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矩”法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廉生威，威生力
原文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然而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说：“豫章平定贼寇，家乡保护人民，不要惊讶书生建功立业，都因为二十年积累道德学问才产生；翠竹斑如滴泪，苍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贤妻死节贞烈，也如同千万载臣子死为忠孝的常行。”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之意，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解读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才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
曾国藩“不要钱”，是秉承了他祖父曾星冈的家训的。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已成进士，入翰林院。他十二月回家，贺客盈门，连日不绝。事后，祖父对他父亲麟书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与九弟均已封爵开府，他想起这一庭训，深情地对弟弟说：“这一句话最有道理，从今当以此话为一生的教导。”
曾国藩做京官十四年，收入是微薄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他放任四川正考官，得到了他生平第一笔高额薪俸，十一月回京后不久便寄银一千两回家还债和馈赠亲戚。
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儿子纪泽说：“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习气，吃饭住宿，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约可以，略略丰盛也可以，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是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绩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他曾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全家五兄弟各娶妻室后，人口增多，加上兄弟做官，弟弟们经手在乡间新建了不少房子，他对此很不高兴，驰书谴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卒于任所。曾国藩写道：“余在京四十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真有这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不由得再三感叹，以为不能满足费用，所以又赠予四百两金子。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藩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
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活学活用
廉，清白高洁，即操守洁美；矩，行止之法度。居官为士，廉而守身，矩而致远，天理昭昭，民心朗朗。
廉生威。屈原在《楚辞》说：“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俭约，便宜。《淮南子》中说：“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用廉形容人，含清廉，正直、公平之意。古为官者，有少数人就认识到，廉不仅是一个人的修养、品质，它还可演化出一种作风，养成一种风气。古语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明，廉生威。统御者从自身作起，持身清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样民服吏畏，社会风气正、民心顺，必然提高统御效率。正因廉有如此大用，中国古代就把廉作为好官的主要标准了。《三国志·魏书·李通传》中记载，司马懿提出：“为官长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置于为官的首要条件。南宋吕祖谦在《东莱吕太史别集》中又提：“当官之当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还是清廉在先。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确也有一些统御者，以清廉、公正、无私为本，以廉生威，拨乱反正，造福一方，赢得人民的信赖。
清代吏治向以贪酷著称，可康熙年间，却出了两个有名的清官，而且曾国藩多次称颂这两个人，这就是于成龙和张伯行。
被康熙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字北溟，号干山，自顺治十八年（1661）起，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在任上洁己爱民，秉公从政；拒贿赠，行节俭，为百姓兴利除弊，屡施德政。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由副榜贡生首任罗城知县。他到任之初，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有三间草房，后面是三间茅屋，内宅破陋不堪。于成龙叠土为案，铺草为床，垒起一副土灶，办公膳宿都在茅屋里面。
于成龙治理罗城，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复苏农村经济。他不辞辛苦攀山越岭延访父老，实地察看，倾听百姓呼声，着手制止械斗，捕捉盗贼，制定保甲，以安定民生。于成龙鼓励百姓耕稼力田。每年春天，他都亲自到田中察看。见到耕种父老，便上前慰问劳苦；有时应邀在田边树下与农夫一同吃饭，“笑语欢如家人”。
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染病而死；有的不堪困苦，不告而别。于成龙只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周围百姓见他如此辛劳清苦，十分过意不去，来到衙中问寒问暖，于成龙总是热情接待。
于成龙在罗城当了七年县令，县境面貌大变。因此，他不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上司的器重。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十六年（1677），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撰，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屑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他的大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江宁探望父亲。儿子要回去时，于成龙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土特产让儿子捎回，正好厨房有一只腌鸭，便割了半只给他。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编了首歌谣唱道：于公豆腐量太狭，公子临行割半鸭。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因此，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绨袍和一双靴子，竞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二十里，哭声震天，竟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
