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贬谪云南的三十多年里，杨升庵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碧峣精舍”里，这是在“大礼仪”之争中被“廷杖”致死的同僚、时任给事中的好友毛玉故居。对于好友毛玉“抗疏清节，直节劲气。奋弗顾身，独立不惧。仁成一朝，名香百祀”的品操，杨升庵曾撰有《毛给事遗像赞》予以称颂。所以，当杨升庵被贬谪到云南时，毛玉之子毛沂便将杨慎迎至家中休养，后又“拓别墅居之，曰‘碧峣精舍’”。居住在“碧峣精舍”期间，一生勤奋好学的杨升庵不仅“与滇人士讲学谈艺，一时多师事之”，有“杨门七子”之盛，而且其足迹遍及大理、保山、开远、安宁等地，通过兴教育、结诗社、与少数民族文人亲密往来及演译诗文等形式，积极推行普及中原文化，同时还撰写了《滇载记》、《滇程记》、《记古滇说》、《南中志》等记载云南山川风物的重要著作，反映了兄弟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据说，精通经史诗文、金石书画、天文地理和花草虫鱼的杨升庵，诗文即成便被当地人士一再传抄、翻刻，可谓是不胫而走，至今关于杨状元的故事，还在云南民间广泛流传。
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59年），七十二岁的杨升庵卒于戍所“碧峣精舍”，“滇人即精舍为祠而祀之”，这就是云南杨升庵祠的来历。同时，由于杨升庵死后归葬四川新都故里，家乡人民于清道光年间在桂湖建造了升庵祠，而升庵祠隔湖相望的还有杨升庵夫人黄峨纪念馆。公元1957年3月，朱德元帅在四川视察工作来到新都游览桂湖时，曾提出要搞好杨升庵的纪念工作，随即杨升庵纪念馆于公元1959年10月1日建成。公元1962年5月，朱德元帅再次来到桂湖详细参观了有关杨升庵事迹的陈列展览，对进一步搞好杨升庵纪念馆作出重要指示，并当场书写了“杨升庵纪念馆”几个大字。公元1984年4月，“杨升庵纪念馆”更名为“杨升庵博物馆”，不过，已经制作成匾额的“杨升庵纪念馆”依然悬挂其中。
长四点一米、宽零点九米的“杨升庵纪念馆”木质匾额，为朱红地黑字，匾文为楷书，字体雄健有力，凝重端庄，笔力流畅，布局匀称，线条直波折少，洋溢出老将当年驰骋疆场、气度非凡的雄才胆略。在匾额下方，还悬挂有著名学者向楚撰书的一副对联：“名节廷铮大礼疏，风流人说永昌年。”遗憾的是，“杨升庵纪念馆”原匾已在“文革”中毁坏，现存之匾是公元1988年纪念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时根据朱德元帅当年亲笔题字重新制作的。
6.四川成都“浣花祠”
位于四川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浣花祠（又称浣花夫人祠），是为了纪念唐代巾帼英雄“冀国夫人”的祠堂。由陈叔通题写的著名“浣花祠”匾额，就悬挂在祠堂大门的廊檐下。
据史书记载说：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奉诏入朝晋谒。不料，心怀异志的泸州刺使杨子琳乘虚突袭成都，致使留守成都的崔宁之弟崔宽难以抵挡。就在成都危在旦夕之际，崔宁之妾任氏挺身而出，散其家财招募兵勇数千人，并亲自担任统兵元帅抗击杨子琳，最终击败叛军使成都转危为安。为此，朝廷以功赐封任氏为“冀国夫人”，而成都人民为了纪念任氏的功绩，在浣花溪畔的梵安寺（即草堂寺）内建造了一座祠堂，时称“冀国夫人祠”，因祠堂在浣花溪畔，故又名“浣花夫人祠”。
在气度恢宏、飞檐翘角的浣花夫人祠内，空庭老树，荫然翳日，高达丈余的冀国夫人彩塑像就矗立在祠堂正中，任氏那庄重慈祥的面容，令人一望而生敬意。长二点二米、高零点七六米的“浣花祠”木质匾额，褐地白字，上款为“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三年十一月”，下款署“陈叔通”三字，匾上虽无钤印，但从匾文字体上可知确是出自陈叔通之手笔。
7.四川成都“花径”
位于四川成都草堂与旧有草堂寺之间，有一条幽雅宛曲的红墙小径，呼之曰“花径”。花径东口为草堂寺，西口为草堂，由沈尹默书写的著名“花径”二字横匾就悬挂东口门廊下，而在西口门廊下也有一方由当代著名书画家冯建吴书写的“花径”匾额。不过，虽然冯书“花径”匾文用笔明快，宕逸有姿，同样不失为一方佳制名匾，但这里重点介绍的是沈书“花径”一匾。
据说，杜甫当年营建草堂时为了美化环境，曾在堂前屋后遍植花果树木，由其“花径不曾缘客扫”（《客至》）一句诗来推想，当时应该有一条两旁栽满花木的小路通向杜甫所居之草堂，而这条路也就是被诗人称之为“花径”的。不过，今天的花径是否是当年之花径已不可证，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偏爱，就如悬挂在花径东端入口上方的沈书“花径”匾额。与此匾额相配的，还有郭沫若所书楹联一幅：“花学红绸舞，径开锦里春”。极为巧妙的是，该联将“花径”二字分别嵌入联首，上联意指草堂内迎风摇曳的似锦繁花，有如人们在欢跳红绸舞一样，而下联则谓此花径可通向春色满园的草堂。确实，一进入花径，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正面影壁上用青花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而漫步其中，诸多景观确如郭沫若楹联所述，让人们沉醉流连。至于没有款识和钤印但确认为沈尹默题写的“花径”匾额，长一点七米，高零点八六米，褐地白字，匾文书法清俊朗润，秀草可揽，刚健遒逸，英姿勃发。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出生的沈尹默，原名沈君默，字中，号秋明、瓠瓜，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沈尹默，是“五四运动”主将之一，曾任《新青年》编委，历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和北平大学校长。后来，沈尹默寄居上海，鬻书自给。新中国建立后，沈尹默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于书法、诗词和绘画无所不能的沈尹默，尤以书艺最为擅名，所出皆清隽秀逸，其书法于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各朝碑版，皆能深加研习，兼收并蓄，尤以“二王”为宗法。关于书法艺术，沈尹默平生著述甚多，最主要者如《书法论丛》和《沈尹默论书丛稿》等。
