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敬”法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
顺应民应，勤敬要务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予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察访官吏要点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却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最好的解释。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只谋私利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行为上去勘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解读
曾国藩的人生历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当今中国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个经世济民的实践家。
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做官的人，首先需要有政见或者施政纲领，那是对整个时局的看法，对自己所领导的部门基本构想和设计；这见解或者从历史中来，或者从经验中来，或者从部属中来，但不能没有。官越大就越需要有见解，那是他的行为守则、思维准则和施政原则。
活学活用
为政须勤敬，当官须勤敬。知民生在勤，知为臣在敬。勤而敬，无患天下无治。
当官勤敬的要务是爱民、养民，因为“民心顺，国家安”，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而“安民”则是管仲之谋的一个重要内容。
管仲对“民”与“国”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大问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以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子所说的“顺民心”，就是要顺其“四欲”；“逆民心”就是统治者“行其四恶”。要做到“四顺”、不行“四恶”，统治者必须首先懂得顺于民就是为了取之于民的道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统治者肆其所欲，用刑罚和杀戮来压制人民，结果只能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国家的政令就无法施行，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管仲还认为，能够保证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物质生活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就无法对其进行道德的规范，而专恃刑罚又是不能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的，所以管子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有国者的根本任务，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在管子所说的“四顺”中，这是他最为强调的。
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人安居。在管子看来，把各种居民归入相应的行政管理系统，就会秩序井然，不相混乱。“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为乡六，士乡十五”，“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
所谓“成民之事”，就是使民“乐业”。当时将民划为士、农、工、商四类。管子认为，这四类民，若“勿使杂处”，把他们划归在以上的各乡中，不仅可以减少管理上的繁乱，而且可以使他们便于传授技艺，“不见异物而迁”，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这也是最早的职业承继性划分。
从富民的目标出发，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稳定、富强的基本条件。管仲说：“兹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正卒伍，修甲兵”，才能强化国家的武力。
管仲还认为，人民中间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当所造成的。他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营；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只有统治者大力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足，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民才会乐于“留处”，才会吸引别国的人民前来归服。
春秋前期，政治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经常大规模的流动，争取民众就成了统治者富国强兵的首要问题。管子为齐桓公谋称霸之道而首先提出“顺民心，并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因素归罪于统治者绝非偶然。“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说明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顺民心则国兴，逆民心则国亡；富民“定民”“成民”，无一没有一个“安”字在。
汉武帝时，以举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的方式，招纳了一批文学之士，组成中朝（内朝），让他们参谋预政。当时，有个文士叫徐乐，他在上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所谓土崩，就是广大民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所谓瓦解，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
徐乐指出，土崩和瓦解是“安危之明要”，凡是国君都必须留意深察。而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自古至今，别无二致。什么是土崩呢，就是像秦朝末世的陈涉吴广起义，凡是“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就会发生土崩。陈胜出身微细，既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也非王公大人各族的后裔，之所以一呼而天下风从，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土崩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瓦解呢？所谓瓦解就是吴楚七国之乱。七国谋逆号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但是最后却兵败身死。其原由并非因为他们的威权轻于匹夫而兵力弱于陈胜，而是当时“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意外之助。”拿陈胜起义的天下风从和七国之乱的渐被平定相比，就足以证明“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
智慧金言
如果天下已具备土崩的条件，即使像陈涉这样的布衣穷处之士也可以首先发难，而危及统治者的江山；如果天下无土崩之势，即使像吴楚这样有强国劲兵之助，一旦发难，也会立即遭到覆亡的命运。其中的道理，明君应该深察才是。
虚怀若谷，尽施己职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译文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解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救世济民，经世致用，这一思想自屈原以降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里奔涌激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观念早已浸润在一代代中国士大夫的脑颅与心田之中。
曾国藩，位卑之际不忘忧国。位显之时，更是风兴夜寐，以高人一筹的见识办洋务，兴译馆，遣学生，力抉将倾大厦。时时在践行中国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古老命题。
曾国藩既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开始其漫长的心路历程，又肩负匡扶国家的政治之重任。他把落脚点选在后者上，而又不忘前者的清高本色，把二者协调得几乎完美无瑕。
活学活用
自古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而后能成安天之功。统御者是否有宏大的器量，宽阔的胸襟，对其事业成败至关重要。能容人、容事、容天下，才能够统观全局，冷静举措，走出一步步令人击掌叫绝的好棋。成事者，必要纳招天下之贤，广集安邦治国之策，没有点“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能跑马”的修炼是决然不行的。
秦晋淝水大战之际，秦兵百万逼近晋国都城，朝野震惊，唯有司徒（相当宰相）谢安泰然处之，面无惧色，他不慌不忙地布置兵力御敌，然后到别墅里去和客人下棋。当击退敌兵的战报传来以后，谢安却将它放在床上，面无喜色，下棋如故。等客人告辞，送客回来后，才高兴地返回内室，由于心情高兴，履齿碰在门坎上而折断。后人称誉谢安有“庙堂之量”。
凡度量大者必是修养甚佳之人，因修养是理智的基础，孕育谋略的活土。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豁达大度，出手有理、有利、有节。
战国时期的孙膑和庞涓就是鲜明的对照。孙膑自幼酷爱兵书，深谙谋略。而器量狭小的庞涓却非常嫉妒他，上进谗言，使他受“膑”刑，成了没有膝盖骨的残废人。孙膑心胸宽阔，不因遭受厄运而气馁，他假装疯癫，逃脱险境，尔后在齐国受到重用，做了军师。他在日后与庞涓的军事角逐中，利用其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的弱点，使庞涓利令智昏，一步步走进他布下的罗网，最终于马陵道上兵败身亡。孙膑的成功，除了靠他的兵法谋略以外，胸怀开阔，度量宏大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能从容筹划，从长计议，以柔克刚。倘若鼠目寸光，匹夫见辱，拔剑相斗的话，其结局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智慧评讲
有宏大的度量，才能有稳定、积极、健康的情绪，而情绪的控制关系到能力的发挥，影响到事业的成败。古人修身非常讲究“制怒”、“制乐”，慎防喜怒过度。历史上像周瑜气死、牛皋笑死之类的悲剧并不罕见。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感情所左右，是统御者制胜的“内功”。
成大事者，事业为重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