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于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的金殿，通高五点五五米，面阔五点八米，进深四点二米，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顶，而且殿上花纹也皆为皇宫图案。例如，在金殿檐脊之上排列有六十八个玲珑精巧、栩栩如生的铜铸龙凤、仙人和瑞兽；例如，在额枋与天花板上雕铸有流云等装饰图案；而在金殿之内，则供奉有“真武祖师大帝”的鎏金铜像，在这尊重达十吨的铜像两旁，除了手托文簿和宝印的一对金童玉女外，还有执旗捧剑的水火二将。这组铜铸雕像，不仅人物刻画细腻、性格鲜明，而且讲求相互照应、浑然一体，堪称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雕塑艺术之瑰宝。特别精妙的是，金殿这整座建筑虽然全部采用铜铸鎏金构件组装而成，但无论是翼角飞举、重檐迭脊，还是那栩栩如生的脊饰，抑或还是斗栱、檐椽、槅棂、额枋及天花等建筑主要部位，竟然铆榫拼焊得密不透风、精巧绝伦。故此，悬挂在藻井上方的一颗鎏金明珠，被人们传说为是一颗能镇住山风的“避风仙珠”。其实，这完全是由于殿壁及殿门之间各个铸件组合得非常严密、精确，致使狂野山风不能吹进殿门，以保证殿内神灯长明的缘故。
这样一座代表了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中国最高科技水平和审美观念的建筑，其全部构件都是在京城里所铸造，并经明成祖朱棣亲自验收后，才由皇帝敕都何浚用皇家专船护送，由运河经南京溯江入汉运至武当山安装而成。这座坐西朝东指向太阳升起方向的金殿，由于高高耸立在武当山顶峰之上，每当太阳东升时则金光闪烁、耀人眼目，实在是武当山上一道绚烂而独有的景致。当然，作为这座金殿或这处景致的点睛之笔，那方悬挂在金殿檐下的“金殿”匾额，更是光彩夺目、霞光万道。对于楷书“金殿”这两个字，曾有人这样评论说：“结体方正谨严，笔法劲健精密，撇如刀，点如珠，外圆内方，横平竖直，点画波勒，毫厘不苟，虽未能摆脱台阁体之板滞，然一派矜重端肃，凛不可犯的气势溢于毫表，以此匾，书此字，悬斯位，可谓恰如其分。”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题写在这方由提督武当山的太监李瓒于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造施匾额上的“金殿”二字，至今也不知是何人所书写。窃以为，能够悬挂在供奉有象征着明成祖朱棣本人的“真武大帝”金殿上的匾额，绝对不是什么凡夫俗子敢动笔题写的，或许就是明成祖本人的手笔。
8.浙江绍兴“一尘不到”
“一尘不到”，是悬挂在位于浙江绍兴市前观巷大乘弄明代大书画家、文学家徐渭的诞生地兼读书处——青藤书屋前室格窗上方的一块横匾。
徐渭（公元1521年—公元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山人、天池山人，明代著名花鸟写意画家。不过，这位中国大写意花鸟画里程碑式的人物，虽然才华横溢，擅长书、画、诗、文和戏曲，自称“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在仕途和生活中则极为不顺。自二十岁考中秀才之后，徐渭在连续八年的乡试中均名落孙山，随后不得不投笔从戎，希望通过抗击入侵倭寇战争扭转自己的仕途之路。十多年后，徐渭因为在抗击倭寇中多有军事良谋，而被时任闽浙总督胡宗宪招入其幕僚。然而，不久他却由于病症发狂错杀了自己的妻子，随后被迫在狱中度过了七年的铁窗生涯。七年后，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时，徐渭才被朋友从狱中解救出来，从此以卖字画和教书维持生计，直到七十三岁那年在贫病交迫中凄凉而逝。
作为“青藤画派”创始人、中国泼墨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徐渭由于命运坎坷屡不得志，故在其画作及书法中始终含有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倔强孤高、不向权贵折腰等质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详细解析由徐渭亲笔题写“一尘不到”匾额之前，试举两则画例。例一，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一幅名为《葡萄》的徐渭画作，他就曾在黑葡萄上题了这样一首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扔野藤中。很显然，徐渭在这里将葡萄比喻成明珠，而把自己则比喻为那被随便抛弃在野藤下的葡萄了。例二，徐渭画的一则《春夏秋冬》手卷，他不仅将春夏秋冬四季画在一起，而且故意把季节弄颠倒了。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画法，其实是徐渭暗喻天道之不正常。像这种蕴涵深邃寓意的画作，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徐渭作品中还可以例举出很多，但下面不能不着重解析本文主题——徐渭自题著名的“一尘不到”匾额了。
这是一块长一点一六米、宽零点三四米的横匾，匾额正中阴刻着“一尘不到”四个行草大字，右上角刻有“与木石居”闲章一枚，左旁落款则为“天池”二字，下钤“徐渭之印”与“天池”两枚名章。如果单就“一尘不到”这四字来说，实在是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徐渭不与权贵及世俗妥协的清高品格，至于这四字所体现的书法艺术价值，还是来看看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中郎集》中所说吧：“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诚如袁宏道所言，徐渭自题“一尘不到”这四个字，在运笔上是燥润相间，纵横挥洒，跌宕多姿，使整体气韵生动而奔放，深得黄山谷、米南宫与祝枝山等书家之精髓。