8.四川成都“工部祠”
坐落在四川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一代“诗圣”杜甫在流离中来到成都后依靠友人资助而建造的一处居所。在溪流环绕、竹木葱茏、亭台池阁掩映花木丛中的杜甫草堂内，有诸多著名的单体建筑，诸如“大廨”、“诗史堂”和“工部祠”等，这里要解析的就是其中供奉杜甫遗像及供人祭扫时使用的飨殿——工部祠。
作为杜甫草堂园林中的一座纪念性建筑，工部祠的得名应该是缘自剑南节度使严武举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一事，因为就此杜甫便有了“杜工部”之世称。在突檐翘领、廊庑深阔、青瓦素壁、庄雅肃穆的工部祠内，不仅有彩塑杜甫全身像及配飨的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和陆游二公像，而且还藏有明清石刻像和清乾隆与嘉庆朝的两通“少陵草堂图”碑刻。至于高悬于廊下的篆书“工部祠”三字木质横匾，长二点五米，高一米，黑地白字，古朴而典雅。特别是款署有“叶圣陶”三字的“工部祠”匾文，用笔稳健，不激不厉，娴雅醇和，气度雍容，字势圆劲朗润，卷气盎然，不愧为一代教育大家叶圣陶之手笔。
公元1894年出生的叶圣陶，名绍钧，字秉臣，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江苏苏州人。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于公元1921年就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公元1923年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开明书店的编辑，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一生著述丰富的叶圣陶，代表作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等。
9.四川乐山“麻浩崖墓”
位于四川乐山市郊一公里处麻浩湾的麻浩崖墓，是麻浩湾大小三百余座崖墓中规模最大、形制最典型的一座，著名的“麻浩崖墓”匾额就悬置在该墓门殿的檐廊下。
崖墓，是中国古代开凿于山崖或岩层中的一种墓葬形式，它主要存在于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战国时的崖墓，集中分布在江西境内的武夷山地区，形式有单洞单葬、单洞群葬及联洞群葬，棺椁用整木刳成。而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代崖墓，则多为诸侯王陵或贵族大墓，一般有墓道、甬道、耳室、中室和后室几个部分组成，其随葬器物既精美且数量众多，如满城汉墓和曲阜九龙山汉墓。到了东汉至六朝时，崖墓则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区，并以乐山地区的崖墓最为典型，它们往往几十座甚至数百座墓葬聚集在同一面山坡上，从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墓地群，它们有的单室，有的前后双室，也有多室的。另外，在这些崖墓的墓门、墓壁及石棺上，几乎都雕刻有各种图案，题材与当地同时期的画像砖极为类似。关于崖墓的这些特点，在麻浩崖墓群的一号墓葬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深二十米、宽十一米、高二点八米的第一号崖墓，是由墓门、享堂、墓道和棺室等几部分组成的一座东汉时期墓穴，三道墓门均高二点四米，上刻飞檐、斗拱、瓦当和灵兽人物等。穿过墓门进入墓道口，映入眼帘的是外门枋上刻着一尊典型犍陀罗风格的浮雕佛像，佛像结跏趺坐，头为高肉髻、佩顶光，躯体突出额坊，堪称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之经典。穿过墓道，可见这是属于一堂三穴式墓室，其内部享堂壁上满布了《车辇图》、《宴乐图》和《荆轲刺秦王》等浮雕群像，雕锼精致，形象生动。
悬置于麻浩崖墓门殿檐廊下的“麻浩崖墓”木质匾额，长三点一米，高一点零五米，是公元1973年郭沫若在北京其寓所内书写的。匾文“麻浩崖墓”四个大字，气度宏达，振迅逸宕，用笔或方或圆，或正或攲，疏密有度，留放有则，刚中见柔，柔中寓刚，棱棱凛凛，苍苍凝凝，尽得书中所谓“刚健婀娜”、“沈著痛快”之妙意。
