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并不仅仅是封建迷信。即使是中国正统的天道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讲究命中注定的。正基于此，许多人便被涂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被吹嘘得神乎其神。
最有意思的是孟子的五百年一个大循环的历史发展论。据《左传》记载，周成王伐商之时，曾经向上天神卜问周代的国运，回答是：周代将传世三十代，历时七百年。这本是上古社会中为自己制造舆论的一种普遍的方式，但这种天运思想到了孟子那里被系统化、理论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认为，一代帝王兴起，上天会赋予他五百年的国运，五百年后将为人取代，即所谓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了证实他的理论，孟子还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历史事实：由尧舜到商汤的时代有五百余年，由商汤到周文王又有五百余年，由文王至孔子有五百余年。然而，孔子是有命无运的人，未能成王，但其学说为万世法，可称“素王”。到了孟子时代，周代已经延续七百多年，仍然没有改朝换代，孟子的解释是：这是上天不想使人间治平，否则，除了自己，又有谁能担负这个责任呢？
当然，孟子的天道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理想，他的“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效法。但问题是孟子的思想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很难内化为社会心理，而这种思想到了“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阴阳家手里，就蜕变成了真正的迷信，这种真正的迷信又往往以“科学”的面貌出现，与“俗文化”范畴中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具有很强的蛊惑力。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的确也发生过一些十分巧合的事，这些巧合经过处心积虑的编排、歪曲和解释，其巧合的性质便被隐去了。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丙午年和丁未年是凶年，仅以西汉为例，这两年确实经常发生比较大的内忧或外患：
汉高祖于丙午年（前195年）驾崩，大权落在吕后手中，吕后对刘氏家族大加杀戮。几乎倾覆刘家宗庙：
元光元年（前134年）为丁未年，出现了名叫“蚩尤旗”的彗星（状似旗，古人认为此星一现，战祸就起），其星横亘天际，春天，太子刘据（后被汉武帝所废）出生。也就在这一年，汉朝征伐匈奴，从此以后，双方战争三十年，死伤无数。后来因为受陈皇后巫蛊案的牵连，生在这一年的太子刘据也与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被害：
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为丁未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登基。因刘贺多行淫乱，旋即被废；汉成帝永始二年（前十五年）为丙午年，永始三年（前十四年）为丁未年，后戚王氏家族昌盛，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赵飞燕被封为皇后。由此，酿成汉朝基业被王莽所篡之祸。
其实，在祸乱频仍的年代，任何年份都可能发生灾祸，只是这些灾祸往往被神秘化，使人不再寻找社会原因，只相信在冥冥中有天数主宰。如果其社会作用仅仅限于此，也还罢了，最多使人“敬畏吴天”，在现实活动中畏首畏尾。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为君权神授论提供依据，因此，其最坏的作用就是造神，造神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帝王的有关行为神秘化，一是将帝王本身神化。如帝王的生死都有天象感应，据《后汉书》记载：
光武帝死前两个月，日食；明帝死前两个月，有星冲撞太微；和帝死前六个月，地裂；殇帝死前两个月，三十七郡国水灾；安帝死亡当月，日食；顺帝死前一年，凉州大地震：冲帝死前一年，大地震，且水涌地裂；质帝死前一个月，海水溢，太白星犯荧惑；恒帝死前两个月，六州水灾，渤海水溢：灵帝死亡当月，日食。
同样，皇帝所用的年号也关系重大。如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永昌”，当时的名士郭璞解释说，“昌”字表示有两个太阳，当年冬天晋元帝果然死了。东晋桓玄擅权时，将晋安帝的年号改为“大亨”。有人说，这两个字分开，可以解释成“一人二月了”，次年二月，桓玄果然失败了。萧栋和武陵王在同年称帝，都以“天正”为年号有人说“天”字可以解释为“二人”，“正”字可看成是“一年即止”，合起来是“二人一年而止”，后来果真如此；北周宣帝以“大象，，为年号，则被看成是“天子冢”，在位仅一年；隋炀帝杨广的年号为“大业”，根据“业”字的古字，“大业”便可以看成是“大苦末”，隋朝是一个生灵涂炭的时代。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在历史上俯拾皆是。
对皇帝本人的神化也很普遍，如果遍查正史、野史，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位有名气的皇帝都被神化过，尤其对开国皇帝，更是如此。据《三国志》记载，汉昭烈帝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是典型的帝王形貌，且其家东南墙下生有一棵桑树，五丈余高，远远望去像一个车盖。据《隋书》记载，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体态象龙，额头上有“五柱入顶”之象，生下来手心上就有“王”字的字样。出生时屋内紫气氤氲，有一次他的母亲竟然看见他头上生角，遍体生鳞，吓得把他摔到地上。这时一位尼姑恰好路过，赶忙将杨坚抱起来说：“你这一摔可不要紧，使他晚得天下了。”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生下来时就有两条龙出现在空中，浮游三日才离去。