9.福建泉州“乡贤名宦”
“乡贤名宦”，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为一位名叫赵德正的人所题写的匾额，而如今这块匾额则悬挂在位于福建泉州市南门万寿路一栋老屋——李贽故居的正厅之上。关于赵德正其人生平事迹，限于手边资料暂不详知，但通过李贽所题赠“乡贤名宦”之匾，我们也许可以揣想得知。不过，为了使读者对其有一个相比较而言的了解，下面不妨简单解析李贽之生平，权作古人讲求“志趣相投结为友”的注脚吧。
李贽（公元1527年—公元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县城（今为泉州市鲤城区）人。李贽自述“长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二十六岁参加福建乡试时中举人，三十岁时被选为河南辉县教谕。随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李贽一直是一名地方底层官宦，直到五十一岁时才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三年后，李贽断然辞去官职前往湖北麻城，从此开始了他极为辉煌但也因此屡遭迫害的学术思想传播和研究著述活动。在湖北麻城的岁月里，由于李贽明确反对假道学家耿定向的主张，而被迫离开湖北前往河北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不料，李贽在通州与好友马经伦短暂相聚后，依然没有摆脱原先的陷害，随后被捕入狱并最终屈死狱中。
对于福建泉州晋江籍的这位长年流寓并死葬他乡的一代思想高士，当时和后世的同籍“乡贤名宦”们不仅没有忘记李贽，而且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和崇敬。例如，明代晋江籍宰相李廷机与晋江籍尚书何乔远等都曾专程前往通州，在李贽墓前焚文为祭，景仰之情流溢华章之中。例如，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泉州重修府学时，大学士泉州安溪籍李光地就曾撰写碑记说：“夫泉僻处海滨，为九州风气裔末。然虚斋（蔡清）以经解，锦泉（傅夏器）、晋江（李廷机）以制举业，李贽以横议，天下皆靡然宗之。则岂非世道学术之高下，占诸吾泉而可知？”在这里，大学士李光地同样将李贽的“横议”引为泉州乃至中国学术之骄傲。又如，清乾隆中期（公元1755年—公元1775年）泉州重修乡贤祠时，崇祀乡贤一百九十五位，李贽名列其中。
当然，泉州推重李贽的道德文章，李贽也同样眷念故土。例如，长年流寓异乡的李贽不仅先后两次回到自己曾居住长达三十年的泉州祖屋，而且浓重的乡音从未改变，这从他读“笃”与“卓”同音中便不难理解。对此，李贽在其著述《焚书》卷三《卓吾论略》中就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别号：“居士别号非一，卓吾特其一号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称曰卓，载在典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曰笃，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
正是李贽这种人情同于怀土的故乡情结，他那早在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由其祖先所建造且世居多年的老屋，如今依然保存有完整的正堂明间和不完整的前厅及后堂两翼。在这栋仍然保持着清末修葺时所留存木构建筑风格老屋的大门上，除了悬挂有由赵朴初手书的“李贽故居”一横匾外，正厅上端还悬挂着泉州人民颇费心力寻找来的那方由李贽为赵德正题写的“乡贤名宦”匾额。在这方长一点八八米、宽零点七一米的著名匾额上，除了介于苏东坡与董其昌书体之间的“乡贤名宦”四字外，还有“特峰赵公德正”与“云南姚安军民府知府李载贽立”上下署款。如今，到此观瞻游览者不仅可以欣赏到李贽这疏密有致、圆润洒丽的书法艺术，而且更能感受到这位思想家、文学家的人文情怀。而将由李贽为他人题写的“乡贤名宦”匾额，移挂在李贽本人故居门楣之上的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李贽与他题匾颂扬的赵德正一样，都是为官清明又不忘故里情怀之人。
另外，关于这方匾额上署款为“李载贽”之名，据有关学者考证说，李贽原名李载贽，“载”字是其辈字。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为了避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的名讳，故李载贽不得不改名李贽。
10.山东曲阜“金声玉振”
记得建筑巨人梁思成先生曾经说：“从建筑史研究的立场着眼，曲阜孔庙的建筑，实在是一处最有趣的，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孤例。以一处建筑物，在二千年长久的期间，由私人三间的居室，成为国家修建，帝王瞻拜的三百余间大庙宇，且每次重要的修葺，差不多都有可考的记录。姑不论现存的孔庙与最初的孔子庙有何关系，单就二千年的历史讲，已是充满了无穷的趣味。”
