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赋不同，才有偏至。有勇于进取而不善退守的，有柔和恭顺而缺少决断的，有精细温良而疑虑畏缩的，有强硬正直而专横固执的，有普济博施而交游混杂的，有清高耿介而拘谨局促的，有行动果断而空疏迂阔的，有质朴率直而浅露不藏的，有足智多谋而犹豫不决的。偏材都应该以中庸为指归，否则轻则不能成事，重则身败名裂。
原文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译文
中庸的品德，它的实质是不可名状的，像含盐的水虽咸却没有苦涩的味道，虽淡却非索然无味一样；像丝织品，质地朴素并非了无文饰，色彩斐然又不炫耀一样。具有中庸品德的人，望之俨然，接触时感到很温和，既能够雄辩元碍，也能够口讷缄默。这种人变化无穷，但通达是其变化的目的与核心。
原文
是以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扁。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及其进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
译文
所以，如果过于高亢进取的，就超过了中庸之德；如果过于拘谨保守，就达不到中庸之德。放肆或拘束就违背中和之道，必然要做出矫饰，使义理有所丧失。因此严肃正直刚强坚毅的人，其才能在于矫正邪曲，不足在于激烈攻击对方；柔和安详宽厚的人，其长处在于能够容忍，其不足在于缺少决断；勇武强悍劲健的人，在胆力刚烈方面有其长处，其不足在于无所忌惮；精细温良慎重畏缩的人，长处在于谦让谨慎，其不足在于多虑；强硬刚正坚定直爽的人，其长处在于稳固坚定，其不足在于固执刚愎；善于论辩和推究事理的人，其长处在于善于解释疑难，其不足在于飘浮不定，不易把握；普济博施的人，长处在于胸襟廓大，不足在于交游混杂；清高廉洁公正无私的人，在节操方面节俭廉明，其不足在于拘谨局促；行止果断，心胸光明磊落的人，成功在于勇于进取，不足在于空疏而不现实；深沉冷静机警缜密的人，善于探幽入微，不足在于迟滞缓慢：质朴率直性格外向的人，品质忠厚，为人诚恳，但不足在于浅露不藏；足智多谋而又善于韬光养晦的人，长于权术计谋，其不足在于模棱两可，遇事犹疑。至于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不断升迁，应该以中庸为准则来防止各种不良弊端的发生，如果只是看到别人的短处，就会使自己的缺点越加突出，就像晋人和楚人相互嘲笑对方佩剑的方向相反一样。
原文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而以顺为挠，厉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难与入微。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惺，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愞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凌楷之人，秉意劲特。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伪，强其专。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辨博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以抚众，难与厉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以进趋，难与持后。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愞。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朴露之人，中疑实。不戒其实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违。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译文
坚强刚毅的人，往往暴戾刚愎而缺乏柔和，不认为自己冒犯别人是过分，反而以柔顺和缓为软弱，更加变本加厉地竞进不止。因此这种人可以设立法制让其遵行，却难于深入其微。温柔和顺的人，迟缓宽容缺乏决断，对自己不知治理事务引以为戒，却认为刚毅奋进是一种伤害，安于无所作为。因此，这种人可以遵守常道，却难以通权达变，释疑解惑。勇武雄悍的人，意气奋发，勇敢果断，对勇悍造成的伤害和失误不能注意，反而视和顺忍耐为怯弱，倾尽全力以求进取。因此，这种人可以与人共赴危难，但难以遵守约定。谨慎戒惧的人，怕事而多疑，对自己不敢伸张正义不以为意，却把勇敢作为轻浮，增加犹疑畏惧。因此，这种人可以保全身家性命，但难以树立节义。凌厉刚正的人，意志坚强，对于自己的主观固执不以为意，反而以强辩来掩饰自己的虚伪，强化自己的主观武断。因此，这种人可以坚持正义，但难以随附众人。能言善辩的人，说理充分，对自己的文辞泛滥不能引以为戒，反而视方正守法为束缚，助长了自己的散漫不羁。因此这种人可以平等相处，却难以设立章法。宽弘博大的人，情怀周遍融洽，对自己的交游混杂不能引以为戒。反而把廉正耿介看作拘谨保守，使其交往更加混乱。因此，这种人可以安抚众庶，但难以严肃风纪。偏激固执的人，砭清激浊，对自己的清高以至狭隘不能引以为戒，却把广博宽容视为秽浊，因而越发拘谨固执。因此这种人可以坚守节操，难以知时通变。冲动而又进取的人，志向远大，不以自己贪多务得、好大喜功为戒，反而认为沉静是一种停滞，因此增加了其果断锐利的锋芒。因此，这种人热衷进取，很难与之一起沉着守应。深沉冷静的人，往往深思熟虑，对自己过于冷静、迟缓认识不足，反而以好动进取为轻率。因此，对于这种人，可以与之深谋远虑，但难以与之迅速把握时机。朴实直露的人，心地坚实，不认为自己的粗野率直是一种缺点，反而认为机巧是浮诞的表现，更加显得朴直外露。因此，这种人可以让人信赖，但难以与之平和地处理问题。韬晦诡谲的人，往往善于根据情况顺应时变，善于取悦于人，但对自己善于权术不走正轨不能引以为戒，反而认为真诚是一种愚昧，因而更增加了其虚伪的成份。因此，这种人可以佐助良善来出谋划策，但不可用来矫邪取正。学习可以使人成材，推己及人可了解人之常情。性情有所偏至却不可转移，虽然传授给他知识和技能，但是，其偏材的秉性也会随着才能的进步而发展成缺点；虽然教诲给他宽恕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实施中还要根据各人的心性。诚实的人推想别人也诚实，诡诈的人猜测别人也诡诈。因此，学习并不能够完全掌握兼材的品格，推己及人的反省并不能够体察一切事物，偏材的缺点也就会更加显著。
活学活用
曹操是什么材？
曹操是奸臣，诸葛亮是忠臣，这似乎已是不易之论。细细想来，果真如此？
