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的大舞台上，与曹操、孙权相比，刘备是最无实力的一位。曹操是大官宦的后辈，尽管出身不算高贵，可有势力；孙权世代坐镇江东，有名望和武力；只有刘备，一个编草鞋、织苇席的小工匠，属于当时社会的最下层，名望、地位、金钱，什么也没有。他仅有的一点资本，便是他那稀释得早已寡淡如水的一点刘汉皇家血统，而当时有这种血统的人，普天之下有很多，谁也没把这当回事。但刘备偏偏沾了这个光，那个孤立无援的汉献帝为了多一分支持，按照宗族谱系排列下来，竟将这个小工匠认作皇叔，留在了身边。这固然让刘备觉得脸上有光，可也成了招风的大树，为曹操所猜忌。
尽管刘备不满意于曹操的僭越，可他却没资格同曹操抗衡，只是暗中参加了一个反曹联盟，却又提心吊胆，时时防备着曹操对他下毒手。好在他在朝廷也无所事事，便干脆在住处的后园里种起菜来，大行起韬晦之计。但是曹操仍未放过他，于是便发生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这个故事被《三国演义》渲染得有声有色，早已是众人皆知之事。
此时的曹操并未将刘备放在眼里，但也不十分放心，他之所以邀刘备饮酒，之所以专门谈起谁是当今英雄的话题，之所以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均意在试探，刘备原本心中有鬼，以为被曹操看破，所以害怕，才将手中的筷子失落在地，偏偏此时又打了个炸雷，刘备才得以“闻雷而畏”为借口，既表示自己不是当英雄的材料，又将自己惶恐的心情掩饰过去了。因这一次的示弱，打消了曹操的戒心，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展。
真正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不管祸福险夷的来临，还是横逆生死之际；不管处在功名富贵之中，还是处在山林贫贱之际，他们的心中总有一个自己的主宰存在，不为外物与环境所影响。
宋代有一个故事：向敏中，天禧（真宗年号）初，任吏部尚书，为应天院奉安太祖圣容礼仪使，又晋升为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有一天，与翰林学士李宗谔相对入朝。真宗说：“自从我即位以来，还不曾任命过仆射的。如今任命向敏中为右仆射。”这是很高之官位，大家都祝贺他。徐贺说：“如今听说您晋升为右仆射，士大夫们都欢慰相庆。”向敏中只是唯唯诺诺地应付。又有人说：“自从皇上即位，从未有封过这么高的官，不是勋德隆重，功劳特殊，怎么可以这样呢？”向敏中还是唯唯诺诺地应付。又有人历数前代为仆射的人，都是德高望重。向敏中仍是唯唯诺诺，还是没有说一句话。
次日上朝，皇上说：“向敏中是有大能耐的官职人员。”向敏中对待这样重大的任命无所动心，大小得失，全部接受。这就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人们三次致意恭贺，他是三次谦虚应付，不发一言。可见他自持的重量，超人的镇静。正如《易经》中所说：“正固足以干事。”因此他居高官重任三十年，人们没有一句怨言。他能以这样从政处世的方法，而对进退荣辱，都能心静止水般虚心接受。因此他理政应事，待人接物，也就能顺从天理，顺从人情，顺从国法，没有一处不适当的。
没有激情的人近乎愚笨
《冰鉴》所言之缺少激情的愚笨之人，实际上就是现实当中的庸才。庸才是没有能力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可也不会创造什么效益。下面三个简单的问题，若你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能给予肯定的回答，那此人必定是个庸才。
（1）他做的工作是否低于你所要求的标准？在质量上和在数量上这个人的工作成果低于你所能接受的标准，他的工作数量低于他每天应该完成的数量，他的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比别人的多？他每周的销售量比别的推销员的销售量少得多，这个人没有根据你为他建立的规章制度工作而自己另行一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是在浪费你的钱，对你而言他肯定是一个成问题的人。
（2）他是否妨碍别人工作？如果你常看见他在雇员之中制造混乱，干扰别人工作，影响其他部门的工作进展，甚至因自己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影响同事们的上进心，若是这样，那这个人就必定是一个成问题的人，他不仅会影响你的工作，更会影响别人的工作。
（3）他是否会对整个团体造成损害？任何一个团体的声誉都会由于他一个成员的不体面的行为受到损害，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在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之中制造混乱或者把他们推到混乱的边缘。比如，一个爱惹事的推销代表会给整个公司带来不好的声誉。
凡有上述表现的人，毋庸置疑，多是庸才，是不足以重用的。要想识得真正的人才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其一，识人禀性知其优劣。
禀性，即一个人先天而来的性格特点，或曰天性。每个人的禀性都对他的成才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禀性是时时存在于人的头脑意识中的一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每当人们在从事一项工作时就会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对于不同禀性的人才要使其向着有利于他禀性的方面去发展，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一个人本来还有一点儿辨识的能力，看问题还比较准，但禀性胆小怕事，优柔寡断，也成不了大事。
