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陕西子长“实事求是”
镌刻在北京西郊中共中央党校大门前照壁上的“实事求是”四字校训，是公元1943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题写的匾文。不过，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并非毛泽东首创。对此，有专家撰文指出：首倡“实事求是”校训的是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第二个推崇“实事求是”校训的是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宾步程。
创建于公元1895年10月2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公元1914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的天津人赵天麟，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北洋大学校长。这位年仅二十八岁便就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赵天麟，在总结北洋大学近二十年的办学经验后，精准地概括出“实事求是”四字以教导学生，遂成为该校“校训”并承袭至今。与赵天麟题写“实事求是”校训不谋而合的，还有公元1914年从德国柏林帝国工科大学归来后就任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的宾步程。公元1917年，宾步程在将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时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字校训，并镌刻成匾额高高悬挂在书院讲堂的屋檐下。与“实事求是”匾额相呼应的，在其两侧还有宾步程撰写的一副楹联：“工善其事必善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很显然，宾步程要告诫工科的学生们在做人态度和处事作风上，绝对不能有所懈怠，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并注意方法及解决工具等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于公元1916年至公元1919年曾寓居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宾步程所提倡的“实事求是”校训不可能不对青年毛泽东有所影响。不过，十多年后当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时，他对这四字含义已经进行了新的诠释。
成立于公元1936年的中共中央党校，校址最初是在陕西的瓦窑堡（今子长县），不久后又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公元1937年初，中央党校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城东的桥儿沟；公元1939年初再移在延安城北小沟坪的半山上；公元1943年中共中央党校决定自力更生修建一座大礼堂。在大礼堂即将竣工时，中央党校有关人员提议应该在礼堂正面悬挂一幅题词，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范文澜先生。可是，范老试写几条后都觉得不太满意，便建议党校人员去找毛泽东。果然，当中央党校有关人员找到毛泽东时，他不仅欣然同意并立即叫人拿来几张麻纸，然后秉笔沉思片刻，遂饱蘸浓墨，一挥而就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中央党校有关人员在将毛泽东题词拿回后，便找来能工巧匠在精选的四块方正石料上，将毛泽东题写的“实事求是”四字照样镌刻其上。遗憾的是，不仅工匠在镌刻时将毛泽东“事实求是”手迹毁坏无存，公元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时还将中共中央党校的大礼堂也拆毁了。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当年那“实事求是”四块石刻题词则留存了下来，并一直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里。
“实事求是”四字，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句。对此，颜师古注：“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而毛泽东在针对当时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那种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情况，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诠释。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后来，邓小平同志曾这样解释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确实，经过毛泽东重新诠释的“实事求是”，已经进入到哲学的最高领域，不仅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如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室里的“实事求是”石碑，长二点四八米，宽零点六八米。“实事求是”四字匾文为行楷，用笔刚劲俊逸，字体取斜势并且稍长，是毛泽东中年书法佳作之一。平生于繁忙政务与军务之暇喜爱诗词书法的毛泽东，在书法艺术上用功尤勤，造诣甚深，早年受晋唐楷书和魏碑影响，后又博览群帖，而晚年则尤致力于草书，曾精研怀素、孙过庭等草书大家，故极为擅长狂草。在草书艺术上，毛泽东用笔恣肆，气势磅礴，章法结体变化万千，独树一帜，有“毛体”之称。
