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玩理论是一种时尚，我们说那时候叫百家争鸣，其实不过就是一种社会风气，今天还能知道名字的人物大多是当时“鸣”得足够响的：既然是争鸣，有争就有矛盾，而矛盾双方也必然会有一个相应的态度立场。道家和儒家有矛盾，于是道家时不时会挖苦一下孔子。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许多诸子著作，道家的著作里总会压制儒家，儒家的著作中也常常打击墨家，现在我们读《列子》，不仅屡次提及杨朱，甚至八篇之中还有个《杨朱》篇——《列子》篇名和其他一些书不同，不是随便找两个字按上就完，至少这《杨朱》篇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杨朱的个人专题。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从直觉来说这杨朱好像不能算是道家的，但也并非水火不容的，大致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路。《列子》与之如此亲近，恐怕还有些别的原因。《列子》里的杨朱出现得很多，尽管不是小说，但读者的印象仍然会不断叠加，等看完了一系列杨朱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杨朱和其他那些“鸣人”不太一样。大家争鸣，各自都忙不迭摆出一副智者的模样，唯独这杨朱却常常搞怪，他的哲理经常是在不很严肃的甚至是有点调笑的方式中呈现出来的。比如丢了羊就显出无比痛苦的样子，以至于让人误解是个吝啬鬼；比如他兄弟跟自家的狗发生了点小矛盾，他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把兄弟噎了个半死。然而，从杨朱出场的各个故事，我们又不能不暗暗感觉到这个人的实力，他确实能找出不少有深度的话题，只不过方式经常出人意料。
如果这样看，是不是杨朱和道家就有几分神似了？尽管双方关注的常常不是相同的问题，但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这种默契究竟是什么？能说出来就不叫默契了。我们只需看他们那些相似：道家张扬，杨朱也张扬，杨朱的张扬可以到达极致，自称一毛不拔。静心看这种张扬，又何尝不是一种率真，又何尝不是道家欣赏的天然浑璞？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的羽毛，为了最佳的争鸣效果不惜正话反说、假戏真做，处处都是狡黠，往往无非掩饰。墨子的兼爱和非攻，孔子的仁义礼制，说到底都是人的利益，但他们都不说“为我”而故意说“为你”，让你这听者听得舒服，听得感动。只有杨朱，他的话语是那么刺耳，自私得近乎邪恶，但仔细想想却又那么令人回味——这人世原本就是那么无奈，或者说人世本来就不是人的世界，天道如此，无以更改。
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人总是和自己过不去，不仅没有停下反省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消耗着自己那些可怜的小聪明，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往往会刺痛愚蠢而自负的人，而收获的当然更多是恶意的报复。那么，一个合理的假设就出现了：《列子》之所以大谈杨朱，更多的未必是推崇他的理论，而是赞许他的尖锐。他蔑视凡俗世人沾沾自喜的那份小聪明，这小聪明把人心底的欲望包装成美好的理想与追求，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乐此不疲。他揭穿了这种狡黠的掩饰，把欲望还原成它最原始的状态，并声称自己心中只有欲望，再无其他，杨朱的话是写实还是反讽，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看了他的话就想臭骂他一顿，但很快又会发现一旦骂了他就连自己一并骂进去了。
智慧金言
这就是杨朱式的逼人自省的方式，也是道家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有点悲壮，它源自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它源自对人性的怀疑，所以，它以牺牲自己的所有羽毛为代价，让世人看到裸舞的凄美，并终于在世人灼热如焰的目光中化作飞烟。这样，道家又如何能不对杨朱产生强烈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也正是这个原因，有的学者索性将杨朱归入道家。但这并不是普通的读者所关心。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杨朱，有如许的特点，这就足够了。
用自然的眼光观察一切
杨朱进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容易得如手中之物。梁王说：“先生有一妻一妾都管不住，三亩大的菜园都种不好，却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摆弄东西一样简单，为什么呢？”杨朱答道：“您见到过那牧羊人吗？上百只一群的羊，让一个五尺高的小孩拿着鞭子跟着，想叫羊向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如果尧牵着一只羊，舜拿着鞭子跟着，羊就不会往前走了。而且我听说过：能吞下船只的大鱼不会游到支流中，高飞的鸿鹄不会落在水池里。为什么？它们的志向极其远大。黄钟大吕这样的音乐不能给杂乱的舞蹈伴奏。为什么？它们的音律十分古朴。准备做大事的不做小事，要成就大业的不成全小计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读这一段不免让人想起后汉的陈蕃。
