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学活用
与自然合而为一
列子问关尹说：“修行极深的人潜在水中不会窒息，跳进火中不感到酷热，走在很高的地方也不至于恐惧。请问他们怎么会到这样的境界呢？”关尹说：“这是因为积聚了纯真之气，而不是聪明、技巧和果敢一类的结果。坐下！我跟你说。凡是有相貌、形状、声音和颜色的，都是物。物与物之间为什么会有很大不同呢？是什么使某些物能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呢？不过是其表象罢了。于是，万物都由无形而形成，最终到达无可演化的境界，那些只通过声色形貌的表象去穷究其理的，怎么可能得到问题的本质而到达终极境界呢？万物都展现出平凡的形态，而又隐身子茫无头绪的自然，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徜徉。只有凝集、长养并深藏自己的性、气、德，通达万物生成的原理，才能达到保全自身的天然资质，使精神完整无缺，这样的话，外在的事物又哪里有机会入侵呢？喝醉的人从车上跌落，即使车很快也摔不死。骨架结构和别人是相同的，受到的损伤却与人有区别，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完整无缺，坐车没有感觉，跌落也没有感觉，关乎生死的惶恐根本无法入侵他的胸怀，因而对外来的任何变故打击都不畏惧。他因为醉酒而导致的精神完整无缺尚且如此，又何况那些因保全了自身天然资质的人所达到的境界呢？圣人把自己隐藏在天然的资质中与自然合而为一，所以没有任何外物能损伤他。”
自打老子、庄子开始，为了说这个麻烦的“道”算是动足了脑筋。这个高度抽象的玩意儿没法下定义，类比也很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化整为散，随意发现什么话题，然后借题发挥，阐述“道”在这个情形中的体现。
“道”是无所不在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庄子连“道在屎尿”的话都讲出来了。也正因为无所不在，化整为零的策略才尤显十分可行，这跟佛家的方便说法很像，毕竟纯理论的东西只有少数人听得进。
道家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习惯，就是说话时喜欢夸饰，以此吊起观众的胃口。从修辞学或文艺理论的角度说，道家的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比如这里说到的“至人”，在道家的作品中它有一个独立的内涵，就是因为有道，而能够水火不侵、刀枪不入，即使是地震、火山爆发也能毫发不损……如果碰巧还能想起什么类似的描述随时可以补充。或许后来拍武戏的都是从此受到的启发，凡是顶尖高手出场，往往就是坐在桌前自斟自饮，旁若无人，而边上则必然有一群人为什么原因正大打出手。刀光剑影之中，高手的形象就这样表现出来了。
吹出这样一种榜样，必定是有目的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会用这种手段，区别就在目的。真说穿其目的了，可能大家又都是半斤八两——道家这么做，为了让你听他的理论；宗教这么做，为了让你做他的门徒；官员这么做，为了让你归他的教化；要是医托这么做，当然就是为了你把钱给他。你可以说他们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但那只是人为涂抹的一丝情绪。其本质，都是为目的而使用手段，都是在敲击人的心理弱点。
有了令人诧异的“至人”作先导，自然吸引了很多眼球，不过很多人恐怕只是想看看这是什么功夫、法术，或者有什么咒语、诀窍。这些人很快就失望了，什么守气啊全神的，全然是云山雾罩嘛！这一批人撤了，然后有多少算多少，就是能开始接受道家的“道”的人了。看起来，推销一种复杂的理论和推销简单的商品并没有多少差别，大量吸纳客户以期广种博收总是不错的。
这次既然是从神乎其神的“至人”说起的，那么总得圆题。气啊、德啊、性啊绕到最后还用了一个比喻——喝醉的人摔不坏。说到底，这一套的关键词是一个“藏”字。
喝醉的人摔不坏，这话当然不全对，从高速列车上摔下来，喝多少酒性命都保不住。不过，我们也的确有这样一种生活经验，喝醉的、睡着的真是很不容易摔伤，有其事必有其理，但同样的理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道家就是要用他自己的一套术语理论在这些平常而又多少有点内容的问题上反复演练，等你看熟了，也就算是对道家的学问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再会去揪住某一个词、某一句话不放了。这种摔不坏的道理现代科学也可以加以解释：因为无知觉，所以摔落的时候不会做出本能的反应动作，而一般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这种情况下的本能反应常常是愚蠢的、反而会使自己受伤的，最常见的就是摔跤时候不适当的手撑动作导致骨折。当然，这么解释是现代运动科学的描述，人们可能认为更看得懂，但那也就不是道家了。道家的话并不这么说，其道理也自有心裁。他说要“藏”，我们知道，在高速摔向地面的时候要藏起无用的对抗，很多运动项目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摔跤，在摔跤无法避免的时候就要避免硬撑而用顺势的翻滚卸掉力量，这不就是“藏”吗？那么，再深一步类推之，人们该藏不藏的傻事不是经常都在发生着吗？有人说不该说的话，有人生不该生的气，有人动不该动的情……把这一切都藏好，那就是藏乎无端之纪，就是藏于天，这也就是“道”的一面。