忠奸自古就有别。毫无疑问，照一般人看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忠臣，曹操是奸臣。千百年来，似乎已成铁案，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作是奸臣。在讨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欺压群臣，其奸邪比之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则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是当朝韵臣子从主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君主是否该杀，臣子是否可以造反，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然而，人们还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曹操是奸臣，是乱臣贼子。这其实很不公平。说曹操目无天子，实在是因为天子懦弱无能，汉献帝虽还称不上是暴君，但也不能领导群臣，不能安邦定国，这样的君主是否该换一换呢？说曹操欺凌群臣，那么，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话虽然不甚谦虚，倒确实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把汉献帝及其群臣描写成了弱者，使我们的同情心自然而然地占到了弱者的一边，从而憎恶曹操，这实际上是不敢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变得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只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下无主，惟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以奸术治人的无德的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元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并非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之“术”罢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是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多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其能独挡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
曹操似乎是“奸雄”，所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好像是公正的评价。然而，他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直率坦言又不能不使我们警醒，他真的是“奸雄”？这姑且不说，他的善于识人与用人，古往今来又有谁能赶得上？
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降将，姜维麾下就更无人材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姜维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处处缚手缚脚，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曹操用人就大不相同了，其后有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用人这点上，诸葛亮比曹操相去甚远！
当然，这还不是关键，据说，曹操之“奸”，在于他奉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刘备在比较自己与曹操的不同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三国演义》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塑造了曹操和刘备，读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世人皆谓曹操只求功利，以法术治人，有法家的阴险刻毒；刘备则爱民如子，不计得失，有儒家的慈母情怀。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在喜欢刘备的潜意识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依赖、懒惰和畏惧外在世界的心理呢？是不是希望刘备式的明君如父母一般地呵护我们，替我们包办一切呢？其实，当我们被人“做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奴隶。
所以，我们喜欢刘备，实在是因为我们想在他那里找到“安乐窝”，不喜欢曹操，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害怕他惯于实行的“责任制”。我们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一丁点的上述心理吗？
智慧金言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尤其不能和历史上的奸臣相提并论。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之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两种偏材：政客与艺术家
才能的底蕴是生命情调。政客与艺术家是两种偏材，更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而且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生命状态，如果彼此越俎代庖，对两种生命都是悲剧，甚至会引发出社会历史的悲剧。
什么是成功的政治？其实只有一个评价标准，说白了，只要在当时取得了成功，就是成功的政治。历史原本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道理很简单，历史是由一段一段的成功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评价搞政治的人往往也十分简单：成功者是政治家，失败的就是政客。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搞艺术的人就不一样，艺术并不将就当下的成功，甚至当时的成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某种艺术的肤浅，真正的艺术价值是需要历史检验的。众所周知，艺术如果依附政治，就极容易取得所谓的“成功”，但这种昙花一现的“成功”正是速朽的根源。因此，艺术家也是一样，决不可以当下的成败来论英雄，真正的艺术家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显然，政客与艺术家是两种不能混淆的生命状态。
然而，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某些属于艺术偏材的人却被命运捉弄，偏偏被迫去搞政治，结果就弄出许多笑话、佳话，更多的还是悲情与悲剧。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却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因此，他们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秉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