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到的这些例子，从文理上看应该是有根据的事实，这么一来，倒是无心保留了一些民俗学的宝贵资料。在人事上我们并不一定见闻越多就越能明白事理。在现实中最麻烦的就是人与人的各种矛盾，人是群居动物，群居给人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往往本来很聪明的人一旦掉进纷繁的人事就变得思绪混乱、见识模糊，最后，轻则虚度光阴、一事无成，重则危及生活甚至生命。正因为如此，历代文化人多有向往自由、自然的意识，十分厌恶在人事中打滚。就拿最现实主义的儒家来说，他们的理念本是读书明理，进而为社会服务的，但是在古时候没有给读书人更多的选择空间，你要做大事就是做官，否则就默默无闻吧。尽管做官有名有利，也有学以致用的好处，但并非所有读书人都愿意，无论盛事还是乱世，总有不少死活不愿意做官的。相比之下，儒家在回避人事的时候方式也往往比较温和。
既然儒家的思想还没有到“和万恶的人事决裂”的程度，并且从事社会管理、努力调和各种人之间的关系也还是儒家人物的主要工作，所以经过长期的积累，他们自有一套不温不火、左右逢源的人事经验，也更善于从道理、感情上去思考各种问题，以平衡、交换等方式去合理地解决问题。在特定的、必要的情形下，理论可以牺牲，原则可以让步，一切都可以变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圆满、得体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在历史故事中随处可见，儒家唱主角的历史，其骨架就是这样一部行为智慧的脚本。于是，儒家系列的书总会告诉你许多基本的人生准则，诸如道德、仁义、诚信、礼仪、孝悌等等。然而，现实的奇诡变幻永远超出人的想象，哪怕是圣人的想象。用一个现代人熟悉的比喻：再伟大的软件也需要升级，甚至要不停地打补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是中国社会中伟大的软件开发者和维护者，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着各种社会问题，同时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进自己的固有方式。
儒家的思想可能本来就更契合大多数人的思路，也可能是历史使得儒家拥有了强势的话语权，总之，儒家处理人事的方式成为社会共同接受的主流方式。然而，人事是千奇百怪、纷纭复杂的，不管是谁家的方式，一旦成了社会的主流方式，那么它必然会带有一些沙文主义的倾向，因为它必须去改变、修正那些与之并不相符的现实状况。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地方官最容易被提及的两大政绩是：劝课农桑、兴学重贤，当然，用什么方式来做能做得最好，那就各显神通了。就会去改变人们一些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有时甚至是很剧烈的改变。这是儒家积极的济世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其与道家颇有出入的地方。儒家更关心的是怎样将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加以修缮，而道家首先关心的是我们当尊重既已存在的现实。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法谈什么是非对错，只是思考问题的顺序和方法不同罢了，这又正好使得它们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互补关系。即儒家在社会现实中负责构架一套原则并将其付诸实施，而道家则专管挑毛病、找漏洞。如果说儒家是一个程序开发的团队，那道家就像是专管软件测试的，他们不是真正的软件使用者，只是找毛病、挑问题，有时甚至是故意制造一些很极端的条件来检测软件的适应能力。就拿这一段文字来说，儒家本来最重人伦孝道，道家就偏偏找到了一批极为怪异的反例，不仅与儒家的原则不同，就是与常人的情感都大相悖谬。其潜台词就是：有那么多人的活法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人家不也世世代代活得挺好？选择这些明显令人难以接受的事例，并不意味着道家想去直面这方面的现实案例，在现实中他们也绝不会接受这些做法，只是这些新奇古怪的内容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力、能够达到很好的行文效果，这是测试软件的重要做法之一——故意按照不正确的极端的方式去使用软件，由此考验其是否失败。
那么，现在可以看出道家提出的问题是：人事聚合在一起往往就体现为风俗，同样是人，在不同条件下会形成互相完全无法理解的不同风俗，那么他们之间首先应互相改变还是互相尊重？道家说，要尊重自然，这个自然不仅是我们在环保理念中关注的那个自然，一切自己本来如此的事物都是自然，各种风俗习惯当然也是。尊重自然不是一种做给人看的虚伪姿态，而是一种处事的精密考虑。各种事物都是互相牵连纠葛在一起的，一种称为“自然”的现象不是无缘无故凭空生成的，自有很多因素促使之成为这个样子。如果你贸然去改变这个样子，那么必然会触动其背后的许多因素，会产生一系列出乎意料的连锁反应。