秉承这样的基本原理，历代道家人物发明了许多实用的策略，我们看到战争中有为了避免强攻而生出的智取策略，外交中有为了避免劳民伤财而生出的怀柔政策，医术中有为了避免利弊皆有的猛药而生出的调养法门。你看与道家渊源最深的武功太极拳，猛地一看上去决不是练武，倒像是病夫，摇摇晃晃，疲软无力，但你真的和个中高手去打架绝对赚不到半点便宜，很快你就会发现他原来是不和你硬碰，只用你自己的强力来作为防御和攻击的能量。
类似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从文学、音乐、绘画之类与国家、个人关系并不密切的技艺，直到养宠物、搓麻将之类不上台面的闲杂琐事，只要仔细回味，都不难发现其中有着道家的理趣。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智慧，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狡诈。不管对它的感情色彩如何，不得不承认道家常常会以一种最不功利的心态去达到人们梦想的功利目标。
这一节可以算作是“道”作用于人身上的一种全景式描述，写得是否精彩，对道家的文字看得足够多之后再逐渐去判断也不迟。但仅此一节已能够看出，想把“道”简单概念化肯定是不明智的，在以后的阅读中更要习惯于联想、类推，才可能符合这类书的要求——道家的天性就是讨厌拘束，若是用拘束的方式去读道家文字，当然是缘木求鱼了。
从小见大
杨朱向南去沛地，老聃西游到秦地。杨朱抄小路到梁地碰到了老子。老子在路上仰天长叹道：“起初我以为你是可以教导的，现在看来是不可教导的了。”杨朱没回应。到了旅店，杨朱给老子端上洗脸水、漱口水和盥洗用品，把鞋子脱在门外，跪着走到老子面前，说：“刚才您仰天长叹道：‘起初我以为你是可以教导的，现在看来是不可教导的了。’学生想请教您原因，但路上没时间，因此不敢问。现在您有空了，请问我哪里做错了。”老子说：“你神态倨傲张扬，谁愿意和你相处呢？最大的清白看起来好像有所玷辱，充盈的道德好像有所不足。”杨朱马上改变了脸色，说：“敬听教诲了。”杨朱去的时候，旅店主人恭敬地迎接他进房间，老板安排坐席，老板娘拿来盥洗用品，同住的客人让出了坐席，在灶前烤火的也把位子让给他。等他回来的时候，同住的客人们就跟他争抢坐席了。
很多时候，我们最关注的还是人事中的真假。就比如那只著名的华南虎，若它只是一只老虎或者只是一张照片，那它的真假并没有那么重要，谁让它的真假附着了诸多的关于人性人品的内涵呢。更多的时候，人们都是在用博弈的心理去审视周围的人，判断他们的真和假。大家都希望自己能看穿别人，让他们的一切修饰无所遁形。就这样，上级揣测下属、下属揣测上级，大凡有着各种关系的人互相都在揣测。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糟糕的现象，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对周围的人细心体察、揣摩都是需要的，毕竟可以在很多情况下使自己免于陷入被动，只要别做得太过分、太神经质就行了；然而，人们的毛病却常常就出在这里，太神经质了，过于雕琢、过于公式化，最后便真的招致麻烦了。
越是地位高的人物便越是聚焦了许多人的目光，这是常理，可人们常常拿所观察到的现象去判定人物的本质，依据又不一定合理。比方说宰相这样的高级官员，人们就习惯于以其生活俭朴与否来判断其优劣，似乎好宰相一定是简朴的。这种观念的形成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一个高官的私欲太重，不免会影响其判断，进而使得他处理事务带着私念，因此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这是很常见的事。但是不是说在个人物质追求上清心寡欲的就是好官。官有官的职责，出色地完成职责才是正确评价一个官员的根本，生活习性看起来很让人满意，办事能力欠缺，那又有什么用呢？更有甚者，不仅把话反过来说，还模糊概念了，似乎吃得简单、穿得寒酸就是简朴。如此一来，好多评价就真的有大问题了。汉代有个宰相叫公孙弘，史书上承认他的才干，却又说这个人“诈”，就因为他吃饭穿衣很不讲究，工资很高却只盖一条旧的布被。明代又有个出名的坏蛋宰相严嵩，一样的位极人臣，据说是平素最喜欢吃六必居的酱菜。类似的例子很多，因为从写作角度说，记人要“以小见大”，所以人物传记中多有这种零碎的事情，不过究竟能从小事中得出什么样的重要判断真的很难说。
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是有惯性的，甚至常常不加思考便形成了错误的印象，这也是人事复杂莫测的一个原因。就连孔子也不免对此深有感触，他的名言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但有时候观其行都未必够用。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及管仲，孔子很敬佩这个大政治家，但管仲的个人生活是奢侈的，既不符合寻常的道德标准，也违背了孔子提倡的礼制，这使得孔子在评论他的时候显得左右为难，几次提到，话都说得十分含蓄、模糊。
