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是宋真宗朝的宰相，主管中书省，是百官之长，当时的另一个名臣寇准是副宰相，主持枢密院。王旦正好是寇准的顶头上司，两个人的性格又很不一样，王旦柔和，处世圆滑；寇准耿直，处世刚正不阿，所以两个人时常会产生一些摩擦。
宋真宗经常会问王旦对百官的评价，王旦就总是称赞寇准为人刚正，是个清官。而寇准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说王旦的坏话，宋真宗觉得奇怪，问王旦：“你虽然经常表彰寇准，而寇准却多次讲你的坏话，是怎么回事？”王旦坦然回答：“这是情理中事，我当宰相时间很长了，工作中失误一定很多，寇准对陛下如实反映意见，更可见他的忠直，所以我更加敬重他。”
有一次，王旦主持的中书省有文件送到枢密院核准，寇准发现这份文件不合当时规定的诏书格式，就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了真宗，王旦受到了责备，中书省负责这份文件的官吏也受到了处分。事隔不到一月，寇准主持的枢密院有文件送中书省审核，巧合的是这份文件也违反了诏书格式，中书省的官吏很高兴地呈送给王旦，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让王旦也去告寇准一状。谁知王旦不但没有去皇帝面前告发寇准，还把文件私下退还给枢密院，让他们重新改正。寇准十分惭愧，拜见王旦说：“您真是有天大的度量啊。”
俗话说：“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王旦退一步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吃亏，但实际上却是以自己的小亏换来向寇准示好这样一个大德。我们为人处世也必须学会知退、礼让，不能处处都想占胜，须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谦让，不但是美德，也是唯一不招人怨的度世上策。懂得进退礼让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在事业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为人处世方圆并用
方和圆一直是中国人处世的两大基本原则，但一个聪明人的处世方法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了，就应该以方为主；反之，就应该圆滑一些。一个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成熟的处世之道就是他通向成功的阶梯。我们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会做到游刃有余。
孔子说：“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退避隐居。因为天下太平而自己贫贱是耻辱；政治黑暗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孔子的两个传人用自己的行为验证了孔子这句话中的道理。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事业最成功的人之一，他的成功就得益于他随机应变的处世之道。齐国大夫田常想造反，就派人去攻打鲁国。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知道以后，很清楚鲁国在齐国的军队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于是子贡主动请缨去游说齐国。
到了齐国，子贡对田常说：“你应该去攻打吴国，吴国国力强大，士卒的战斗力也不是鲁国的士卒可以相比的，攻打吴国是你的上策。”田常很不满意：吴国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放弃弱国不打，要我打强国，没有道理。子贡就解释：“如果齐国的将军打败了鲁国，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齐国的大臣因此居功受君主器重，对你却没有任何的好处。我听说你三次要求加封都没有得到，说明你和君主有隔阂啊，这个时候再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出来，你在齐国还有立足之地吗？”
田常果然心动，但是他又担忧：现在兵马我已经都派出去了，军令如山，收回来说改道攻打吴国，恐怕前线将士会起疑心。子贡说：“我去吴国让吴国支援鲁国，这样你就有攻打吴国的借口了，你先命令前方的军队休整。”
子贡来到了吴国，游说夫差说：“现在的局势大家都看到了，诸侯割据，吴、齐最强，且都有可能成就霸业，目前的状况是相对平衡的，各国势力相互牵扯、制衡。现在齐国要打破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要攻打鲁国，大王知道鲁国是不堪一击的，齐国伐鲁的目的是在吴国，如果鲁国破了，那么原来平衡的天平就会向齐国倾斜。到那时吴国面临的压力就大了。如果现在吴王以惩罚无道齐国的名义，拯救鲁国，不仅可以赢得一个好名声，而且可以在诸侯中树立威名。同时还可以威加晋国。”
吴王也被说动，但他又担心越王勾践。他说：“如果我去攻齐援鲁，后防必然空虚，越国一直对我吴国虎视眈眈，我要先灭了越国再去援鲁。”子贡说：“越国那里我去搞定，你不是担心越王攻打你吗？好，我去越国，我让越王发兵帮你伐齐，行不行？”吴王当然高兴了，齐国是吴国的强敌，凭吴国的力量是打不过齐国的，现在好了，有越国、鲁国两个帮手，集三国之力，齐国肯定是必败无疑了。吴王当时就和子贡约定了，就依照子贡的办法，听子贡的好消息。
一见越王，子贡说：“大王应该派兵帮助吴王伐齐，同时私下做好准备，吴国这次一定打胜仗，打败齐国后，吴王不会就此罢手，肯定是想把晋国也灭掉，这样他就安定了。我呢，现在就去晋国通知晋国准备。在夫差攻打晋国时，你就发兵灭吴。”
结果，事情果然按照子贡谋划的态势向前发展。鲁国得到保全，吴国灭亡，齐国发生动乱，越国称霸。晋国也富强了。子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乱世之中，善于以方圆并用的方式处世，齐国的田常昏庸，就用圆滑的方式欺骗他，吴王骄横，就痛陈利害说动他，越王一心复仇，就用利益打动他。有了这样随机应变的处世方法，他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了。
同子贡方圆并用的处世方法相比，孔子儒家学说的另一个传人孟子就相形见绌了，他也生活在“叔季之世”，在游说各国君王的时候却只知道表现自己的爱憎分明、刚正廉明，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想在事业上有成就，要想获得好人缘，就要在为人处世上方圆并用，这样才能左右逢源，达到自己的目的。
施恩于人不图回报
做人要心胸宽阔，如果对人施了点恩惠，不要念念在心，老是期望别人的报答；但是别人有恩于自己，就一定要时刻铭记，找机会报答。常言道：“知恩不报非君子，施恩图报是小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古代君子的行事风范。