“朕博采舆论，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股肱之臣啊！”
与于成龙齐名的清官是张伯行。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张伯行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儒士。在家庭的熏陶下，张伯行自幼就很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进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入京补内阁中书，开始步入仕途。在此后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中，张伯行以居官清正闻名于朝野，老百姓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伯行赴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逢荒年，老百姓流离满路。张伯行在上任途中，赈济给灾民不少钱粮。到任后，他立即决定开仓赈济，仅汶水和阳谷两县就动用仓谷二万余石。事后，藩司指控他擅动仓谷，应于革职处分。张伯行以“仓谷为轻，民为重”，慷慨陈词。藩司无奈，最后免去了给予张伯行的处分。
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伯行调任江苏按察使。按当时惯例，新任官员要向总督、巡托馈送币礼，约合四千两银子，对这一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文一钱，怎能这么办呢？”
在按察使任上，张伯行力革地方弊端，对总督、巡抚多有冒犯。于是他们便联合压制和排挤张伯行。张伯行就任按察使次年，康熙帝南巡，到江苏后命令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督抚并没把张伯行列在举荐之列。
康熙帝在举荐的名单中没有发现张伯行的名字，便对左右侍臣和督抚们说：“我听说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连连附和皇上的意见。后康熙帝亲自定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升他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福建任职后，对当地的不良习俗，严加革除。他看到当地人视瘟神为“五帝”，庙祀遍布城乡，“祷把昼夜不绝”，这样做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便下令将所有的瘟神祠改为义塾，供贫苦人家的孩子在里面念书，这一举动使“群情大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士民留攀不及，皆呼号如失恃”。其时朝野行贿、舞弊之风渐盛，张伯行公布了《禁止馈送檄》，以杜绝官场的不正之风。檄文内容是：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赠；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准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霏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张伯行不仅是这样说的，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隐相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取信于民。
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伯行因与总督有矛盾，郁郁不得志，告病乞退，为此，康熙帝降旨：“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
面对皇帝的极度信任，张伯行很受感动，他终以国事为重，从大局出发，强起视事。
康熙五十年（1711），江苏省乡试时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收受了贿赂。发榜的结果自然是很不公正的。江苏的士子们不甘受愚弄，一千余人抬着财神塑像沿街游行，最后放到文庙孔夫子牌位的对面，他们用这种形式来抗议和讽刺乡试“唯财是举”。
这件事在全国震动很大，康熙帝特遣户部尚书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因事牵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审讯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定案。
张伯行对此感到异常愤慨，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查科场案。没想到噶礼将张伯行的上疏花重金买了回来，反而上章反咬一口。康熙无奈，降旨将科场案交由审事大臣审明，噶礼和张伯行全部解职，听候结果。
扬州百姓听说张伯行被解职后，纷纷罢市，数千人围着公馆，哭声传遍了扬州。第二天，扬州百姓来到公馆，拿着水果蔬菜献给张伯行，张伯行不肯接受。百姓们便哭着说：
“大人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大人要走了，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
张伯行不得已，只收下了一块豆腐和一束蔬菜。
三个月后，案审结果出来了，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帝御批时，将结果改为张伯行留任，噶礼免职。其实康熙帝早已暗中派人查清了事情的原委。
江苏士民听说结果后，欢声如雷，在门上纷纷写上“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一钦差大人以莫须有的“狂妄自矜”的罪名弹劾张伯行。连劾六疏，四请革职。康熙帝迫不得已，暂且应允了。尔后，钦差大人对张伯行又多方催折，并让人代书供词，然后将案审报上，要求治张伯行以重罪。
康熙帝不同意对张伯行的治罪方案，下令让张伯行到京面见。张伯行抵达京师后，未等皇上召见，那位钦差大人又上奏说张伯行死不认罪。于是康熙帝大怒，他一拍龙书案，气冲冲地说道：
“他原本无罪可认，此人朕还要使用，而且还要重用。”
第二天，康熙帝召见张伯行，任命他为南书房行走。后来他又任过户部右侍郎、仓场总督、会试总裁等职，在这些职位上他干得都很出色，康熙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张伯行任官期间，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从未携带过家眷。他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一个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不以得到皇上宠幸而有自专的念头；不以同行忌妒打击而有退阻之心，正因为这样，他才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和多次保全。
雍正三年（1725），一代名臣张伯行魂归西天。他死后，雍正帝赠他谥号“清恪”，取为官清正、恪勤供职的意思。用“清恪”二字来总结张伯行的一生，是毫不为过的。
智慧金言
在现代社会仍然不改此理。而且更有作用，甚至资产阶级统御者都深懂此理，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就认为：“立国必须廉政。”李光耀本人带头廉洁，住房和汽车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有许多政敌，反对他，但没有一个说他贪污、腐化。政府中有一名部长，是新加坡政界的元老之一，与李光耀有很深的私交，人们揭发此部长有贪污嫌疑，他找到李，希望保护他，李光耀说，我要保护了你，我这个党就站不住了。最后，这个部长在上法庭前自杀了。李光耀靠廉政赢得了威信和民心，使新加坡在几十年内跨入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