智慧金言
儒家因为长期顶在社会生活的前沿，它的姿态是积极的，工作是建设性的，得罪人去改变许多“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而道家常常是置身事外，可以有意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社会问题，从而得出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结论。正是由于这样的区别，道家常被人指为消极，似乎他们不值得学习，甚至有些反动色彩。他们为了明哲保身，打着“自然”的旗号而不去改变任何东西，这难道不是阻挡历史的发展吗？这样的看法，在不喜欢、不熟悉道家理念的人中很有一些市场，如果真找来一个道家的先辈耆宿，他可能对此根本就懒得辩驳，直接告诉你：这么说也是“自然”嘛，接受道家、反对道家都是很正常的事。
“道”与“体”
大禹说：“宇宙之间，四海之内，凡被日月星辰所照耀治理，被四时太岁所计数矫正，那些神灵衍生的万物，形状各异，生存的时间也有长短，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夏革说：“但是也有不需要神灵就能形成，不需要阴阳就有形体，不需要日月就有光明，不需要杀戮就会死亡，不需要保养就会长寿，不需要五谷就能吃，不需要丝绸就能穿，不需要车船就能远行，其道理便是自然，并不是圣人所能明白的。”
大禹所说是一段典型的“套话”，意思本来就比较空，只能理解个大概。只有其中“太岁”二字需要解释一番。太岁本是一个天文学术语，名字是从木星转变来的。木星和地球一样围绕太阳公转，周期差不多是十二年，即地球的十二倍，所以无论何时人们只需要抬头看木星在黄道的位置就可以当是正处于十二年为循环的纪年周期中的哪一点。为此，古人将黄道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用十二地支中的一个字表示，这样就可以纪年了。然而，木星在十二宫的运行顺序和地支子丑寅卯的顺序正好相反，它是走过了卯宫进寅宫，继而是丑、子等等，直接用木星所在的宫来纪年就成了一件很别扭的、和人们的习惯完全相反的事，这样就有了太岁——一个假设的、反过来运行的岁星。太岁虽然是一个根据木星杜撰出来的星体，然而在说到日月运行的话题时，它的意义和真实的天体、四季同样重要。
日月星辰这些东西在古人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宇宙自然的一组标尺，叠加在一起就被看作道，精深微妙，需要凭借相当的天赋并进行深入的学习才能掌握。其中的天文、历法、五行等每一个门类都能穷人毕生的精力，要是能对各个门类都有相当的造诣，融会贯通，称之为圣人并不算夸张。然而，即便是圣人才能去学习、去掌握的，也终究是有形迹可循的道，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的。
夏革所说是无迹可循的道，圣人也不能掌握。既然没有形迹，用语言表述它就显得十分费力，夏革所用的是一连串的否定句，在印度的因明学中这种表达方法叫做遮诠，和另一种叫做表诠的方法相对应。对于常见的、具体的事物，一般采取表诠，也就是正面肯定的方式去表达。如果这项事物超出一般人的见识之外，或者十分抽象，不能准确地正面表达，那么只能用遮诠。在佛学中，遮诠的主要作用就是破除人心中迷惘执着的幻想，使之自行认识事物的本来。作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发生了时空挪移，有个明朝人捡到了一台20英寸的彩电，来问你这是什么东西。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用遮诠，针对他可能有的种种猜想一一加以破除：这不是箱子，这不是武器，这不能用来做饭，这不是垫脚用的。反正明朝既没有电视信号也没有电，你不可能真正教他用这个电视，一时也无从让他搞清这个东西的始末缘由，能做的就是一一否定他的瞎猜，使之渐趋于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面对佛教中许多精深多元的义理，或许还不如一个明朝人面对彩电，所以遮诠也就成了一种很常用的表述方式。当然，表诠、遮诠的术语是后来才传入中国的，先秦人并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用这种方法。在“什么是道”的问题上便不得不如此。
先秦两汉的人们说起“道”来常常更加复杂精致，很有些汉大赋铺叙夸陈的意味。《文子》的第一篇叫《道原》，对“道”的描述是：
约而能张，幽而能明，柔而能刚，含阴吐阳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星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淮南子》的第一篇叫《原道训》，它对“道”的描述是：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淳，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惧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统宇宙而章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