道家面对这一类问题的时候，更爱强调他们所喜欢的“返璞归真”，然而这只能算是一种思辨的方法，对现实中的问题还是无法彻底解决。从老子开始就有过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一系列表述，这种句式我们至今还很常用，但这仅仅是常见的相反相成现象，并不是定理，至少我们看到一种表象的时候要去辨析它的实质，天下有若愚的大智，但真的愚也并不少见，所以，认真说起来，《列子》中的这个故事并不完美，甚至其中能闻出一种悖论的味道。杨朱巴巴地黏着老子，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究竟算是有所图还是出于真心？
如果杨朱是有所图谋而刻意隐忍，那可以说是城府很深、机巧之心很重。得了老子的点拨之后与旅店里的众人不分你我，究竟是老子消灭了他的机巧之心，还是把他原先的机巧之心进一步增强了？这时候，我们最想追问的问题是：杨朱这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性子？如果他天性内向，常常是冷若冰霜的样子，那一定要别人和他亲密无间有什么必要？
这些问题并不是这个故事本身所能回答的，故事只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感性层次上，只是对“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的纯朴人情的向往。在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人构成了无比复杂的人际关系，每两个人的交往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缺少全无心机的纯净质朴，也不缺少匪夷所思的算计防范，缺少的只是彼此一致——要想让人际关系单一化、完全按照一个模式，这是一件完成不了的事。道家做不到，儒家做不到，没有谁能做到，但又都想做到。于是，大家各说各的道理，人们则依然故我地以复杂的方式交往，竭力隐藏真实的我。
智慧金言
利害造就了人的这种习惯，习以为常的掩饰、矫情使人们常常连自己都搞不清自己。道家想尝试着去辨别，最终也不免无功而返。
最高的作为是没有作为
海边有个喜欢鸥鸟的人，每天早上去海上跟鸥鸟游玩，鸥鸟来玩的数以百计。他父亲说：“我听说鸥鸟都跟你游玩，你抓一只来，我玩玩。”第二天他来到海上，鸥鸟都在空中飞舞不下来。所以说：最好的语言是没有语言，最高的作为是没有作为。挖空心思用小聪明所知道的，那很浅陋了。
鸥是水鸟的一种通称，现代动物分类很细，而古人则把很多水鸟称作鸥，西方人的分类从生物学角度出发，严格按照物种的生理属性，锱铢必较，鸥形目中又细分出一百多种。这样的做法严格、精准，能够如实反映现实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物类。然而凡事侧重于一个方面，就难免在另一方面有所疏漏，对生物的严格归类区别，充分体现了科学性，却丧失了大量的人文内涵。
在中国文化中，物类相对比较模糊，人们常常从一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来命名某一种东西，以至于在生物学上可能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我们都记得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近来人们才发现，百草园中并没有豆科植物皂荚，有的只是一种叫做无患子的树。到底是不是鲁迅认错了树木并不重要，重要是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实在平常——一方面听说过皂荚树的果实可以用来洗衣服，另一方面眼前又有一棵取其果实洗衣服的树，于是就这么称之为皂荚了。人们命名事物就是这样，只关心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特征，而不是所谓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这么一来，许多事物便有了特定的人文内涵了。
鸥就是一种很诗意的动物，它的重要特征就是生活在水边，常常自由地翱翔。于是诗人写到鸥时，既可以看作实写景物，也可以看作是表达一种特殊的含义。杜甫就很喜欢用这个“鸥”，“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飘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等等都是他诗中的妙句，读着这样的句子，眼前浮现的是水鸟，同时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自由、轻松、淡泊或孤寂等原本很抽象的词语。这就是诗的主张、美的主张。
谁也说不清是对语言美感的追求造就了这样的命名事物的方式，还是这样的命名习惯成全了众多优美的文字。同样，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因为鸥早就有了自由、澹荡的附加含义才被用作寓言的主角，还是因为人们真的曾经发现鸥是很有灵性的鸟类才这么说。反正，后来这个鸥鸟忘机的故事成了著名的典故。李商隐用“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来描写一个纯真质朴的乡间老叟，柳宗元用“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来渲染远离喧嚣的郊外那清新自然的生活，陆龟蒙则用“自是海边鸥伴侣，不劳金偈更降心”来称赞与僧侣朋友之间没有丝毫功利色彩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