞洁，而是在扞卫他理应享受的与地面上普通人一样的权利。其正义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按说，马海洲捅了张清一刀，事情就该了结，但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也就是王安忆称赞的“在别人停下来的地方开始”。接下来的过程完全像一个噩梦：马海洲和他的妻子影子似地跟住了张清；永远是一双充满敌意和精神拷问性的眼睛。马的威慑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甚至救了张清的性命又接着“拷问”他，有点猫捉弄耗子的味道。前支部书记张清被折磨得近乎疯狂，最后一死了之。怎样评价马海洲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欣赏的是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力，是马海洲的真实，独特，合乎逻辑，心理深度。这个曾经是“胸佩红花的青年突击手”，因他心爱的人和他的生活被毁坏而怀抱的仇恨是太深了，由于他本来就是个“识字很少，头脑清晰，遇事有独到见解，吐口唾沫一个坑，有种使人服从的威力”的人，他的行动便不足为怪了。
刘庆邦创造的矿工形象，倒也并不一味地粗犷、强悍，很有一些人物超出我们惯常的审美经验，带着新鲜、陌生的活气，是特定环境里的特产。《窑哥儿》中的泉子，刚十八岁就下了窑，开始把别人的照顾视为耻辱，要做“窑柱子”似的男子汉。
但他太纯了，纯得像水晶，腼腆如处子，对于粗俗的性玩笑极为反感。他像不能看着自己的姐姐受欺侮一样，企图救拔一个绰号“老白”的卖身女子，结果被认为“犯傻”，惹恼了一些人。小说写泉子未经污染的清纯非常准确，以至连“老白”也不得不对他重新估量。小说超出矿山的樊篱，有种透视人生的广度。短篇《拖身》同样很特别。包长更老师傅的独子因违章带火柴香烟下井而殒命，矿里便调老包去当“检身员”。他果然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领导以为他出于切肤之痛，便频频表扬，并自得于“知人善任”。其实，这个孤独老人的隐痛被忽视着，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小说以深细的笔调写出了老人表里的矛盾和痛苦复杂的精神状态，令人深思。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中篇小说《胡辣汤》。刘庆邦给人的印象是个不苟言笑，严肃沉思型的作家，他的小说中虽不乏粗话和谑笑，但让人笑不起来，因为背后是沉重；《胡辣汤》却大异其趣，满是诙谐，调侃，笑料，好像一锅胡辣汤，而“羊”这位老工人的性格，也恰可用胡辣汤喻之。这完全是个发生在眼前的故事，矿区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羊”当过二十年的劳模，是位掘进队长，因家庭负担重，灵机一动开了一爿专卖胡辣汤的小吃店，从此他的生活不再安宁。随着开店，“羊”这个老工人埋藏的智慧，幽默也一起被开掘出来。他对无端的指责已无所谓，他冷嘲把“几多几少”玩了几十年的王科长的文牍主义，他为胡辣汤做广告的出奇制胜，还有他为“不再当劳模”感到的轻松，都表现了他的精神的蜕变和解放。可笑的是，他对过时的陈旧价值的藐视是以装傻充愣的形式表现着，这个精明鬼确乎得了风气之先，却不得不与旧观念虚与委蛇。他仍不失为优秀的采煤工，但他今天是活出自信来了。《胡辣汤》的容量既体现在“羊”的喜剧性格上，也体现在作者对矿区最新生态的生动描绘上。我们常常感叹于日常生活的丰富被过滤掉不少，而刘庆邦恰能把“不入诗”东西写出，好像专在别人指缝漏掉的东西上下手，比如氛围感，比如尴尬，焦虑，失落，莫名的烦恼等情绪。
近年来，刘庆邦的创作视角和审美意识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他与对象拉开适当距离，加入了文化性和整体性的思考，更注重生存状态和生存境遇的群体性揭示；另一方面，在对个体人物的描写上，有剥离横向联系垂直型地探究潜意识隐蔽层面的倾向，加浓了精神分析的色调。前者以《家属房》、《宣传队》为代表，后者以《找死》、《煎心》、《为你们保密》等较为典型。虽然各样小说他都在写，但这一变化是带阶段性的。在这两个方向上，对性文化、性本能的审视，又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切点和窗口。我认为，就作者思考的深化而言，这些作品很值得重视；若论创作实绩和成熟程度，却仍在那些以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刻画的一系列棱角分明，鼓突饱满的人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