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就是道家的一个侧影，他们讨厌政治和功利，的确是现实让他们失望、让他们绝望，但这种选择倾向同样来自他们固有的一种价值追求。既然利益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且危险重重，那么，何不向那任性率真的事物去寻觅真正的快乐？《列子》提到了这个鸥，但它的文字写作“沤”，沤就是水中的泡沫，随生随灭又比比皆是，它们不受任何羁绊，也不在意无常的生灭，尽管微不足道，却充满着快乐的生机。或许正是因此，那种出没风波里的水鸟才有了“沤”的名字，而因为是用来指鸟，又被换作了鸟字旁的鸥。
道家的话题固然抽象，却绝不肯纯然流于枯燥，后来的玄学也秉承了这种生机。在古代，不管思想如何变化，时尚如何流转，做诗一直是读书人的习惯。到了玄学盛行的时候做的就是所谓的玄言诗。对于玄言诗，我们文学史上历来评价不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贬斥过玄言诗，他说玄言诗的毛病就在于满是道德，读起来跟《老子》的五千言一样毫无文采，不可爱。所以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流行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当时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都写玄言诗，因为那时候他们急于表达玄理。到了他们的后辈，很快就把固有的文学素养和玄理相结合，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山水诗，有了谢灵运、鲍照、陶渊明这样的大家。他们发现，对于自然，描述比论证更有魅力。自然之中处处是理，正所谓大道无处不在，但如果你只是在讲述那些原理和机制，确实是一件沉闷的事。即便是那些精彩的寓言，也往往因为目的性太强而缺乏亲和力。是总显得还有些不完美。不完美在哪儿呢？不灵动、不亲切、不能让人在心灵上产生共鸣而念念不忘，很久以后的人们渐渐喜欢用这样一个词：神韵。
智慧金言
神韵是什么？生动，让人有想象、发挥和再创造的空间，这就是具备神韵的基本要素。鸥鸟的故事或许算不上杰作，但相比之下它有着一种明显的追求神韵的色彩。“至为无为”固然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但作者并没有在理论上反复纠缠，反而是花了些心思去编排这个故事。故事的情节逐一落实，中间留下了很多的空隙，并没有仔细加以描写，比如父子二人的心理，尤其是儿子在这个事件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但正是这些空隙最终成了读者想象、回味的空间，这种空间产生的妙用，又使得鸥鸟成了人们念念不忘的一个形象，使得诗人数次将其引入自己的作品，也使得本来味同嚼蜡的道家玄言有了一种别样的变形。
“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
宋国有个因养猴子而被称为狙公的人，很喜欢猴子。他养了成群猴子，能明白猴子的意思，猴子也明白他的心思。不久，经济开始匮乏，准备限制猴子的食物了。他怕猴子不听自己的话，便先哄它们说：“给你们吃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够吗？”众猴子都跳起来发脾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给你们吃橡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够吗？”猴子们听了，都趴在地上十分高兴。圣人用小聪明来笼络愚笨的人群，也就像狙公用小聪明笼络那群猴子一样。名称和实际都不亏缺，却能使它们时而高兴，时而发怒啊！
我们现在先仔细看看这个故事，从故事里提炼出来的“朝三暮四”应该指什么？我们现在常说人做事不专一叫朝三暮四，这和原故事对的上号吗？古代人就不是像我们这样来使用它的，司马光曾经给皇帝上书，专门讨论国家财政的问题，文中说到当时政策的弊病在于朝廷派出不少官员去地方上工作，他们常常提出种种新的想法、策略来变革旧的定制，这些细碎的问题朝廷本不应该干预，而且他们的那些提议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好，有的则是“朝三暮四，移左于右”——就是说能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很显然，司马光这样的用法是和原故事的意思吻合的，而我们现在的用法则不是，表示做事不专一应该用的成语是朝秦暮楚，而不是朝三暮四。