如果说对这些皇帝的神化还比较简单，在一定意义上讲也许还带有朴素的心理因素，那么，刘邦的“三变”应该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刘邦的第一变是神化其出身，据记载，刘邦为其母与神人梦交所生，而“神母夜号”的传说更证实了他的“来历”：刘邦斩蛇起义后，有人常听有一老母在斩蛇处夜哭，人问其故，老母说：“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第二变是在刘邦登基之初，在张苍等大臣的倡导下，汉代沿袭了秦制，崇尚黑色，并将祭祀四帝改为祭祖五帝，又增添了一个黑帝，刘邦成了黑帝的后裔。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刘邦被政治意识形态进一步神化。第三变是在刘向父子重新编排了历史的顺序以后。他们说神母夜号，正是预示着他是赤帝的后代，应当尚赤、主大统。根据五行循环的理论，汉代这一轮所对应的属于赤色的帝王是帝尧，所以汉代应是帝尧的后代。这是由政统渗透学统，在文化的深层中被神化。至此刘邦不仅又恢复了赤帝之子的地位，而且身世愈来愈高，由流氓无赖变成了真命天子。
神，就是这样被古人们一步步地造出来的。古人讲神道设教，原是要人们自觉，意识到人之为人，并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合力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理想向现实的蜕变是严酷的，这“神道”变成了造神，这“设教”变成了愚弄。在这造神和愚弄中，人便逐渐地失去了自我意识，造神成了目的，人是为造神而活着，而自己则成了造神的工具和手段。
据说，当年顾颉刚写《古史辨》，就是要分清哪些是历史上发生的，哪些是后人加上去的，并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相信的许多东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而是后人意识的累积，我们不过是一厢情愿地受骗罢了。今天，我们当然不再想受骗，并认为自己也不再受骗，然而，造神运动似乎并没有终止，造神形式也有着难以辨别的时代变种，许多记忆犹新的事情使我们无法轻松。即使我们不再愚蠢到去神化某个人，那么，对“神”的祈盼与依赖呢？
智慧金言
中华民族的智慧实在太发达了，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一经我们解释，就都能显得那样的合情合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自己说服了自己，当我们自己就深信不疑的时候，还能期望别人怀疑什么呢？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善于疑神而不是造神的时候，历史才能更顺利地进步。
项羽：是英雄，还是妇人之仁
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那种依理想而生活，凭情感而行动的人。然而，英雄和政治家在其生命情调的深处又是冲突的。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政治上又往往表现出妇人之仁。
在楚汉相争的初期和中期，刘邦实际上是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的。然而，项羽最终却失败了。项羽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性格悲剧。
刘邦虽然是个流氓，但他有一样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就是善于听信忠言，能够使用人材，为了大事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项羽虽然是个英雄，但他却天生没有领袖的品质，那就是他行“妇人之仁”。例如，他可以在打仗时身先士卒，可以为士卒吮吸箭伤的脓汁，但他却不能慷慨地封赏将士。据史书记载，任命将领的大印都刻好了，他却舍不得把它给应该封赏的人，而是把大印拿在手里，玩来玩去，把大印的棱角都磨光了，还是舍不得送给人。所以，他不能大胆地使用人材，更不善于使用人材。
与此相关的就是他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狭隘多疑。陈平正是利用他的这一特点来除掉他的得力助手的。
项羽的失败主要在于失去了范增，而陈平除范增用的是反间计。其实，尽管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但就反间计本身来说，却是一成不变的。反间计的规律就是使对方产生疑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汉三年（前204年）初，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项羽兵围荥阳，截断汉军粮道。刘邦的形势非常危急。
汉军缺粮，时间一久，就难以固守，于是派出使臣向项羽议和，提出荥阳、成皋以东归楚，以西归汉，以鸿沟为界，两国就此罢兵，分而治之。项羽听了使者的话，就想讲和，范增进言道：“刘邦即将兵败，今日不取，日后必悔。当初在鸿门宴上，你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此时再不灭掉刘邦，将来就必定要被刘邦所灭。”项羽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拒和，发兵猛攻荥阳。
刘邦见议和不成，在荥阳城内整日忧心忡忡。一次他对陈平说：“天下纷纷，究竟何时得了？”陈平说道：“大王所虑，无非是那项王。我料项王手下，只有范增、钟离昧等数位忠臣，他的能臣良将并不多。项羽生性多疑，想来刚愎自用，不能明察人事，大王若肯捐弃巨金，贿通楚人，流言反间，使项羽君臣相疑，然后乘机进人，破楚就容易了。”