春秋时期的鲍叔牙就是一个施恩不图报的人。管仲和鲍叔牙年轻的时候就相知甚深。二人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鲍叔牙毫不计较，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这些钱够不够？”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说：“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别介意。”管仲曾经做了3次官，但是每次都被罢免，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两人分别辅佐齐王的两位公子。管仲辅佐在鲁国居住的公子纠，而鲍叔牙则在莒国侍奉另一个齐国公子小白。经过一番权力争夺之后，鲍叔牙辅佐的小白登上王位，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一当上国王，就让鲁国把公子纠杀死，把管仲囚禁起来。齐桓公想让鲍叔牙当丞相，帮助他治理国家。鲍叔牙却认为自己没有当丞相的能力，大力举荐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鲍叔牙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管仲宽厚仁慈，忠实诚信，能制定规范的国家制度，还善于指挥军队。这都是我不具备的，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当丞相。”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我一箭，差点儿把我害死，我不杀他就算好了，怎么还能让他当丞相？”鲍叔牙马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记仇的。更何况当时管仲是为公子纠效命。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陛下如果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您一定要任用他。”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
管仲回到齐国，当了丞相，鲍叔牙心甘情愿地做管仲的助手。鲍叔牙的恩情让管仲深受感动。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叹说：“当初，我辅佐的公子纠失败了，别的大臣都以死誓忠，我却甘愿被囚困，鲍叔牙没有耻笑我没有气节，他知道我是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的名声。生养我的是父母，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鲍叔牙的行事，真正做到了“我有功于人不念”。正因为这一点，他才得到了管仲真心真意的敬重。
有恩于他人，切不可念念不忘，希图报答。
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赵王为表示对他的感激，亲自出城迎接他，信陵君心中很得意。他的食客唐雎却说：“有人恨我，我无法得知，但我恨人，却不可不知；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记，但有恩于人，就不能不忘。先生杀了晋鄙解除了邯郸受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这是大恩，希望你能忘记对赵国的恩惠。心里老是记着对别人的恩德，势必造成恩大仇大；对别人的怨恨不能及时化解，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信陵君听后，把自己的施恩图报之心收敛了很多，赵王要把五座城送给他，他拒不接受。信陵君的这些行为，又赢得了赵王的感激，让他在赵国避难长达十年之久。
施恩图报，牢记他人的恩惠，是对待恩惠最好的态度。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人以恩惠，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获得好人缘。
对待朋友真心实意
与朋友交往要真心实意，看见朋友有过失就要恳切地忠告，务必使他不致重蹈覆辙，这才是有信誉的益友。若反其道而行之，见到朋友有错误却不加以劝告，这无疑是酒肉之交，不是真心朋友。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一书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讲的是王安石与苏轼交往的故事。王安石与苏轼是好朋友，有一天，苏轼到王安石那里拜会，恰好他不在，苏轼在王安石的书桌上看到了王安召一首还未完成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认为，菊花开在秋天，其性属火，敢傲秋霜，最能耐久，就是干枯，也不会落瓣，王安石的这两句诗，是个常识性的错误。于是，苏轼就在下面写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来后看到苏轼留下的句子，并没有说什么。次日上朝，暗地里告诉皇上，直接把苏轼贬到黄州，苏轼只以为王安石记恨更改他的题诗。那年的九九重阳，苏轼约好友陈季常来府上饮酒赏菊。当他与陈季常来到后花园时，苏轼不禁大吃一惊。昨天还开得好好的菊花，在刮了一夜的秋风之后，现在，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枝干在秋风中微微摇曳着，枯菊秆下面铺满了金黄色的菊花落瓣。
陈季常看到苏轼吃惊的模样，忙问他原因。苏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便把他给王安石《咏菊》续诗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陈季常听后说：“菊花，一般是不落瓣的，黄州特别，菊花是落瓣的。凡事都有它的特殊性。”
苏轼这才明白被贬黄州的意思，他羞惭满面地对陈季常说：“看来宰相的诗句没有错，倒是我错了。”原来，王安石看了苏轼的诗后，知道苏轼的评语并不恰当，于是特意把苏轼贬到黄州，让他亲眼看看菊花落瓣的场面。王安石对朋友的错误之处的修正方法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在朋友快要犯错时，正直的人会极力阻止。张耳、陈余二人是魏国的名士，秦灭魏时就曾悬赏要捉此二人，张耳、陈余便隐姓埋名来到陈地，为人看管门户。二人相互鼓励：“天下势必大乱，事起之日便是你我出头之时，而现在必要忍耐。”一次，陈余因犯过失被一个小吏鞭打。他不甘受辱，愤然欲起。张耳见状，立即压制，暗示陈余忍耐受刑。待官吏去后，张耳便责备他道：“你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吗？现在你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忍受不了，日后怎么能成就大事？”
王安石和张耳的做法，虽然看似很伤人，其用心却是为了朋友好，没有怕得罪人，而是让他自己去发现自己的错误，这才是真心与人相交的做法。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朋友的尊敬和真心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