曾国藩在初募湘军时，每日坐在招募处，见到黑脚杆而又不善于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若见到近城市的人，或爱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基本上都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很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曾国藩招募兵勇有自己的条件，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一律不收。这是由于禀性的差异，如山僻之民多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这种识禀性的方法的确非常特别。
其二，识人实践知其才能。
凡是谋大事创大业的人，大都很注意发掘和使用人才，如刘备之用诸葛亮、刘邦之用萧何、秦始皇之用商鞅等，用人的方法是：必须发掘对方的优点，容忍他的缺点，让人有被重视的感觉。以这种方法接近对方，慢慢喜欢他，然后活用他的长处。
其三，识人争辩知其才学。
宋朝时期大帅宗泽曾对初出茅庐的岳飞说：“你的英勇与智谋，武艺与才气，就是古代的良将也无法超过，可仅擅长野战，还不是万全之计。”宗泽十分喜爱岳飞的才华，因此，有意对其栽培，使其了解、精通更多的作战方法，给岳飞一张作战的阵图。岳飞接过阵图仔细看了以后，便对宗泽说：“古今时代不同，平地和山险不同，怎么能根据一定的阵图用兵？”宗泽反问道：“像你这样讲，阵法岂不是毫无用处了？”岳飞答道：“列阵而后战，乃兵家的常规，但其运用之妙，却存乎一心。”宗泽听了岳飞的议论，心中非常佩服，感到岳飞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才。事实也证明了宗泽的判断是正确的。
考虑事情由浅入深的人较为机智
官场险恶，要想立身于其中，首要在于“变通”二字。曾国藩一直都明白这一点。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审时度势，看清形势，才能把握先机，从而智珠在握，成竹在胸，驾轻就熟而得心应手地驾驭瞬息万变的动态世界。因此，曾国藩不管在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在刀光剑影的军事搏杀中，都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这的确是他的做人处世绝技。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应变能力是一个人的素质问题，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办事能力高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考察标准。
人的思维是跳跃的，不是固定的。因此办事时适时的变通是一种很明智的做法，放弃没有意义的固执，这样的人才能更好地办成事情。尽管坚持是一种良好的品性，是值得称赞的事情，但要适度，否则过度的坚持，就会变成一种盲目，那将会导致最大的浪费。
在很多时候，过分的执著是一种负担。一个机智的人可以灵活运用一切他所知的事物，还可巧妙地运用他并不了解的事物。能在恰当的时间内把该做之事处理好，这不但体现了机智，更是人性艺术的表现。
有两个和尚决定从一座庙走到另一座庙。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碰到了一条河，因暴雨河上的桥被冲走了，不过河水已退。他们知道可以涉水而过。这时，一位漂亮的妇人正好走到河边，她说有急事必须过河，但她怕被河水冲走。第一个和尚立刻背起妇人，涉水过河，把她安全送到对岸，第二个和尚接着顺利渡河。
两个和尚默不作声地走了好几里路。第二个和尚突然对第一个和尚说：“我们和尚是绝对不能近女色的，刚才你为何犯戒背那妇人过河呢？”第一个和尚淡淡地回答：“普度众生，不分男女老少。”
成败论英雄，有许多满怀雄心壮志的人毅力都很坚强，不过因不会进行新的尝试，因而无法成功。人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要犹豫不前，但也不能太生硬，不知变通。若一种方法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的话，那就试用另一种方式吧。
那些百折不挠，牢牢掌握住目标的人，都已经具备了成功的要素。如果把灵活的做事方法和你的毅力相结合，便更容易获得期望的结果。每当你做事遇阻的时候，告诉自己“总会有别的办法可以办到”。那么你的未来就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当你认为困难解决不了，真的没有出路之时，一定要拒绝“无能为力”的想法。应先停下来，然后再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常常钻牛角尖，因而看不出新的解决方法。成功的秘诀是随时检查自己的选择是否有偏差，准确地调整目标，放弃无谓的固执，轻松地走向成功。
内心机智则功名可期
有些人做事时，形式上看似轰轰烈烈，然而这些人大部分“雷声大，雨点小”、“说得比唱得好听”，就是见不到办事的效率。
还有一类人，在平日里很少“显山露水”，表面看上去很不起眼，然而他们却能在暗中静静地将事情完成，一点也不张扬，这就是《冰鉴》之所谓内“奸”。
在这个社会上，做事太张扬、太露尽管能够显得自己高人一头，然而却能引来许多人的妒忌，让别人也更关注自己的言行（确切地说是更关注失误），这样就会给日后自己的工作带来众多的压力和不便。
