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燕昭王筑黄金招贤台也是极其有名的历史事件。公元前314年，燕国因为相国篡位，引发了内乱，齐国趁火打劫，派兵镇压了叛乱，也灭亡了燕国。后来燕人造反，发动了复国运动，找到了从前的太子，推他即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不仅恢复了燕国，还立志向齐国复仇，他对相国郭隗说：“我无时无刻不想到复仇，要是有这样的能人，我愿意去伺候他。请您替我出主意吧！”郭隗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从前有位国君想花一千两金子买匹千里马，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他派出的人居然买回了一堆千里马的骨头，国君十分生气，那人说：“大王不久就会有许多千里马了。别人听到您连千里马的骨头都爱惜，哪能不把真的千里马送上来呢？”果然，那个国君不久就得到了许多千里马。郭隗又说：“您如果能厚待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有才能的人会不趋之若鹜吗？”于是，燕昭王就筑起了一座精美的房子，像徒弟那样听从郭隗的教导，又在易山旁边建了一座高台，里面堆满了黄金，以作招待客人的礼物和费用，这台就叫“黄金台”。这样一来，燕昭王求贤若渴的美名传遍各国，各国贤士也纷纷来投。赵国来了剧辛，洛阳来了苏代，齐国来了邹衍，卫国来了屈庸。其中最受重用的是魏国的乐毅，就是他带领燕兵进攻齐国，不仅为燕复了仇，还在齐五年，攻下城池七十多座，仅差两座城池就灭亡了齐国。
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任你再贤明，再勇武，如果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也非败亡不可；即使是流氓无赖，如果善于使用人才，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智慧金言
自古以来，任何领导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尽其所长。因此，善于知人用人，是君王将帅能成其大事大业的核心。
秦始皇为什么能消灭六国？统一中国，他的雄才大略在哪里？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在于善用人才。
任用人才，恰当合理
原文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红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译文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痛哭，只有举目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挚耿直的人才，不得立即得到，或者仅得一个，却又因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受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解读
曾国藩把举荐英才作为合格的政治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之一来看待。他三番五次说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谓“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即为小人。”言可适用于负政治上的最高责任者，亦可适用于负军事上的最高责任者。曾国藩之所善于选将与将将，知人晓事而已矣。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
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求贤若渴，在这方面，他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王定安记述说：“国藩专务以忠诚感召人心，每乡里士来谒，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诘责；有异等者，虽卑贱，与之抗礼。”他礼贤下士，颇有周公吐握之风。《旧闻随笔》记述道：“咸丰以来，统兵大员惟公平生来未尝台坐。其每见僚属必台坐者，胜保也。台坐者，旧制，大员见小吏，居中设独座而坐，谒者立于旁也。”曾国藩向友人描述自己在咸丰三年的心情说：“我曾经说过要谋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人才，几个月以来，我在梦里祈求他们的到来，烧香祈求他们的到来，没有片刻敢有所忘怀。”及至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事业”大有发展，人才尤为亟需。他给友人写信说：“国藩当疲惫之余，忽膺艰巨之任，大惧陨越，贻朋友羞。惟广求名将，以御寇氛；广求循吏，以苏民困。得一分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同治四年，他走上攻捻前线，榜列《剿捻告示四条》，其中一条便是“询访英贤”。他指出：“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心腹之用。”他号召：“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酌察录用；即不收用者，亦必优给途费。”曾国藩求才，可说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料理宫车，摘电备查”，或“圈点京报”，获取信息。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他还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认为求才应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及其馀”。因此，他多次致书李恒、李瀚章、方子白、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及诸弟，论述得人之道，要求他们随处留心，“博采广询”，“兼进并收”。他还嘱咐弟弟要“求人自辅，时时不忘此意”，又要求“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长处短处一一告知阿兄”。
在广揽人才的同时，曾国藩强调分辨良莠。他对曾国荃说：“弟常常以求才为急，但无才之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与之共事。”当时，亲朋戚友、邻里乡党来曾氏营中求职者甚多，曾国藩唯恐曾国荃怀“广厦万间”之志而滥收滥用，规劝他说：善于预见国运的人，看到该国贤良俊杰在位，就知道它一定会兴盛起来，看到办事拖拉，冗员比比皆是，就明白它将要被取代。善于预见军队的人也是这样。他对方存之说：“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他说李元度“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
既广求人才，又不博收杂进，分辨真伪，考察贤劣，这就决定于对选择人才的标准的认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接着他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基于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故他特别强调禁大言而务实。
活学活用
中国有句古语：“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在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门下的宾客中哪一个是没有缺点的人呢？孟尝君的门客中也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然而那些流氓无赖都有一技之长，大可运筹帷幄，小可危难救人。
