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退却时，他又组织敢死队，缒下城墙，追杀敌人，并捡回箭枝十余万支。这次战役，杀死满清统率三百名士兵的牛录十多人。
二十一日，满清军队再次趁夜出击，仍未成功，只好于二十六日撤围而去。
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派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将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他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时四十三年，独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以西四十里的瑷鸡堡。自此以后，满清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出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袁崇焕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建立了清朝。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满清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对手的资格。
袁崇焕和皇太极商议和谈时，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打败了朝鲜，袁崇焕也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小凌河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派出援朝军队，只因朝鲜很快投降，明军也就退了回来，没有和清军发生冲突。
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财物得到了补充，局势也稳定下来，但他看到袁崇焕修城池，练兵马，势力越来越强大，如不加紧攻击，愈加难图，况且求和又不成，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率大军攻打辽西的许多军事重镇，攻陷了大小凌河，随即又攻锦州。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四日，将领赵率教率领明军与皇太极展开激战。清军损失惨重，但还是没有将锦州攻下来。皇太极见攻锦州不成，就转攻宁远。袁崇焕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两军相接，激战两天，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皇太极还是没攻下宁远。皇太极再转攻锦州，但锦州城防守坚固，清兵死伤枕藉，无法攻克。当时正值炎热季节，清军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撤回沈阳。
宁锦之役，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作为主帅的袁崇焕并没因此而受重赏，只是升了一级官。其根本原因在于袁崇焕不是魏忠贤的同党，袁崇焕当年中进士的主考老师和推荐他做辽东防务的人都是东林党的首领，因而，虽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还是讨不到魏忠贤的欢心。这时，魏忠贤见袁崇焕威势日增，便指使同党，攻击袁崇焕不去救锦州。袁崇焕只好辞职，回老家广东去了。
这年八月，爱捉迷藏和做木工的熹宗皇帝死了，因无子嗣，由他的亲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年号崇祯。崇祯帝当时才十七岁，他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能干，与他哥哥大不相同，他不动声色地翦除了魏忠贤的阉党，然后逼得他自杀，巧妙而又干净地除掉了朝廷的一个毒瘤。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大臣或杀头或充军，被魏忠贤排挤的袁崇焕重新起用。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7月，袁崇焕从老家应召来到北京，崇祯召见了他，问他辽东防务事宜，经过一番深谈，可以说对他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粮草供给保障、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至于具体的守辽东的策略，袁崇焕认为可用以下三个原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的确是有一番事业心，对袁崇焕的这些提法，都表示了赞同和照办的意思。崇祯赐给袁崇焕一柄尚方宝剑，以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其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卫护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满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公元1623年（崇祯二年）7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于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11月，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远，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逼遵化，明军纷纷溃退，清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遵化城下。清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
袁崇焕于十一月十日抵蓟州，但清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满清军队交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满清军队交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满清军队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崇祯见满清军队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
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满清军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拼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倾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满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此时，满清军队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清人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石头还把士兵砸死砸伤。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
就在这以前，清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袁崇焕还是“儒将”，而且是真“儒将”。何谓也？盖因他只知谋敌而不知谋身，只知谋国而不知谋家也！
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三人是归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崇祯听了这些话，以他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祖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
三天之后，圣旨到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还有的将士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
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做法于情理不通，不奉明诏，于狱中写信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作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您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您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回，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的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辩冤求情的人，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乎，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做出决定了。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一条小小的反间计，竟然“倾国倾城”，令人想来真有些不寒而栗。崇祯杀袁崇焕，无异是自毁长城，这是由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所致。而袁崇焕被杀，与自己不善自保也不无关系。在这里，不善自保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
智慧金言
善于自保有时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的大局。这与圆滑的混世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是大智慧与小智慧的主要分别。
赵括：书生之材
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虽是愤激之辞，但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没有道理。这里的书生是指只会夸夸其谈没有实践经验的读书人，而不是指那些见闻广博的饱学之士。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地证明，将事情交给“书生”往往是败多成少。
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拜魏国人范雎为客卿，采用了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秦国对外政策的成熟，改变了秦国过去一直乱攻乱打、费力而无成效的外交状况。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秦国与远离本国的齐国等国家交好，对紧邻本国的韩国等国进行攻击。这样，秦国每夺得一寸土地就真正增加了一寸土地，秦国也就日益壮大起来。因此可以说，“远交近攻的对外政策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外交基础。
秦昭襄王在攻齐受挫后，完全听信了范雎的计谋，在国内“废太后，逐穰侯”，对外与齐国暂时交好，对韩国实行侵灭政策。公元前262年，秦王派大将王齿乞，派他为副将，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野王城，把韩国从中切为两段，使韩国的上党郡和本土完全隔绝。韩国十分恐慌，准备把上党地区献给秦国，以求撤兵。但上党军队的将领冯亭却不愿降秦，他说：“与其把上党地区献给秦国，不如献给赵国。赵国得了上党，秦国必定会去争夺，这样韩、赵就可联合起来，也许能够抗击秦国。”绝大多数人同意这一建议，韩国就派使者前去献地。
赵孝成王是个不明事理的人，觉得白白得到大片土地，是绝大的便宜，就十分高兴地派平原君带五万大军前去接收。平原君到上党后封冯亭为华陵君，仍拜为上党太守，但冯亭死命推辞，认为自己不能为国守土，私献土地，又得了富贵，实是罪不容诛，不敢再受封受官。在平原君的一再恳求下，冯亭才答应代为守卫上党，但嘱托平原君一定快发大军救援。
秦王见土地被别人抢走，十分气愤，立命王龅围攻上党。冯亭势单力簿，不足以抵抗，在死守四十多天后只有带着百姓一起逃往赵国，在长平关遇到了赵国的救兵。
赵王昏庸糊涂，只知庆贺新得土地，不知秦兵进攻迫在眉睫。过了些日子才想起发兵救助，于是派廉颇为大将带二十万军队前往，但这时上党地区已经丢了。廉颇的军队与秦国一接触，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廉颇见不易取胜，就森严壁垒，加深壕沟，坚守不战，并下命令说：“不论战败还是战胜，凡出战者必斩。”廉颇的用意很明确，一是想使秦军浮躁疲乏；二是想使秦国乏粮；三是可乘秦国退却再行追击。王龁是个十分有经验的老将，他深知久战不下的厉害，多次发动猛烈进攻，无奈廉颇守御有方，又兼矢志坚守，决不出战，致使王龅既苦攻不下，又无法把赵军引出壁垒消灭。王龁最后只得向秦王报告说：“赵军统帅廉颇久经沙场，深知攻守之道，他坚守不出，现我军无法与之决战。现已持续了三年多，粮草供应已出现困难，请大王快想办法。否则，秦军会有不归之虞。”
范雎这时早被拜为丞相，他说：“在敌国碰到廉颇这样的老将确实难以对付。据我看来，廉颇拖住秦军是战胜秦军的惟一方法要想战胜赵军，就必须使赵国改变这一作战策略，要想让他改变这一策略，就要把赵军的主帅换成一个急躁无知的人。我看这个人选只有赵奢的儿子赵括最合适。”
于是，范雎收买赵国官员，用各种方式制造假像，散布流言。没过几天，赵国朝野议论纷纷，说是廉颇年纪已大，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不敢同秦军作战，如果换上年少有力的赵括，那秦军不久就会垮下去。赵王本就不明事理，老觉得廉颇拖泥带水，坚守不战实在太窝囊，这回听了议论，更是添气，立即派人前往催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