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栽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
周亚夫的确是将材，这已是不易之论。然而，从本质上讲，将材更多地偏向“技术”的一面，其非技术的政治的一面就相对欠缺。如果让其冲锋陷阵，将材固无不可，但如果让其卷入政治的漩涡，恐怕就会左支右绌。是不该把将材用为政治之材呢？还是将材自身就该远离政治呢？或许是二者都有呢？事实上，这只是人为的区分。为将与为政往往是不可分的，这才是很多人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政坛上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
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巧，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
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愿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是爱国，爱国就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之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智慧金言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我们早就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如此判罪，实在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的范围。这对我们来讲，也许真的是一次“思想解放”！
晁错：忠而无道之材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
汉代有两个青年才子大臣，一是文帝时的贾谊，一是景帝时的晁错。据说贾谊之死是因为才高而量窄，那么，晁错之死呢？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练，“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性格的弱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忮刻。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与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想把晁错除去。晁错也有点忘乎所以，由于晁错的署舍坐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他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拟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
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让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他年轻气盛，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就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其人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不久窦婴就被免职。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簿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簿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颖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