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种理性文化改变了个人的生活。理性化使个人的外在身份通过证件、验证标准的制定等形式易于确定，甚至人内在的人格也是理性化的产物，个人的自我控制力、承担社会角色、区分疯狂与理智、进行理性化的交往等开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和礼仪文化的核心方面。其次，理性化改变了劳动和工作。随着资本主义的现代理性形式的加强，工人的行动变得可以预测和信赖，工人在自身的行动被理性化之后，几乎无异于机器人。第三，理性化改变了文化归属权利的转移。像音乐记谱、印刷文本等表现出来的理性化和程式化发展，推动了文化的应用范围和消费层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世纪封建和宗教权威的社会秩序，并随着资本的扩张和更多的钱落入新兴资产阶级之手，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经济或物质基础；为市场购买而生产的文化产品日益增多，传统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开始混同在一起，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提出对文化的权力要求，先是富有的商人对文化艺术提供赞助，最后由日益强大的商人阶级的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收税权来投资文化和艺术创作。由于产生文化的物质权利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文化就被用来加强资本主义的现存秩序。第四，理性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社会的理性化和科层制使专制主义国家得以顺利产生并扩展，这种专制主义国家对权力进行垄断并宣称对领地有绝对的权威，通过施行“普遍”可行的法律使贸易关系理性化，以此可以预见自己的利润。之后，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利用殖民地贸易为欧洲新兴产业带来原材料、财富和投资，并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由于理性化使得经济环境具有了可预测性，因此，对于那些追求技术、经济、文化和组织的理性化的个体与群体而言，理性化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一个基本的制度特征。
理性化与工业革命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大众消费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文化，这种文化变迁的背景使得人们认为消费而不是节俭是一种首要的社会善举，使传统道德极力反对的一些特征如奢侈、骄傲、贪婪、嫉妒等成为合理的现象，“私人之恶，恰是社会之善”。与此同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个人主义不仅表现在个体发展的心理意义上，也表现在个人社会权利扩展的法律意义上，但私人之恶与法律理性纠葛在一起，个体的发展欲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纠葛在一起。人们本来希望工业化能够将劳动者从无休止的劳苦中解放出来，能够使他们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高层次的享受，成为积极的有知识的公民，并培养起对艺术的兴趣，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社会的文化中来。但资本竞争的残酷现实很快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感到失望，认清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向大众提供的对自由的承诺已在现代社会中迷失了。
资本主义的弊端就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感觉到，而且感觉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建立在金钱拜物教基础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贪婪、社会的隐患等，已成为资本主义难以摆脱的阴暗面，因此在20世纪里，西方社会激进者与保守者都将大众文化视为粗俗和惟利是图的文化。有来自个人针对性的激烈批评，有资本主义政府的公开检讨并采取一次次“补救”措施，更有整个文化界的否定性批判思潮，世纪末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弊端在西方社会内部激起的一种反应，它对西方社会和文化自身的现代性的限制和弊端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普世主义价值基础的怀疑所转向的对文化差异性、特殊性和地方性的张扬，让世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化全球进程中，西方社会的确已失去模仿价值，非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也须有意识地与西化保持距离，增强对本土文化的承诺，从而显示世界的发展并不是也不应是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具有文化差异性和多元现代性的世界。也就是说，在客观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已缺少成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范的正当性和可能性。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建立在启蒙的普世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不能再作为西方向其他地域行使文明化使命的标准，西方也不能再行使什么文明化使命了。
同时还应当看到，尽管出现了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批评理论---认为通过理性与科学来控制社会的努力仅产生了工业上的操纵和文化上的模仿；也出现有企图拯救个人灵魂的精神分析理论---被称为治疗性文化的一种；以及解构现代文化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应该说这些理论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对作为社会主体---人的发展的关注越来越多），但脱离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单纯的文化改造逻辑，还是无法为最终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开出良方。
二、辨别与全球化相伴出现的世界文化思潮
全球化不仅带来民族文化发展的机遇，同时提出许多挑战。随着全球化浪潮出现的一些思潮，已经在影响人们的判断，可以说，今天“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所持的“发展”观念，比冷战时代盛行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更狭隘和教条化。
首先，出现了一种认为全球化将使世界文化同质化的观点。其实，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完全同构型的世界，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事实表明，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中，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并且，随着这一进程，会激起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限制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主义的质疑。然而，现实中又出现了另一思潮，即文明或文化冲突论。这种思潮认为，一个完全全球化的经济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源于西方模式的、全然同质的全球文化，其他文化方向同样可能与现代经济的理性化兼容；同时它又宣称这种不同质的文化的各自发展可能会导致文化“民族主义”并触发严峻的国际冲突。这种思潮还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进入人们各自确认“乃我族类”的同一性---在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寻根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共有某种文化或价值的人群互相对峙的时代。其实，这类冲突论是一种文化心理虚弱在政治上的表现，它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更是国家政治问题。
其次，在全球主义意识形态里，未来的全球文化将是全球经济的“副产品”，认为在信息时代，传媒将自行决定它所传递的文化讯息。而且，在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政治民主”也往往被视为无止境的科技经济增长的必然副产品。这实际上仍然抱着19世纪中关于人类命运是一种直线的决定论式或演化式过程的认识，它假设文化进步的原动力完全在于经济增长，完全忽略了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相对独立性。政治民主作为理念和制度发展，虽然在18世纪西方自由宪政民主思想中才发达起来，其历史根源却在古代。况且，西方政治民主概念和游戏规则系统本身，也不能消灭一切人际和团体之间深刻和互相对立的差异，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个人自由，保证社会和谐，或者解决人类存在意义的问题。