刘邦听后，连说：“金银何足惜，只要能破楚兴汉，财物尽管用。”便命左右取出黄金四万斤，交与陈平，叫他按计行事。
陈平受金退出，回到住所，立即唤来几名心腹小校，叫他们扮成楚军模样，怀金出城，混入楚营，贿赂楚王左右，散布谣言。数日后，楚营中流言四起，说钟离昧自恃功多，得不到分封，将要联汉灭楚。这事正是项羽所担心的，如今出了这样的传言，项羽不得不相信，所以就处处提防钟离昧。
为了弄清真相，项羽决定借议和为名，遣使入汉，顺便探察城内虚实。陈平听说楚使要来，正中下怀，便和刘邦布好圈套，专等楚使上钩。
楚使进入荥阳城，直往汉王府，拜见刘邦。刘邦假装酒醉，敷衍数语后，便令陈平将楚使带出。
陈平将楚使导入客馆，留他午宴。两人静坐片刻，一班仆役已将美酒佳肴摆好。陈平装作自己只是受了刘邦的托付，是替刘邦招待客人，并不认识来使，于是问道：“范亚父可好！足下是否带有亚父手书？”楚使一楞，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正色道：“我是受楚王之命，前来议和的，并非由亚父所遣。”
项羽自刎乌江
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十万楚军逃得只剩下数千人。项羽绝望，半夜饮酒，对虞姬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唱和数遍后自杀，项羽突围，退至乌江时仅剩二十八骑。项羽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在斩杀追兵数百后自杀，年仅三十一岁。项羽不是政治家，他是凭情感而行动的英雄，他的妇人之仁与现实政治有着尖锐的冲突。项羽的失败是性格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
陈平听了，故意装作十分惊慌的样子，立即掩饰说：“刚才说的是戏言，原来是项王使臣！”说完，起身步出。楚使正想用餐，不料一班仆役进来，将满案的美食全部抬出，换上了一桌粗食淡饭。楚使见了，不由怒气上冲，当即拍案而起，不辞而别，饿着肚皮返回了楚营。
一到楚营，楚使立即去见楚王，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地告诉了项羽，并特别提醒项王，范增私通汉主，要时刻注意提防。
其实，这是个并不怎样高明的反间计，如果稍微地理智一点就会察觉其中的破绽，只是项羽多疑，又兼性格急躁，头脑简单，没有多想这些。
项羽听后，大怒道：“前日我已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今日看来这老匹夫果通刘邦。”当即就想派人将范增拿来问罪。还是左右替范增排解，项羽这才暂时忍住，但对范增已不再信任。
范增可以说对项羽一直忠心耿耿，他心无二用，对此事一无所知，一心协助项羽打败刘邦。他见项羽为了议和，又放松了攻城，便找到项羽，劝他加紧攻城。项羽不禁怒道：“你叫我迅速攻破荥阳，恐怕荣阳未下，我的头颅就要搬家了！”范增见项羽无端发怒，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他知道项羽性格多疑，不知又听到了什么流言，对自己也产生了戒心。想起近年自己对项羽忠心耿耿，一心助楚灭汉，他不仅不听自己的忠言，反而怀疑自己，十分伤心。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便向项羽说道：“现在天下事已定，望大王好自为之。臣已年老体衰，望大王赐臣骸骨，归葬故土。”说完，转身走出。项羽也不加挽留，任他自去。
范增回到本营，将项王所封印绶，遣人送还项羽。自己草草收拾，即日东归。他想到楚国江山，日后定归刘邦，不禁又气又急。不久背上忽然起了一个恶疮，因途中难寻良医，又兼旅途劳累，年岁已长，不久背疮突然暴裂，血流不止，疼死在驿舍中。从吏只得买棺殓尸，运回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葬于城东。
与刘邦相比，项羽的确具有更多的英雄特征。他勇猛善战、不畏艰难、性格直爽、恩怨分明、爱惜属下、讲究道义，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美誉，但他的这些性格素质却正是妨碍他成为帝王的障碍。他没有刘邦的无耻、狡诈、残忍和阴险，更没有刘邦的雄才大略，所以他中了陈平的反间计，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和忠臣。
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雄风采却留下了永恒的魅力，越是悲剧式的英雄，就越能打动人心，悲剧的结局使得英雄人格深处的光彩闪现得更加灿烂动人。
智慧金言然而，上述的评论只是情感性的，如果让我们冷静地思考项羽的失败，我们就会发现，英雄就是那种依理想而生活，凭情感而行劫的人。然而，英雄和政治家在其生命情调的深处又是冲突的。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政治上又往往表现出妇人之仁。这是英雄的动人之处。也是英雄失败的根源！
勇气大于智慧之材
志向诚可嘉，勇气价更高；如果无智慧，二者皆可抛。其实，如无智慧才能，那是抛也得抛，不抛也得抛的。然而，现实中，往往是勇气大于智慧的人更多一些。
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在社会的最下层，惟钱是图，连皮肉都出卖了，还有什么道德可讲；宫廷在社会的最上层，惟权是从，连灵魂都不要了，还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讲？宫廷与妓院，虽处社会的两极，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阴谋政治，如果能把这些阴谋“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于大众眼前，也许会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码少一些所谓的神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