陈蕃十五岁时，独自住在一个庭院里，平时不爱收拾，外面杂草丛生，屋里脏乱不堪。一天，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薛勤路过，便对陈蕃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回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薛勤非常惊奇，知道这个少年胸怀大志。
这个故事是流传很广，本来不需要说的，可是有一点十分令人费解，其实在史书的记载中只有上面这一小段内容，薛勤并没有发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慷慨激昂的质问，既然有人编出这么一句广为流传，就说明很多人对陈蕃的那副样子是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的，现在再来读杨朱这番话，怕是很多人要不住地摇头：怎么又是这么一号人！
可是，我们从头就搞错了。把扫屋和扫天下看作是因果关系的，不仅不是薛勤，甚至连古人的寻常观念也不是。陈蕃也是后汉时期的一代名臣，虽说生不逢时，最后的结局很是有些凄楚，但至少薛勤没有责备他，反而十分赞许他少年时的这种大气。后来读书人谈到这件事，也往往从少年立志的角度加以称赞。陆游曾经写诗道：
莫笑书生一卷书，唐虞事业正关渠。
汉廷若有真王佐，天下何须费扫除。这不过是慨叹汉朝日薄西山，陈蕃虽有大志却不能有所施为。
对此事颇有微词的是杨万里，他的诗是这样的：
仲举高谈亦壮哉，白头狼狈只堪哀。
枉教一室尘如积，天下何曾扫得未？
这是说他少年时候雄心不小，后来终于也没能做出什么名堂。不过这只是就事论事，陈蕃后来的确没做出像样的、可以称作“扫天下”的大事业，可杨万里也并没有把这种失败和“不扫一屋”说成是直接关系。从陈蕃的这句话中体味出志大才疏、好高骛远的意思的，恐怕是现代人，至于是谁首创了这样一种解读就不得而知了。现代人能普遍接受这种解读的原因，我们怀疑它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的合力。一个是正面的。从教导子弟的角度出发，因年轻人往往心事拿云，不加以磨砺恐流于浮躁而妨碍成功，志向远大固然是好事，泼点冷水也是必须的；另一个是负面的。在官场文化中，打扫卫生常常成为新人的必修课，用来满足长官的控制欲、同僚的虚荣心，再失败的官吏只要还能有机会督责别人扫地就不会真正陷入绝望，面对这样一个口出大言的少年，画蛇添足地加上这么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不少人的一大快事。
对陈蕃的态度如此，想来对杨朱也相去不远。尽管过去的读书人受孟子的影响对杨朱很有成见，但总不至于顺着他这番言论去推导他“不肯从小事做起”的缺陷。不论是儒家还是官场，道家都不喜欢。尤其是郁闷的政治更是道家最大的反感，所以杨朱这话照例是不理他们这一套的。如果要说理，道家可以从解放人性、顺从自然的角度阐述，不过实在有点懒得说，这道理还用不着拔得那么高去解释。不同的秉性决定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分工，连儒家阵营的孟子都能说得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不同，那还有什么必要多加辩解呢？
杨朱的话肯定是不错的，但是毛病出在这个场景。一开头他就很张扬地炫耀“治天下如运诸掌”，这才有了下文。梁王的质疑也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罢，责难的都不是事理，而是在赌气。因为尧舜不合适放羊，放羊的也不会治国；扫屋的不合适扫天下，扫天下的也不合适扫屋。两样都能做并不稀奇，只能做一样无可厚非。杨朱在那里自夸，梁王很忠厚地跟他讲理，已经挺好笑的。梁王一个不小心还暗用了一个错误前提——管妻妾、种菜园是小事，治天下是大事，小事和大事的关系是线性关系，必须小事做好了才能做大事。就因为这样一个荒谬的隐性前提，使得杨朱赚了好大便宜，按照这个逻辑列举了一大串能大不能小的实例，不仅赢得了辩论，还顺便继续替自己吹牛，俨然自己就是尧舜，是吞舟之鱼，是鸿鹄，是黄钟大吕。如果把这个错误前提纠正过来，那么治理天下和放羊只是两件不同的事，都是自然中的一例，你杨朱爱干啥干啥。偏偏梁王想不透，听他说治理天下好简单，就此受了刺激，挑起了一场血本无归的争辩。
智慧金言
懂得用自然的眼光去观察一切，可以少受很多不必要的刺激。
生命的意义
孟孙阳问杨朱说：“这里有个人，崇尚生命，爱惜身体，以祈求不死，可以吗？”杨朱说：“没有不死的道理。”孟孙阳又问：“以祈求长寿，可以吗？”杨朱说：“没有长寿的道理。生命并不因为崇尚它就能存在，身体并不因为爱惜它就能厚实。而且长寿又为了什么呢？情欲的好恶，古代与如今一样；身体的安危，古代与现在一样；世事的苦乐，古代与现代一样；世道的变迁，古代与现在一样。已经听到了、看到了、经历了，活一百年还嫌太多，又何况苦恼地长寿呢？”孟孙阳说：“如果是这样，早死比长寿好，那么脚踩刀锋利刃，投身沸水烈火，就满足愿望了。”杨子说：“不是这样的。已经出生了，就听之任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直到死。将要死了，就听之任之，任由其走向死亡。一切都放弃，一切都听之任之，哪里用得着去左右它的快慢呢？”