曹操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之所以能成就大业，统一北方，威震华夏，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在曹操的帐下，集聚有郭嘉、程昱、荀彧、荀攸、刘晔、满宠、吕虔、贾羽等济世之才，他们出谋划策，为曹操统一北方，献了不少良策。而同时代的刘备，孙权就远远不及曹操。刘备身边的谋士，除了诸葛亮有济世之才外，其他的都是平庸之辈，孙权手下更缺乏治国安邦的奇才。
曹操破山东黄巾军，占领兖州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殷贤纳士，首先与颍川颍阴人荀彧交谈，十分投机。曹操说：“此吾之子房也！”遂委任荀彧为行军司马，委任荀攸为行军教授。
荀彧又推荐程昱，曹操令人寻访，访得他在山中读书，曹操也将他请到军中。程昱又推荐了郭嘉，郭嘉又推荐了刘晔，刘晔又推荐了满宠和吕虔，满、吕两人又推荐了毛玢，曹操一一录用。
武将方面，除随曹操起兵的夏侯悖、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亲戚子弟外，又有于禁、典韦来投。曹操任于禁为点军司马，任典韦为帐前都尉，并脱身上棉袄，及骏马雕鞍赐于典韦。于禁、典韦后来都成为曹操的著名勇将。典韦在濮阳大战中，为救曹操三进三出，英勇无比。后来，曹操中张绣计，兵败南阳，典救曹操，战死沙场。曹操后来亲祭典韦，对诸将说：“吾折长子、爱侄，无痛泪，独号泣典韦也！”
由此可见曹操的爱才之心。
曹操用人，除了不论资历，门第外，还表出宽广的胸怀。
官渡之战，曹操取得胜利，在清理战场时，从缴获的袁绍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这一措施，使那些十分恐惧的人，放下了包袱，对于安定人心，笼络部下，十分有利。
张绣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曹操第一次攻南阳，张绣被迫投降了曹操，不久，张绣又反叛。宛城之战中，曹操中张绣计，儿子曹昂，亲侄曹安民和爱将典韦战死，曹操也被射伤。但后来，张绣又投曹操时，曹操不记前仇，为了使张绣安心，又与他结为儿子亲家，封张绣为扬武将军。
自此，张绣死心蹋地地跟随曹操。
刘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靠了曹操，曹操的谋士主张杀掉刘备，荀彧入谏曰：“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不答，或出，郭嘉入，曰：“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
曹操大喜曰：“方今正国用英雄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遂以兵三千，粮万斛送与玄德，使往豫州到任。后来，刘备以图扩大势力范围。进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吕布。
当刘备再次为吕布所败，没有办法时，又投到曹操帐下，曹操仍然以礼相待，平定吕布后，曹操又引刘备觐见汉献帝，拜左将军，封宜城亭侯。
当谋士们再次要求杀掉刘备时，曹操坚决拒绝，后来，刘备叛离曹操，部下要追击，曹操却淡淡一笑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怒矣。”
陈琳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他为袁绍谋士时，起草过讨伐曹操的檄文。
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文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后来袁绍兵败，陈琳被俘，曹操问陈琳：“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操之左右要杀陈琳，曹操却爱其才，不仅不杀，还任命他为从事。
曹操大破吕布后，俘虏了猛将张辽，张辽怒骂曹操，曹操大怒，欲杀张辽，刘备、关羽为之求情。
曹操掷剑大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相戏耳。”就亲自解开绳子，说：“纵使杀我妻子，亦不记仇。”遂拜张辽为中郎将，赐封关内侯。
张辽是一勇将，自此归顺曹操，为曹操成就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他与关羽的友谊留下了千古佳话。
关羽是迫不得已投降曹操的，曹操爱关羽的骁勇，为了拢络关羽，曹操拜关羽为偏将军，表奏为汉寿亭侯。同时，还把关羽视为贵宾，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宴骏马美女，上马金，下马银的热情款待。但是，当关羽得知刘备的消息后，挂印封金，去找刘备。对关羽离去，曹操部下多忿忿不平，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力排众议，不仅不杀关羽，还亲自为关羽送行。
曹操十分敬佩关羽的“义”，他以为：“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并教育部属“汝等皆可效之”。
曹操还对部下说：“吾昔日许之，今日故舍之。若追而杀之，天下人皆言我失信也！”
曹操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天下贤士，于是帐下人才济济。
曹操的谋士们，为曹操出了很多计谋，这些谋略为曹操统一大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谋士荀彧或毛玢都建议曹操奉迎天子，树立正统形象，荀或举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的例子说明迎汉献帝到许都的重要性，毛玢也说：“宜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听从他们的计策，将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都。
从此，曹操牢牢控制了东汉政府，“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政治上占了优势。
曹操的谋士首推郭嘉。
郭嘉与曹操首次会面，就一见如故，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郭嘉出去也喜曰：“真吾主也。”
由此，可见两人的投机。
曹操欲远征乌桓，部下多惧怕刘表派刘备趁机袭击许昌，郭嘉主张远征。他认为，乌桓守军以为离许昌远，必然没有防备，突然袭击，必然取胜，刘表没什么大志，只不过是一个坐客罢了。“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图远征，公无忧矣。”
曹操听从郭嘉的意见，率军远征，郭嘉又建议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进，掩其不备。”
曹操轻兵兼进，一举取下乌桓，刘表等未敢轻举妄动。
郭嘉足智多谋，但38岁即病逝，曹操对荀攸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的字）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嘱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
赤壁大战后，曹操兵败。曹操哭郭嘉，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曹操帐下，猛将、谋士云集，曹操又求才若渴。对谋士、猛将关怀备至，推心置腹，因此他能一统北方，这种识才、用才、爱才的作风，使魏晋人才辈出。先后出现司马懿、邓艾、钟会等一群雄才大略的人物，为此王夫之曾评价说：“魏足智多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
相对来说，刘备次之，在世时，只有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曾相继执政，但蒋、费两人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能力；武将方面，也只有一个姜维左冲右挡，姜维只能带兵打仗，缺少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
王夫之指出：“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谨矣，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