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的哥哥的儿子，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景帝在找人前去平叛时，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晃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信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
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
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七国造反，您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景帝有点着急，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作主。”
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帐，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是受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处，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惟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顺便说到的是，晁错创意的削藩并没有真正削弱藩国，即使在平定叛乱以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但却被汉武帝采纳推恩令的政策而巧妙地解决了。
主父偃对汉武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国君对他们是很容易控制的。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不断的几十座城，土地方圆上千里。天下形势平稳时，他们就容易奢侈骄慢，做出淫乱的事来，形势急迫时，则依仗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如果用法律来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更容易产生了，前些时候，晁错实行削藩的政策，其结果是使得吴、楚七国叛乱，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必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控制诸侯国的势力。
“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竟有十几人了，但只有嫡长子才可以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皇上的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他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必然十分高兴，拥护皇上的措施，因为陛下帮助他们实现了他们的愿望，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德，但在实际上却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这样一来，陛下不用减少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势力就削弱了。”
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就是要求各诸侯国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诸侯自己的子孙就争权夺利，这样一来，诸侯国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了，诸侯国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智慧金言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看来，主父偃要比晁错高明得多。
贪“材”和珅
据说，贪婪是人的本性。考之史实，确是如此。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是“贪官如韭，割而复发”。但像和珅这样的贪官，倒也并不多见。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和砷如此贪之有道，但却被嘉庆皇帝轻而易举地除掉，倒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事。
和珅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他与一般贪污犯不同的是，他不仅受到皇帝的信任，掌握着财权，还掌握着相当的军权和人事权。由于其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关系网。处理这样的人，必须慎重，而且必须具有决绝的手腕。稍有不慎，就会引来不测之祸。
清嘉庆元年（1796）正月元旦，太和殿举行了授受大典，清高宗亲将皇帝宝玺授予其子颙琰。颙琰正式即位为帝，是为仁宗，尊高宗为太上皇帝。但高宗归政以后，仍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处理朝廷大事，还是实际的当权者。他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或赐宴，仁宗完全处于陪侍地位。后来高宗崩，仁宗亲政，仅仅在四天之后，他下令将专权达二十余年的军机大臣和珅逮捕入狱，在不动声色中将其除掉。
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先是当校尉，后因聪明敏捷，仪表俊伟，记忆力强，办事精明干练，深受清高宗乾隆帝的青睐。因此，他的官位越做越大，朝廷上的兼职越来越多。从乾隆四十年（1775）至嘉庆三年（1798）的二十四年间，历任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京师步军统领、军机大臣等职。他还因长子丰绅殷德娶了高宗第十女和孝固伦公主，而成为皇亲国戚。这样，和珅在乾隆一朝，可以说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然而，和珅不是一个正直的官吏，他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行事飞扬跋扈。他曾行文各省，要求凡有奏折，先将副本呈交军机处，由其过目批示后然后再奏闻皇上。他还遍置私党，对于不附于自己的人，就在乾隆帝面前进谗言，加以陷害。
和珅是清代中叶贪黩之风的总根子。当时，朝廷内外文臣武将侵亏公款，聚敛行贿蔚为风气，动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银之多，追根溯源，都以和珅为后台。仁宗嘉庆初年，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过程中，各路将帅虚报战功，冒领粮饷，也是以和珅为后台的。和珅自己当然更是竭力聚敛，当政二十余年，搜刮的财富的总价值可达亿两白银。
和珅处处老谋深算，仁宗当皇子时，被高宗选为储君，和珅事先密知此事，在定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送给仁宗一柄如意，其意暗示他的继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和珅想以此邀功，继续在下一个皇帝那里得到宠信。这种做法使仁宗极为恼火。
在高宗以太上皇的身分训政的时候，和珅实际上成为决定乾隆意旨的人，专擅更甚，满朝文臣武将侧目而视，甚至嗣皇帝都不得不畏惧几分。嘉庆三年f1798）春天，仁宗发布上谕，决定在冬季举行大阅典礼。然而，和珅代高宗下了一个相反的谕旨，说：“现在川东的教匪虽将剿除，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不宜大阅。”这样一来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印象：皇帝决定的事，太上皇可以轻意否决，而太上皇所作的决定，皇帝不能改变。谁都知道，太上皇的决定多半是和珅怂恿的结果。还有，一次宴席上，和珅奏请高宗减掉太仆的马匹，这实际上会影响到皇帝的乘骑，因此仁宗很不高兴，自言自语地说：“从此不能再乘马矣。”
仁宗有事要奏报太上皇，也须由和珅代转，这样两人之间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仁宗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尽管他对和珅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外表上却不动声色。任和珅所为而从不加干涉，甚至总是故意显示出对和珅十分尊重的样子。如果碰到和珅以政令奏请皇旨，总是说：“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所以，当时人均称赞仁宗说：“自即位以来，知和珅之必欲谋害，凡于政令，惟尔是听，以示亲信之意，俾不生疑惧，此智也。”
仁宗这样做，一方面麻痹了和珅，又瞒过了太上皇高宗，博得了仁、孝两全的美名。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清高宗乾隆帝病逝，仁宗亲政。初四日，他命令和珅和户部尚书福长安昼夜守值殡殿，不得擅自出入，这样一来，就限制了和珅的自由，也就等于剥夺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之职。接着，他又下了一道谕旨，暗示由于内外文武大臣通同为弊，在剿办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丧师辱国，有的大臣视朝廷法律犹同儿戏，长此以往，国体何存？威信何在？且查历年兵部，国家坐耗巨饷，非养兵也，乃为权臣谋耳，希望各部院大臣要着实下力查办。此旨一下，给事中王念孙等人心领神会，明白皇帝要惩治和珅，立即纷纷上疏弹劾和珅。于是，清仁宗下令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并宣布他的二十大罪状。
逮捕和珅，从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钱财珠宝，其数量之大，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是当时清廷数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由于和珅罪行重大，仁宗起初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和孝公主再三涕泣求情，加之大臣董诰、刘墉等人的劝阻，最后决定赐令和珅狱中自尽，并将没收的和珅家产赐给宗室，故而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被处决后，其党羽和一些亲近的官员皆惴惴不安，害怕受到连累。有的朝廷大臣也上疏主张追究余党。为了安定人心，仁宗为此发布上谕说，和珅专擅蒙蔽，罪在和珅一人，其余一时失足者，只要痛改前非，既往不咎。此谕一下，人心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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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铲除和珅虽然没有经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大的斗争，但其间也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当时，全国各地烽烟遍起，由于和珅的长期经营，其党羽遍布朝野，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局面。一旦如此，朝廷将会四面树敌，虽不至有多大的危险，起码也要多费手脚。而仁宗筹划若定，在不动声色中举重若轻地除掉了和珅，实属不易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