清朝皇帝雍正也曾这样认为：“但不必露出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雍正不仅是这么说的，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也是这么做的。
在雍正皇帝之前，历代王朝都以宰相统辖六部，宰相权力过重，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一定影响，若一个君王有手腕驾驭全局，使宰相为我所用，这固然很好，不过若统领军队的宰相超权行事，时间长了便易与皇帝、大臣们产生隔膜和分歧，很容易给国家添乱子、造麻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雍正即位之初，尽管掌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举凡军国大政，都需经过集体讨论，最终由皇帝宣布执行，不能随心所欲自行其是；权力受到了制约，皇位受到了挑战。雍正设置军机处，正是把自己推向了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简单言之，就是皇帝统治军机处，军机处又统治百官。军机处还有一种职能，即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秘书的角色，类似于情报局，有很强的保密性。军机处的由来，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清政府乎息准噶尔叛乱时产生的。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统领有关军需事务，严守军报、军饷等军事机密，致使此后两年不被外界熟知，确保了工作的高效运转和战斗的最后胜利。
雍正对军机处管理得十分严密。他对军政大臣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他们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召入宫中应付突发事件。军机处也会随皇帝的行动而不断改变。皇帝到哪，“军机处”就设在哪里，类似于我们如今的现场办公。军机处关注雍正对工作、对百官的一些看法，以便察言观色，去伪存真地选用人才。在当今，雍正的这些创造，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价值。
雍正的第二大特点是对军机处的印信管理得极为严密。印信是机构的符号和象征，是出门办事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军机处的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并将其藏于军机处以外的地方，派专人负责管理。当需用印信时，必须报告皇上给予批准，然后才能有军机大臣凭牌开启印信，在大家的监视下使用，以便起到制约的作用。
设立“军机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往每办一件事情，或者有关的奏折，要经过各个部门的周转，最后才能够送达皇上。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的官场陋习使办事效率很低，保密性差，皇上的意图不能贯穿始终。而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启动军机大臣，摆脱了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使雍正的口谕可以顺利地到达每一个职能机构，从而把国家大权紧紧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设立“军机处”把“生杀之权，操之自朕”的雍正推向了封建专制权力的顶峰。固“军机处”在皇上的直接监视下开展工作，因此处处小心，自知自律，奉公守法，营造了一种清廉的官场形象。“军机处”的设置，确保了中央集权的顺利实施，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统一，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民族的分裂，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不管在雍正的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雍正帝都是一个喜欢秘密行事的皇帝，然而这也正是他高明、智慧的一方面，故而在他死后的乾隆年间，才会出现盛世的局面。
不管是做人还是处事，如果要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只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我们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环节的人为阻碍，事情办起来就会难以成功了。
“粗蠢”之人多长寿
太聪明了，需要掩盖住才好，否则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曾国藩在必要的时候总会提醒自己，表现得粗蠢愚笨一些。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粗蠢愚笨之道。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粗蠢愚笨短才之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全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他论才德说：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