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用人不论亲疏、不论门第、不论出身，唯才是举，唯才是用。曹操起兵时就有夏侯悖、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亲戚子弟随他起兵，后来位居高位，并不是因为亲戚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司马懿、钟繇、华歆等出身名门豪族，但有真才实学，也被恰当使用，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典韦、许褚出身贫寒，但被用以近身侍卫。张辽、徐晃等虽是降将，但用之不疑。
曹操在《短歌行》中说：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些诗文充分体现了他求贤若渴的思想。
曹操不仅帐下人才济济，而且知人善任。宋朝洪迈曾说：“知人善任使，实后世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复兴之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容斋随笔》）
郭嘉、荀彧一生为曹操提出过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谋略，曹操都能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决策是荀彧、毛玠两人提出来的。推行屯田，鼓励农业的建议是枣祗提出的。曹操命枣祗负责这项工作，枣祗尽心尽力，为曹操称霸中原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曹操礼贤下士，对有才之士谦恭有加。荀彧、荀攸是投奔曹操的，而郭嘉、程昱则是请来的。许攸投奔曹操时，曹操来不及穿鞋就迎了上去，看见许攸就抚掌大笑，推手共入，还先拜于地，许攸说：“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曹操说：“公乃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由此可见曹对许攸的亲切和恭敬。
庞统见曹操时，曹操也是亲自迎出帐外，两人相谈十分投机。而庞统见孙权时，被孙权召见，而一见面就有审问的意思。庞统对刘备时，刘备也未出迎，并且孙、刘以貌取人，不予重用。由此可见曹操对贤士与孙权。刘备对贤士的态度有明显有差别。
曹操不但能礼贤下士，而且能听从谋士们的正确意见。司马水镜曾说：“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刘备得了两人也未能安天下，其原因在于不能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关羽死后，刘备执意进攻东吴，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这样的人在重大问题上是不能听从谋士的正确意见的，又怎么能统一中国，成就大业呢？当然刘备这样的人，一旦认为你对他有用，也是很会收买人心的。比较曹操和刘备，孙权在用人方面的差别，我们就可以知道曹操手下谋士如云的原因了。
智慧金言
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在一个人身上，往往优点与缺点共存。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在于会用人，发挥他的所长，避免他的所短，这叫做“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作为一种领导艺术，就要本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原则，不因为一个人有些缺点和过失而使人才失之交臂，不要让人觉得怀才不遇，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中没有过失呢？所以古人知道用人不求其备，论大功不录小过的道理。伍子胥对陈惠公说：“用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能用的。”柳宗元也说过：“大玉上的瑕点，怎么可能损害它的光泽呢？”
历史上的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大人物，对下属从不拘泥于细节，因而他们能成就了大的事业。由此可见，领导者如何能以小节小失来评价一个栋梁之材呢？对下属的短处与缺点不妨假装糊涂，自然会取得事业的成功。
人才为宝，公心举荐
原文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译文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子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日益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上不知道自己吗？
解读
在确定选择的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什么是“官气、乡气”？他解释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汽，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矢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尤疑，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二者比较起来，曾国藩更厌恶那些爱摆官架子、应酬圆通，却奄奄无气、从不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即“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关于为官“四到”，曾国藩本人有个解释：“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心叮咛是也。”这里当然仅是举例以说明。能真正做到“四到”的人，必须是“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他们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克服某些弱点，渐成大器。总之，曾国藩选人、用人的标准主要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刊在脚印上，践履到实处。
当然，曾国藩不是不注重才识，相反，他是很注意才识的。他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二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选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活学活用
鲁国季氏的家臣仲弓，有次问孔子如何管理好政事，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就是说，要引导官吏，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良的人才。
为什么要“赦小过”呢？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对有小的过失的官吏不能赦免、宽恕，那就难免使人觉得世间没有什么贤才可用了。大体说来，苛求小过有三害。
其一，“一叶遮目、不见泰山”。鲁迅先生曾说：“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事实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从古到今都没有尽善尽美的大成至圣。
司马光认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意思是，如果用小的过失掩盖其大的美德，那么，朝廷就没有可以用的人了。所以，在挑剔的人眼里没有贤才，其所看到的都是人的缺点，而无优点，“一叶遮目，不见泰山”，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初潭集》中谈到，齐醒公作为春秋七雄之一，了解到卫国人宁戚是个难得的人才，欲用他治国，但许多大臣说宁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且不是齐国人。其实，齐桓公也了解这些，但他并不“以其小恶，忘其大美”，坚持任用宁戚。也正因为这样，齐桓公才得以成为春秋时的第一霸主，如果像齐桓公的那些大臣一样，不能正确认识宁戚，看不到宁戚的“大美”主流，便将错失良才，致使其他的人也会觉得他容不得人，从而悄悄避开、引退，势必造成大批人才的流失。还是荀况说得好：“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一个对别人过于若求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别人的帮助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
其二，不辨忠奸，冤屈贤良。贞观四十年，魏征上疏唐太宗说：“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大意是，任用大官，如果追究他细小的过错，那么，刀笔之吏就会顺着皇帝的旨意推波助澜、舞文弄法，致使大官冤屈成罪。大臣自己申辩吧，就认为他心里不服；不申辩吧，就认为别人说他犯的罪是实。面对这种情况，进退两难，不可以周全，便企求免遭祸害。大臣侥幸免了罪，欺诈的言论便会发生，于是，矫情虚假就形成不良风气，国家也就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理。
宋高宗宠幸奸臣秦桧，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爱国将领岳飞，最后导致丧权辱国、遗臭万年；楚汉相争时期，楚王项羽也误听谗言，苛求小过，赶走了他身边最后一位智谋之士范增，成为真正的孤寡霸王，最后败于刘邦手下。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
其三，不利于从政者发挥特长。当政者对下级官吏求全责备，下级官吏为了避免受到苛责，成日提心吊胆，将精力大多用于防止小过，以保全其身之上，以致根本没有机会充分展示其特长，达不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效果。
明成祖命令陈碹为海运督运官，为了防避海寇袭扰，陈碹规定天津卫的运粮船只必须同时出发，结队而行。1406年6月，有30多艘船比同队海船晚5天出发，但同日到达目的地，也未受损失，陈瑄主张处分押运的官员，明成祖则说：“姑宥之。”又说：“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瑕，何瑕懋功哉？”明成祖的意思是，姑且原谅他们。大凡用人，记录功劳而忽略小过，那么，人就奋力立功；如果计较过错却忽视功劳；那么，人们时时刻刻为了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又哪来时间立大功呢？不难看出，不赦小过，其害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