2.甘肃天水“双玉兰堂”
位于甘肃天水市东南永川河畔甘泉镇的双玉兰堂，唐朝初建时名为太平寺，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一代“诗圣”杜甫流寓秦州（今天水），到此游览时写下了题为《太平寺泉眼》一诗：
招提凭高冈，疏散连草莽。
出泉枯柳根，汲引岁月古。
石间见海眼，天畔萦水府。
广深丈尺间，宴息敢轻侮？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时睹。
如丝气或上，烂熳为云雨。
山头到山下，凿井不尽土。
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
北风起寒文，弱藻舒翠缕。
明涵客衣净，细荡林影趣。
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
三春湿黄精，一食生羽毛。
从此，太平寺更名为甘泉寺。
遗憾的是，唐朝时的甘泉寺早已倾圮，诗中所描写泉水横溢的景观亦已不见，惟有据考证已有一千两百多年树龄的两株唐代玉兰树依旧存活。据说，这两株高二十五米、树径达零点八七米、树冠有六米左右的玉兰树，每年三月浴佛节前后总是蓓蕾绽放，暗香浮动。南边那株苍劲曲折，宛如磐龙；北边那株清秀矗立，恰似一位紫衣佳人，两树千百年来如伴侣般亲密依偎，笑看古今。特别是洁白和淡紫色的双瓣玉兰花，分别在两树上渐次开放，映入蓝天，纯如仙露，花径竟达四寸之余，素有“玉兰花开隔岸香”之称。因此，这两株临风招手的玉兰树不仅吸引了一代“诗圣”杜甫吟诗赞颂，也使一千多年后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为其挥笔题词。原来，公元1954年新中国第一任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将军，在一次欣喜地得见这两株玉兰树后，不由挥毫题词赞道：“万丈光芒传老杜，双柯磊落得芳兰。”公元1955年，这位酷爱丹青的邓将军不仅决定建造双玉兰堂以为纪念，而且还将这两株玉兰树及其历史介绍给了时年九十多岁的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同时，邓将军不仅请齐白石老人为双玉兰堂题词，还邀请他与陈半丁分别创作《杜甫行吟图》和《双玉兰图》，并邀请冯国瑞撰文以纪玉兰盛事。从此，这两株玉兰树所在地便有了“双玉兰堂”的名称，并一直延用至今。
公元1959年，白石老人的《杜甫行吟图》还未完成竟仙逝而去，而他所题写的“双玉兰堂”四字则由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制作成匾额，高高地悬挂在玉兰树西侧大殿的门楣之上。长二点二三米、宽一点零二米的“双玉兰堂”匾额，白地蓝字，阴刻双钩，显得极为朴素大方。特别是匾文那苍劲有力、烂漫天真、大气磅礴的“双玉兰堂”四个大字，笔画老辣，挥写自如，颇有画意。例如，“兰堂”二字颇得金冬心之古拙，而“玉”字又有李邕、郑板桥之俊峭，至于“双”字则以行草参篆意，更显挺拔，完全打破了明清以来那种蹩脚馆阁体书匾的传统模式，使整个匾额进入了一种诗情画意之中。
齐白石（公元1863年—公元1957年），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现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早年，齐白石曾为木工，后结交当地文人学士才开始学习绘画诗文和篆刻书法。在书法和绘画艺术上，齐白石常与陈衡恪相切磋，推崇徐渭、朱耷、原济、李鱓及吴昌硕等。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3.天津“古刹大悲禅院”
位于天津河北区天纬路二十六号的大悲院，因供奉大悲观音（又称千手观音）而得名，是天津市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八方佛寺院。由中国第一位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先生题写的“古刹大悲禅院”匾额，就悬挂在该寺院山门的外檐下。
占地八千平方米的大悲院，由西院和东院两部分组成，而各院又由前、中、后三殿及配房组成。这是一座古今建筑相结合的著名寺院，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西院（又称旧庙），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曾进行过大规模扩建；而东院（又称新庙）则建造于公元1940年，是该寺院的主体建筑。据说，大悲院内不仅珍藏有魏、晋、南北朝至明、清各代铜、铁、石、木造佛像上百尊，而且还以曾经供奉过唐玄奘法师灵骨而著称于世。当然，名为大悲院就不能不记述曾供奉其中的大悲观音。不过，原有柏木雕千手观音像早已在“文革”中毁坏，而今这尊高三点六米、宽四米的千手观音金身像，则是公元1984年由天津美术学院王家斌及其助手耗用两年时间才精心设计、雕塑而成。对于这尊神态庄严、姿容动人的千手观音雕像，有专家评价说它不仅吸取了河北正定兴隆寺、山西平遥双林寺观音像的特点，注重佛像面部表情的慈样、亲切、庄严、温柔、美而不媚等特点，充分表现出了观音菩萨那种“救苦救难”的形象，而且还将现代造型艺术融合到传统佛教艺术之中，例如在手的塑造上，就大胆地改变了清代塑像从背后展出手臂的做法，而是采取从肩和腋下伸展手臂的方法，使其符合现代美学透视法的要求。另外，从身体上塑出那么多的手，每只手都有不同的姿势，拿着各种不同的法器，既要有组织，又不能呆板；既要美观，又不能杂乱无章。而佛像左右两边的手臂排成扇状，每组成一双手，其动态既有变化又有联系，仿佛是电影中的一个慢镜头，有一种极富有音乐感的动态之美。