郭沫若（公元1892年—公元1978年），乳名文豹，原名开贞，号尚武，四川乐山人。毕业于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中，并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日救亡运动和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不仅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和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享有国际盛名，而且在书法方面亦极赋造诣。他早年研学颜真卿，在悬肘用笔上下过一番功夫，精小楷，工行草，飞扬洒脱，遗墨甚多。
10.北京清华园“荷塘月色”
位于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自清亭”，
原名“迤东亭”。公元1978年，清华大学为了纪念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朱自清逝世三十周年时而改名为“自清亭”，同时集朱自清早年“荷塘月色”四字制匾悬挂于亭内。众所周知，《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这种以文章篇名制匾之事世所少见。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出生的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东海（扬州）人。公元1916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在这时期发表了长篇新诗《毁灭》。公元1925年，朱自清就任清华大学教授，文学创作转向于散文；公元1926年，朱自清参加“三·一八”爱国游行；抗日战争后，他愤然领衔发表声明，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反帝反蒋斗争，发表了“宁可饿死也不吃帝国主义救济粮”的声明。为此，毛泽东同志称颂他是“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爱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坛上著名的散文作家，朱自清生前有《踪迹》和《背影》等作品出版；公元1948年；朱自清病逝后又有《朱自清文选》和《朱自清诗文选集》等出版。
公元1978年，清华大学为了表示对任教该校多年的朱自清先生，不仅将“迤东亭”更名为“自清亭”，亭内置有记述先生生平事迹的汉白玉纪念碑，而且在荷花池北岸还立有朱自清先生的汉白玉坐雕像。特别是悬置在亭内迎门额上的“荷塘月色”匾额，字体隽秀有力，结构清晰。
11.湖北武汉“黄鹤楼”
矗立在湖北武汉蛇山之高观山巅的黄鹤楼，相传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创建时并不在此地，而是在蛇山西坡黄鹄山上。多年来，由于黄鹤楼屡建屡毁，其形状多有变化，位置也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而改在今天的地方。不过，公元1984年重新修建的钢筋混凝结构的黄鹤楼，依然是一件精巧而优美的艺术品。例如，著名的“黄鹤楼”匾额等就高高地悬挂其上，为黄鹤楼增添了无穷的文化魅力。
据史料记载，始建于东汉末年的黄鹤楼，只是一座高仅两层的木结构阁楼；而宋、元、明时的黄鹤楼，人们只能从界画和其他绘画中得知其已经由原先的两层变成了三层；到了清朝晚期，黄鹤楼则又成为一座高三层十字攒尖顶式木结构建筑了。从有关绢画及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时的黄鹤楼不仅雄踞在高高的石台之上，而且楼的四面还各突出一间抱厦，特别是全楼那多达三十余个翘角，令观者无不惊叹其绝妙之造型、精巧之结构及辉煌之气势。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由于附近民房失火而殃及黄鹤楼，使其在一场火灾中变成了一堆灰碳。公元1984年，人民政府在黄鹤楼被毁百年之际对其重新修建，这就是人们今天所见到的黄鹤楼。
建筑面积达四千多平方米的新建黄鹤楼，是一座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的攒尖顶式楼阁。它由原来的三层变为表面五层实际十层，其高度也比原来增高了近一倍，高达五十一点四米。新建黄鹤楼下奠有亞字形十二角台座，完全由七十二根立柱支撑，楼外翘角竟然多达六十多个，每个翘角下都悬挂着铜铃。崇楼五层，攒尖宝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特别是楼顶那用一百零二块琉璃砖镶嵌而成高达四米的葫芦形宝顶，其造型实在是大方而美观。在一、二、三层楼内的墙壁上，都镶嵌着含有不同典故寓意的彩色磁画或诗词文章，诸如一层大厅内高九米、宽六米的《白云黄鹤》图，描绘了黄鹤楼名称由来的美丽传说；二层正中墙壁上由唐代阎伯理撰写的《黄鹤楼记》及镶嵌在其两侧的《孙权筑城》和《周瑜设宴》磁画；至于三层那《文人荟萃》组画中，不仅有崔颢、李白、王维、孟浩然、顾况、韩愈、刘禹锡、白居易、贾岛、杜牧和岳飞等历代名家画像，而且画像旁还有他们歌咏黄鹤楼的诗词。其中，将黄鹤楼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高楼雄姿、传说故事及自身感受写得淋漓尽致的，当属崔颢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面对赞颂黄鹤楼的如此佳作，大诗人李白不由感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不过，一生所到之处不可无诗的“诗仙”李白，在游览黄鹤楼后还是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