这一则寓言的讥刺对象是政治，在这里，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以“圣人”为代号的统治者和以“群愚”为代号的被统治者。用圣人、领袖、英雄这样光辉的词语来形容统治者，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也与一般人的心理相符，尽管道家常常对圣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经常编一些比较辛辣的故事，却很少用尖刻的词汇来贬低他们。但在这一节里就稍微有点火药味儿了，说被统治者是愚者，恐怕在现实中是两头得罪的：统治者不喜欢如此，至少不能公开宣称民众为愚为贱，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双方感情上的龃龉，不仅增加治理成本，而且可能会为自己埋下危险的种子；被统治者更不喜欢如此，道理再简单不过，人可以接受自己力量较弱的现实，但无法接受自己智商太低的现状。
如此看来，道家这种双方得罪人的做法可能就是另有原因了。
人聚在一处群居，必然就会产生政治——那么多人要是彼此不分主次各自乱来可不是好玩的。于是，政治就成了永恒的话题、精英们的最爱，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数都是在对政治议论纷纷，不过有的宏观一点，有的微观一点罢了。政治观念付诸实践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矛盾，有时是能够预见但无法两全的，也有时是丝毫就没想到的怪问题，虽说事有其理，但事先极难预料。就拿国家和地方的治理来说，大体无非就是治安和生产两个大头，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而这二者本身就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对于统治者来说，两件事都需要做，做事又都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人力、物力资源是有限的，在某一个具体、特定的时空如何安排为好，这就成了一个永远也解决不完的问题，而置身事外的读书人讨论起来，也只能是就某一种、某一类情形发出有针对性的议论，所以政治话题永远也说不明白，永远也无止境。但是，讨论归讨论，现实的日子总要一天天太平地过，这就有了朝三暮四的现象。
这里，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汉高祖刘邦打进了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在治安问题上，他的决策就是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乱七八糟的杂事统统不过问，也就是把对治安工作的投入降到最低。因为汉朝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强盛时代，所以，刘邦的这个决策也被看成是革故鼎新之际法制建设的重要手段。四百年后，刘邦的后代刘备走进了成都，取得了西蜀的政权，谋士法正提出应该效仿刘邦当年的做法，法令从宽。这时，诸葛亮提出了反对意见：刘邦那时候是老百姓苦于秦朝长期苛政，民力凋敝，所以高祖用约法三章之法来加以舒缓；成都的旧主刘璋是一个软弱的人，西蜀百姓慵懒懈怠已久，这时再用约法三章的旧制不仅没有益处，反而会使西蜀彻底衰败。最后，还是诸葛亮的意见成为定论，西蜀采取了相对严厉的法制手段，也算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官方的政策法令，对百姓来说无异于给猴子准备的橡子，受人力物力的限制，政府施政的总能量就是那么一堆，面面俱到、样样完美是不可能的。法制工作加强了，生产、教育等其他方面肯定就相对削弱了，这是从官方的角度说；法令严了，人的自由就少了，只能踏踏实实工作，但心情肯定不够好，人必定缺少热情和主动性，这是从百姓的角度说。如果情况相反，法制方面用力不足，同样也是有利有弊。百姓就像猴子们一样，或许一时关心早餐吃多少，或许一时只强调晚餐的量，那么，和笼络住猴子们一样，只要根据他们的需求适当调整各方面工作的轻重就行了。这样的工作，道家看不起，也不愿意做，他们觉得那简直就是有聪明不往正道上用，要把这些零散的头绪安排得适当得体，那多辛苦啊！最好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干脆让这些问题无从产生，那就是让民众无知无欲、返朴归真，就像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怎么说呢，主意是好主意，要真做到可不那么容易。
然而，不管能否提出更加现实可行的办法，道家首先充当了一个批评者，对现状，他们很不留情面——你我他，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都是不识数的猴子，正是有了这样的猴子，才惯出来这么一帮专靠耍小聪明就能混的狙公。
智慧金言
看来，道家就是想得罪人，这样正好能让自己的学说扬名四方，因为读者总会不由地对号入座，不是把自己比作猴子，就是把自己比作狙公，这样能不记忆深刻才怪呢。
人的小聪明