当然，与这尊绝妙精美大悲观音像相匹配的，就是高悬在大悲院宏伟壮观山门外檐下的篆书“古刹大悲禅院”匾额了。宽二点四五米、高零点四五米、字径约零点三米的这方匾额，白地黑字，上面署有“甲午重修”和“王襄”上下两款。特别是秀丽风雅匾额上那“古刹大悲禅院”六字匾文，用笔匀整，疏密有致，结构严谨，笔锋之中隐发着古朴的神力，不愧为出自著名甲骨文专家王襄之手。
关于王襄，有史料记载说：王襄（公元1876年—公元1965年），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从二十岁起，王襄即嗜考古研究，为中国最早鉴识及收藏研究甲骨文学之士，所著《簠室殷契类纂》、《簠室殷契之征》等颇有学术价值，为研究甲骨文学的罗振玉、王国维、商承祚等所推崇。在书法艺术上，王襄也颇有功力，特别是篆书更是深得甲骨文之精妙。新中国成立后，王襄曾任天津文史研究馆馆长、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会集》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
4.山西太原“晋祠”
位于山西太原西南二十五公里悬瓮山下的晋祠，是一片自然山水与历史文物相结合的古建园林，园内树木葱郁，泉水穿流，近百座不同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散布其间，果真是晋水源头一福地。由陈毅元帅题写的著名“晋祠”匾额，就悬挂在晋祠大门之上。
背山面水、坐西向东的晋祠，相传始建于西周时期，但具体年代尚待考证。据《史记·晋世家》记载：西周初年武王姬发薨逝后，年幼的成王姬涌继承了皇位，一次成王与弟弟叔虞一起做游戏，他把一片梧桐树叶剪成玉圭形状送给了叔虞，并开玩笑说封他为诸侯。成王说这话时，恰巧被旁边的史官听到了，于是他便对成王说：“天子无戏言。”就这样，成王便赐封弟弟叔虞为唐国诸侯，史称唐叔虞。唐叔虞不负哥哥成王赐封自己为唐开国诸侯之望，他施政有方，很快就使唐国国富民强。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继位，因为唐国境内有一条晋水，便改国号为“晋”。因此，后人在晋水发源地建造祠堂纪念唐叔虞时，便称之为“晋祠”。不过，关于晋祠来历虽有以上传说，但据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说，晋祠确实在北魏之前就已存在，当时不仅有鱼沼、唐叔虞祠，而且在晋水旁还有结飞梁于水上的凉亭——鱼沼飞梁等建筑，是晋川之中著名的游览胜地。当然，晋祠现存建筑中除了主殿圣母殿和“鱼沼飞梁”是北宋遗物外，其余都建造于金、明和清时期。至于庄严宏大朱红色的晋祠大门，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建之物了，著名的“晋祠”匾额就悬挂其上。
陈毅元帅于公元1959年游晋祠时书写的“晋祠”匾额，长一点一米，宽零点四米，字径零点三米，匾文字体为行草，线条流畅，气势豪放，遒劲有力，洒脱自然。
5.四川新都“杨升庵纪念馆”
位于四川新都县城西南桂湖内的杨升庵博物馆，如果逐步推演其前身的话，应该是杨升庵纪念馆、升庵祠或位于云南昆明碧鸡山下杨升庵祠、毛玉庭园，而著名的“杨升庵纪念馆”匾额则悬挂在四川新都现名“杨升庵博物馆”内。而要明晰这一衍变过程，实在有必要从杨升庵此人的仕途命运讲起。
出生于明弘治二年（公元1488年）的杨升庵，名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杨升庵高中头名状元，遂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并担任经筵讲官。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因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杨慎之父、大学士杨廷和遂奉旨迎接远在湖北钟祥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之后，按照封建宗法之制，应该尊其伯父、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为本生父。然而，嘉靖皇帝朱厚熜却希望尊称生父为皇考，对此杨廷和等诸多朝臣均不赞同，遂发生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双方僵持三年后，嘉靖皇帝朱厚熜以不可抗拒的皇权，迫使杨廷和等一批大臣退职归里，另一些大臣则在极为残酷的“廷杖”下屈从。而两遭“廷杖”、几至丧命的杨慎因为不赞成嘉靖皇帝之所为，遂被贬谪到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戍边去了。在杨慎贬谪云南的三十五年间，他曾七度奉旨还蜀，又七次被押回戍所。按照明朝有关刑律，年满七十岁的流放罪人可以赎身返乡，而杨慎在七十一岁高龄时却要以体衰多病之躯，带上沉重的枷锁从四川泸州跋涉三千里长途前往云南戍所高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