曾经有大学生调侃道：“如果你参加过高考，那你就懂得了一半的人生。人生是这样的：你出生了就注定要死，而死之前你必须为生而疯狂，如果你提前寻死那就会被视为莫大的过错。高考也是这样：你开始上高中就注定要高考，而考之前你必须为考而疯狂，如果你提前退出就会被视为莫大的过错。真正参加考试的那几天并不痛苦，痛苦的是无休止的愚蠢的复习，痛苦到你会不断地想，为什么不能今天高考呢？而事实上，高考还有好几个月。由此推断，死也未必痛苦，死之前的生才痛苦。当你从最后一门的考场中出来，你的躯壳是空荡荡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之奋斗了那么久的伟大事业为什么就此终结了，你搞不清自己应该做什么，到此时才真正觉得先前那些痛苦而无聊的日子仿佛是可贵的。由此推断，如果真的有轮回，阴阳两世应该都是痛并快乐着，只有那生死的转换才是最可恶的。”
这番话道及了一个心态问题，学生如何看待高考和每个人如何看待生命是一个十分类似的心态问题。
孟孙阳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杨朱告诉他的是，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不好。杨朱这人比较另类，他是战国诸子中的一代高手，也是以雄辩著称的大家，孟子把他和墨子同时列为主要对手，声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似乎别人不听孔子的话都是被这两人蛊惑的。这两个人在主要思想倾向上分处两个极端，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说得难听点就是自私，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是绝对不肯做的。
本来，老子、庄子一系是看淡生死的，我们习惯于称之为超脱，这一层意思，杨朱的话中有所体现。然而，杨朱的怪气在于，说到生，他似乎觉得非常无趣，这才有了孟孙阳的下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说干脆自杀了拉倒呢？道家虽不如儒家那样积极人世，对建功立业、治国安邦之类的事并不感兴趣，但并非是这么一副了无生趣、愁眉苦脸的样子。世世代代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物，也总是以一种聪明、豁达而不是痛苦、绝望的形象出现的。所以，杨朱的这样一段高论为什么会被拉到《列子》中来确实有些奇怪。
尽管杨朱的这一通牢骚不太符合道家的一贯风格，却同样揭示了人们看待生死的一种普遍方式，那就是以苦和乐作为取舍的标准。一般人总莫名地认为生是乐，自然相应地把死看作苦，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人们这一类奇奇怪怪的“常识”重新验算一遍——人们有着太多错误的“常识”。
当然，生死问题比一般问题来得更为复杂，如果你要颠覆一般人的看法，说生苦而死乐，那么马上会有人问你：那你为什么还活着？是的，按照这个逻辑，你早该死了，但如果你死了，又不可能再在人间去颠覆“生乐死苦”的法则。这样，这个法则就看似是无可颠覆的。但是，哲学家如何肯放弃这样重要而有趣的话题呢？所以，大量的哲学或宗教往往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宣扬着“生并不那么快乐”，而如杨朱这样的说法自然也是一个套路，他说生不快乐，理由是“古犹今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你字识得多便去读书，字识得少便去看电视剧，等你把诸般往事了解得差不多了，人世间的一切就都不再新鲜，那还有啥活头？看来这个杨朱是天生的冒险家，属于不新鲜毋宁死一类的。这样的意思多数人不会反感，但也很难完全接受，倒头来还是孟孙阳提的那个问题——再缺乏新鲜刺激也不能一死了之啊。所以，还是需要为活着找个借口。这个借口，杨朱找得很奇怪，也很别扭，事实上他说的不是活着的理由，而是在声明一种人生态度：既然已经生身为人了，那就生存吧；也正因为如此，让杨朱愈发显得不像道家一路的样子。
对于生死观，各家自有其论调，有的不强调生死的苦乐，只是把注意力放在生存的价值之上，比如儒家；有的也强调生的烦恼，但为了离苦得乐便须有智慧的追求，这是佛家的大概思路。说到底，不管生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总之，人们既然生存着，便须找到一个靠得住的借口，可以叫它价值、意义或别的什么。其实，杨朱没有任何关于生存意义的表述，如果要说杨朱还有什么和道家相似的地方，那或许就是这个表述方式。道家常常劝告人们不要太留恋生，不要太畏惧死，因为一切都是自然大道，道家把生命看作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道家不再需要另找什么生命的意义，道本身就是一切。
道家并不是杨朱这样吵嚷“活着真没劲”的，只是他们不大谈特谈生命的意义和这杨朱有点相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