黄帝即位十五年，见天下百姓拥戴自己而十分高兴，于是就保养身体，娱悦耳目，供养鼻口，却肌肤焦枯，面色霉黑，头脑昏乱，精神恍惚。又过了十五年，担心天下得不到治理，竭尽精力，大量投入智慧和体力去治理百姓，仍是肌肤焦枯，面色霉黑，头脑昏乱，精神恍惚。黄帝长叹道：“我的错误太深了。保养自己出的毛病是这样，治理万物出的毛病也是这样。”于是他放下了纷繁的事务，离开了宫殿寝室，取消了值班侍卫，撤掉了钟鼓乐器，削减了酒宴膳食，独自退居于外庭的馆舍，清除杂念，服气吐纳，三个月不理政事。一天，他白天睡觉时做梦，游历到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的西方，台州的北方，不知离齐国有几千万里，并不是乘船、坐车或步行所能到达的，只不过是精神游历罢了。那个国家没有官长，一切都听其自然而已。那里的百姓没有嗜好和欲望，一切听其自然而已。他们不知道生存是快乐的，也不知道死亡是可恶的，因而没有人会夭折；他们不知道亲近自己，也不知道疏远外物，因而没有爱憎的观念；不知道背叛忤逆，也不知道归向顺从，因而没有利害的观念。对一切没有爱惜，对一切没有畏忌。到水中不会淹死，到火里不会烧坏。刀砍鞭打没有伤痛，指甲抓挠也不感到痛痒。升到半空就如脚踩实地，凌虚而卧就如安睡大床。云雾不能阻挡他们的视线，雷霆不能打乱他们的听觉，美丑不能干扰他们的心境，山谷不能阻止他们的脚步，只是凭精神运行而已。黄帝醒来后，觉得十分愉快和满足，于是找来天老、力牧和太山稽三个重臣，告诉他们说：“我独居了三个月，清除杂念，服气吐纳，想得到保养身心和治理万物的方法，却没有得到。后来疲倦了，睡了一觉，做了这样一个梦。现在我知道大道是不能用思想语言去追求的。我明白了！我得到了！却不能用语言来告诉你们。”又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乎和华胥氏之国一样，而黄帝却升天了。老百姓悲痛号哭，二百多年也没有中断。
道家最看不惯的是人的小聪明，他们把小聪明和生命的健康对立起来。一般人至多只看到吃得太好、穿得太暖、酒色过度之类是不到于健康的，但道家却把过度消耗心智也看作是同样的行为。曹雪芹是一个对道家学问颇有心得的人，他对王熙凤的描述一言以蔽之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诚然，这话不妨从道德角度去体会，人做得太坏、太缺德那叫缺阴德，即便现实中也免不了遭人报复，别说什么死后或来世了。然而，道家却不纯然从这个角度着想，他们的意思是，无论好事坏事，殚精竭虑耗得油尽灯枯，做成了也划不来。
说到这个话题，总不免要提一下诸葛亮。这个人如果按传统思想的派别来看，实在是一个很矛盾、很复杂的综合体，他身上至少有明显的道家、儒家、法家的三种影子：躬耕陇亩、明哲自保，纯粹的道家风范；隆中对策，进取西川，典型的儒家功业；从严治蜀，法令昭彰，标准的法家铁腕。
诸葛亮一生最为人
推重的八个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就是这样八个字，儒家视之为一代名臣彪炳青史的伟业，道家却视为愚昧无知的不智行为，这源于不同的价值观。在小说戏剧中，走出卧龙岗的诸葛亮还嘱咐家人看管好他的田园，说等到功成身退的那一天他还要回来。这要么是小说家的煽情，要么是矛盾人格的诸葛亮在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下发了个糊涂——以他的才能，焉能不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
寓言中的黄帝却是和诸葛亮相反的人生，由儒家的面目投入道家的潇洒。勤政爱民，操劳国事，那是儒家最推崇的明君圣主形象；被道家说来，那是没想通，黄帝做了华胥一梦——或许算得上是非常古老的直观教学法，于是，他就想通了，原来天下可以如此治理，不要跟着层出不穷的事情跑，主动去斩断各种纷繁事务产生的源头就万事大吉了。那么，这个源头是什么呢？人的欲望。人本是自然的，而欲望则使人远离自然的状态：自然的人需要吃，但最多只要不饿着就行了，完全可以逮着能吃的填饱肚子就行。慢慢地靠小聪明能吃上粗粮了，接着就改吃细粮，然后升级为酒肉，酒肉再升级为山珍海味……想再怎么升空间就有限了，不过一饭千金的故事还是屡见不鲜的。不光吃是这个样子，衣食住行万事如此，人便不再是那个自然的人了。但除了人造出来的这些喧嚣，别的仍还是自然，所以人便和自然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人和人之间呢，因为这些互不相让的欲望你争我夺，同样也生出许许多多的矛盾。太糟糕了，这些都需要黄帝去逐一摆平，你说能不累吗？说黄帝想通了，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神奇的华胥国，神奇的不是君主如超人一般轻易摆平这些麻烦事，而是那些百姓一个个都没有那许多欲望，他们不和自然争，更不和人争，当然没那许多破事。不过有一样要小心的，道家说寓言说着说着就不免有些夸诞，凡是说有道之人，总是喜欢搬出水火不侵、刀枪不入、腾云驾雾之类的说辞，看多了有点让人起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