第三，在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设定了某些一元化的基本规范结构：西方国家的民主与人权实践范式成为检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惟一准绳（但民主原则被排除适用于检验国际政治秩序的正当性）；维护私有财产权、鼓励自由竞争与尊重市场运作机制同时成为国内与国际经济秩序建构的金科玉律；以个人自主、自我管理与自我负责的原则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被塑造成为一种“自然秩序”；由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被视为历史演进的必然终点，也是评估所有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以股东利益至上的英美式资本主义被普遍接纳为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模式。这些规范里深深蕴涵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不可以完全采用拿来主义的做法，需要辨别真伪，这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因为保持文化前进的正确方向需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我们必须解决如何重新让市场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服务，而非让市场机制反客为主。我们不能片面化地理解全球化，而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全球化的过程，更不能把文化现代化和文化全球化完全中性化、抽象化、非历史化。
西方不断有人宣扬资本主义文化一统天下，其实他们无视历史，因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内涵前后也并非一致，也会不断变换模样。以启蒙理性和普世主义为发端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经历其近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中，其价值核心发生过不同的时代变化，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信念、民主规范、法权思想等一系列内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资本主义文化的许多成分因其弊端而被淘汰、批判或修正，并一次次地因国内经济危机、国际战争、殖民地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等形势变化而陷入危机。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危机，就是与超越西方范围的世界秩序的出现相关的。人类一方面透过全球通讯、全球科技、全球市场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因为环境破坏、疾病、贫穷、压迫，以及种族和领土战争等全球性威胁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连最具西方特征的法律传统也出现危机，而且是一种信心危机---人们不再相信法律是源远流长的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系统及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西方价值观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本来源于传统宗教、哲学信仰及政治体制，由于不适宜于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已经在不断遭到洗刷和淘汰。后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了启蒙的普世主义观，并且在其“差异性”的理论架构中，抛弃了不同文化的等级性。在有关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更是对西方向“其他”地区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许多新兴国家，基本上省略了模仿西欧式现代化那样的过程---首先输入西欧的理念，以自己的方式接受民主政治和人权思想，仅从西方进口产业技术，制造中产阶层，实现经济自由化等。他们不是这样亦步亦趋，而是追求非西方的“另类现代性”和“去西方中心”观念。
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观点。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建构新的政治与社会机制来驾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市场机制的破坏性力量迟早将引爆各种饱受流离颠沛之苦的社会力量的全面反扑。因此，在新世纪里，世界秩序建构的新课题将是如何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安定因子，节制其潜在的破坏性力量，因为它所危害的是各国的经济命脉、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东亚金融风暴的爆发、恶化与蔓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国际间对于全球化资本市场与跨国资金流动的监督、管理与政策协调的合作机制不足问题，而且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所无法避免的脱序与危机问题。并且，这种事态势必动摇被二次大战后的西方世界视为当然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理念，因为超越国境去自由地伺机渔利的精英阶层和大企业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与确保就业、通过福利实现平等的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这两者之间与其说趋向协调，毋宁说趋向对立。
总之，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谈论全球一体化---天下大同，我们也不能抽象地谈论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把自由主义当成一个先验的、普遍的东西；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具体的东西，应该从西方的历史、知识和思想传统中来看待和评价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离开殖民地和工人阶级被奴役的历史，就无法谈论英国资产阶级自由的历史，离开殖民地和工人阶级的被掠夺，就没有英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实际上，甚至离开英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具体历史就无法谈论贸易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这个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和核心。第一世界的发达建立在第三世界的落后之上，事实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过去的赞美，不仅是对于过去历史的美化，同时也是对于今天现实的粉饰。今天对于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不能只有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没有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不能用西方的知识来看待世界历史和这个世界的现实，比如对于人权概念就不能简单地、片面地认同。又如，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掩盖殖民主义的血腥历史，掩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深刻矛盾，掩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严重冲突。
三、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近代中国封建专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确立的历史阶段而急剧衰落，近代中国手工业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而生存艰难，近代中国科技文化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而日趋落后。其后果是中西经济、贸易、军事连同文化的矛盾冲突，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势扩张下，以中国落后与挨打开始，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人对自己与西方相比不足的认识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船政学堂和制造局等。但仿效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主观上并非是为了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是为了固守封建社会之本，因而器物技术的现代化变革只触动了近代文化结构的表层。中日甲午战争是对这场封建官僚体制下开展的自强求富运动的历史检验，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中国人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开始了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历程。然而，民国初年的两次帝制复辟，革命成功后所希望之事件件落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法制化。以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必然失败，最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文化上的不足。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寻求现代化的文化历程。人们认识到，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消极国民人格、保守的文化心理、顽固的道德意识乃是专制制度死而不僵的魂灵。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称之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从此，封建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受到彻底的批判和审视，新的文化思潮蜂拥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