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任用直系亲属
原文
谚云：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盖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也。之三者，未必才无可用，第内有嘘云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焉。任以笔墨，则售承行，鬻差票；任以案牍，则通贿赂，变是非；任以仓库，则轻出重入，西掩东挪，弊难枚举。即令总崟买办杂务，其细已甚，亦必至于短发价值，有玷官声，故无一而可。事非十分败坏，不入于耳，待入于耳，已难措手。以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三者相同，而子为尤甚。其见利忘亲者，无论意在爱亲，而孳孳焉为亲计利，势必陷亲于不义，所以危也。余佐幕三十年，凡署中有公子主事者，断不受聘。盖坐视其害，义有不安；以疏间亲，分又不可。目击官之受此累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并因子累，身干重辟，子亦罹刑，尤炯鉴之昭然者矣。
译文
谚语说：莫用三爷，荒废职位家破人亡。所说三爷是指儿子是少爷，婿是指姑爷，妻子的兄弟是舅爷。这三类人，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委以职位的才能，而是他们在府内有嘘云掩月的方法，在外有投鼠忌器的思绪和想法，张狂地做事，一旦有了权势，威风就更厉害了。让他们去做文书工作，他们就不奉承上级指令而具体执行，倒卖差票；让他们去做记录工作，他们就会收受贿赂，颠倒是非；负责仓库工作，他们就会不重视支出只关注收入，西掩东挪，弊端难以例举；让他总管买办杂务，则只为自己考虑，虚拟购物价格，中饱私囊，玷污自己为官的名声，所以没有一件可以让他们做的事情。事情不是十分严重，你是听不到的，等你听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依法处置会伤及亲情，依情处置又难容于法。三者是一样的，尤其是儿子。他见利忘亲，即使他本意是爱父母，而所做的错事也是为了父母的利益，一定会将父母置于不仁义的境地，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我做幕僚30年，凡是官府中有公子做事的地方，绝不在此受聘任。做旁观者，不去努力解救，从道义上感到不安，要不然又会使亲人四处离散，目睹为官的受此所累，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黄汝亮的重征之罪和五十一年黄梅的苛敛都是因为他们的儿子犯罪而连累，身受严酷的刑罚，其子则是死刑，这些都是很明了而又值得借鉴的例子呀。
活学活用
认人识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主要的是听其言，观其行，察其色。不要将自己的主观好恶与亲疏有别作为选才的标准。一个客观的原则就是：唯才是举。在选拔和任用人才时，以他有无才能及才能的大小作为标准。而不管他与自己的关系亲疏和出身等其他因素。抓住了认人识才的这一关键点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才会使事业蒸蒸日上，政绩显赫，仕途一帆风顺。
武德九年（626年），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想谋害太宗，长孙无忌请太宗先发制人，诛灭建成、元吉。六月四日，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诛灭二人。太宗入东宫为太子，授予长孙无忌太子左庶子的官职，到太宗即皇帝位之后，长孙无忌升任左武侯大将军。
贞观元年（627年），长孙无忌任吏部尚书，以功居第一，进封齐国公。太宗因长孙无忌是辅佐他登上皇位的元勋，再加上又是皇后的兄长，因此对他十分礼遇，经常让他出入寝宫。当年，又授予他尚书右仆射。
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宠过盛。太宗把表章给长孙无忌看，说道：“我与您君臣之间，所有的事都无猜疑。若各自有了想法却不说出来，则君臣之意无法沟通。”于是召集百官，对他们说道：“我现在有儿子，但都还年幼，长孙无忌对我，的确有大功，现委任他，犹如自己的儿子。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新人离间旧人，叫做不顺，这是我所不取的。”长孙无忌深以满盈为戒，恳请辞去朝廷机密要职，长孙皇后也替他向太宗陈情。太宗不得已，解除了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的职务，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633年），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太宗不许。长孙无忌又通过高士廉启奏太宗道：“臣有幸居于外戚的地位，恐怕给皇上招来对亲戚有私心的不好的名声，冒昧地以死请求！”太宗说：“我委任官员，必定选择才德兼备的人。若没有才德的人，就算与我是极亲近的亲属，我也是不会授予官职的，例如对襄邑王李神符就是这样；若才能有所适宜，即使是与我有仇怨的人，我也不会抛弃他们，对魏征等人就是如此。我若仅仅因为长孙无忌是皇后之兄，则应该多赠给他一些子女金帛，何必要委派给他重要的职位呢？这是用他的才与德啊！长孙无忌聪明颖悟，很有军事谋略，这是各位所知道的，所以我委任他以朝廷要职。”长孙无忌又上奏章恳切推让。太宗以诏书回答道：“过去，黄帝得力牧而成为五帝之先，夏禹得咎繇而成三王的始祖，齐桓公得到管仲而成为五霸之首。我从做藩王时起，就以您为心腹之人，终得扫清宇内，君临天下。按照功绩、才能和威望来说，你都是十分称职的，所以才授予你这个官衔，不要再过分谦让了。”