确实，位于山东曲阜的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孔庙，其建筑特色鲜明而独特，总体设计也非常成功。在进入孔庙主体建筑之前，是两侧栽植桧柏以营造庄严肃穆气氛、培养谒庙者崇敬情绪的神道，随后便是贯串在一条中轴线上且左右对称、布局严谨的前后九进院落。前三进是引导性庭院，只有一些尺度较小的门坊，而院内则遍植成行松柏，浓荫蔽日，从而形成一个使人清心涤念的环境，而高耸挺拔的苍桧古柏间又辟出一条幽深的甬道，既使人们感受到孔庙历史的悠久，又烘托出孔子思想的深奥。仿皇宫建制的孔庙建筑群，分为中、东、西三路布局，以南北长一千一百二十米的中轴线贯穿前后,东西宽一百四十多米,总面积三百二十七点五亩，共有殿、堂、庑、阁、亭、祠、楼等四百六十六间,碑刻两千多块，门坊五十四座，整个建筑布局严谨，奇丽壮观。在这处庞大的古代建筑群里，前为仰圣门、金声玉振坊和棂星门，此后主要建筑依次为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时门、璧水桥、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和十三碑亭，再往后又分三路推进：中路为大成门、杏坛、大成殿、东西庑、寝殿、圣迹殿；东路进承圣门后为孔子故宅，有礼器库、诗礼堂、故宅井、鲁壁、崇圣祠、家庙等；西路进启圣门后有金丝堂、启圣殿、启圣王寝殿、乐器库等。与这些单体建筑相配的，就是那一座座门坊高揭的匾额，它们似乎在极力赞颂孔子的功绩，给人以强烈的文化印象，使人敬仰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在这诸多匾额中，矗立在万仞宫墙后面有一座三间四柱三楼天柱式石坊，镶嵌其上就是著名的“金声玉振”匾额。
高五点六米、长十三点五米的“金声玉振”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四根石柱均呈八棱形，柱头雕朝天吼，柱楚附以抱鼓石，坊顶饰有莲花宝座，整个建筑大气而精美。至于匾额上那“金声玉振”四字含义，则是语出《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也者，终条理也。”即比喻孔子的思想是集先贤圣哲之大成，就好像古代用钟磬编钟在演奏音乐一样完美无缺。与此相配的，就是坊额上那“金声玉振”四个红色大字，这是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缵宗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所书，书法刚健雄浑，确实具有颜书之风格。
11.北京天坛“皇乾殿”
皇乾殿位于北京南城天坛祈年殿正北一座巨型严谨的院落中，其功用与皇穹宇相同，是尊奉皇天上帝和皇帝祖先牌位的地方，故有“天帝寝宫”之称。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皇乾殿，初名“天库”，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改名为“皇乾殿”，并由世宗皇帝朱厚熜亲题匾额，时为黄琉璃瓦殿顶，清乾隆朝改为蓝瓦。皇乾殿五开间，殿前丹樨为汉白玉石栏，南向三出陛，东西各一出陛，俱八级，檐下悬九龙华带匾，匾上青地金书“皇乾殿”。皇乾殿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四种屋顶建筑形式中等级最高的一种，更是天坛古建筑群内木构架殿堂中唯一的形式。庑殿形屋顶架构比硬山、悬山和歇山形屋顶架构的制作难度要大的多，同时也给瓦作带来相应的难度。大殿檐部为重昂五彩斗拱，均设置有平身科、柱头科和角科斗拱，翼角檐椽、飞檐椽均为十一翘，这实在是中国古建筑中的精品之作。
在皇乾殿明间门额之上悬挂着的“皇乾殿”匾额，为金龙华带匾，宽约一点二米，高约一点二米，其中的“皇”字意为宏大辉煌，“乾”字即指“天”。由明世宗这位在位四十五年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朝政的昏聩嘉靖皇帝书写的“皇乾殿”三字，竟然显得端厚丰实，堪称颜体楷书之典型。
12.甘肃天水“小有洞天”
位于甘肃天水东南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浑圆如麦垛的红色独峰，这里就是西接敦煌、炳灵，东连云冈、龙门，南近巴蜀，既受西部佛教艺术之影响，又受中原文化之熏陶的石窟艺术宝库——麦积山石窟。
在这处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用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麦积山早在后秦时就开始开窟造像。随后，历经西魏、北周和隋等朝代的开凿，这些距离山基二十至三十米或七十至八十米高悬崖峭壁上的石窟，已经是层层迭迭、上下交错、密如蜂房了。不料，唐开元年间因地震而使崖面由中间塌毁，致使石窟群被分成东、西两崖，但这并没有影响后世人们在此开窟造像的热情。这从现存一百九十四个洞窟中那七千余身泥塑像及石窟像和一千三百多平方米的壁画中，不难看出这竟然涵盖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所以，在麦积山这素有“东方塑像馆”之称的石窟中，不仅有身着键陀罗式衣纹半披肩或通肩袈纱那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高鼻深目人物造像，也有穿着以柔和流畅阴阳线刻的褒衣博带汉装那脸庞圆润质朴的汉人塑像。当然，这些造型雄浑有力、气韵生动、制作精巧、形神兼备的数千尊弥勒、沙弥和供养人塑像，虽然是麦积山石窟之主体，但在这里我们只能重点介绍镶嵌在麦积山东崖从第四窟散花楼通向第五窟牛儿堂那石甬道通口上方的“小有洞天”石质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