太宗任人唯贤，用人不避仇怨。他重用魏征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魏征原投李密，后归窦建德，建德兵败被擒后，魏征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李建成引魏征为洗马。魏征见太宗的功业越来越大，常劝李建成及早除掉太宗。直到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太宗派人召魏征来，对他说：“你离间我们兄弟，为什么？”魏征说：“皇太子若听我的话，必无今日杀身之祸。”太宗一向器重魏征的才干，便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太宗登皇位，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太宗新即位，励精图治，多次引魏征入寝宫，询问国政得失。魏征有治国的才能，再加上性格耿直，经常以事论事，不屈不挠，对他的话，太宗大都欣然采纳。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尽心竭力，知无不言。
太宗任人唯贤，才德不称其职，即使是至亲，他也决不任用。例如襄邑王李神符，是太宗的叔父，但才能平常，太宗决不委以机要重任。
智慧金言
任人惟亲，等于给自己多上几条脚链，与对人对己都不方便，还是不用的好。
用人不易，唯德唯才
原文
吾友邵编修晋涵曾经言：“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诚哉言乎。官之为治，必不能离此三种人，而此三种人者邪正相错，求端人于幕宾已十不四五；书吏间知守法，然视用之者以转移；至长随则罔知义理，惟利是图，倚为腹心，鲜不偾事。而官声之玷，尤在司阍。呜呼！其弊非说所能罄也，约之获恐稽察难周，纵之必致心胆并肆，由余“官须自做”之说而详绎之，其必有所自处乎。
译文
我的朋友邵编修晋涵曾经说过：“现在的官场事务，由幕客、书记、随从三种人把持着，做官的仅是个虚架子。”这话说得太确切了！为官者处理政务，必定离不开这三种人，而这三种人，人品参差不一，想在幕客中找到正直的人，往往十个中找不出四五个来；书记偶尔也知道守法，但他们的品行是随主人而转移变化的；至于随从，就根本不懂得仁义道德，唯利是图，自以为是主人的心腹，很少不在背地里惹是生非。可是对当官者声誉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看门人，唉！这其中的弊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对他们约束严一些吧，又担心对工作考察不周全，对他们管理宽松一些吧，他们便肆无忌惮。对我所说的“当官必须自己当”的道理认真理解研究，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会有所帮助。
活学活用
当官处事，关键是用人。能不能把事情办好，首先要看是否能用对人。世界上很多好事情，就是因为没有用对人，反而给办砸了。
例如王安石变法就是任用了一些损公肥私的小人，使得改革派授人以口实，最后一败涂地。再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曾经花了4个小时研究一个基层技师的职位分派问题。一个人问总裁斯隆：“你怎么花4个小时来安排这么个小职务呢？”总裁斯隆答道：“如果我们不用4个小时好好安排一个职位，以后出了事，我们将要花上百个小时来收拾烂摊子。”这些例子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人事问题的重要性。
年轻人是职场中的新生力量，有一些新的职位总会优先考虑年轻人，但是这些年轻的官场后生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呢？《官箴》认为，考察年轻人的最主要方面应当是道德考察，看看他是不是贪财好物。如果能过这第一道财物金钱关，说明会有所作为；如果这一关首先就过不去，别的事情就更不用谈了，肯定不会在这个位子上干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接受贿赂，甚至索要财物是最能反映一个人官德的试金石。如果一个人热衷收受财物，说明这个人一定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不能指望他给工作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如果一个人拒绝财物的诱惑，说明这个人并不把物质享受放在第一位。他可能还有更高的追求，这种人往往会把干事业放在第一位，用这样的人就有“职事可为”的希望。第二，收受财物往往和徇私枉法联系在一起，如果大家都按照制度规定办事，那就没有行贿的必要了。行贿必然导致违法乱纪，这样会把很多事情弄得一团糟。第三，年轻的官员如果在刚刚进入官场之后就有索要财物的事情，那么他在今后的官场生涯中也就不会再注重操守名节了。对于这一点，明代的御史张翰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有一个穿新鞋的轿夫在雨天抬轿子。开始还“择地而行”，尽量避免把鞋弄脏，但是后来一脚踏入泥泞之中，从此便“不复顾惜”了，反正鞋已经脏了，踩到哪里都一样了。这个比喻生动地指出：初入官场的人如果一脚踏在泥里，也就不会再顾及今后是否清白了。所以说，“后生当官”，“有乞丐钱物处，则此职事不可为”。
《官箴》这段话对任用年轻人的领导者和职场中受到提拔重用的年轻人都有启发意义。首先，对于老领导，考察和认识一个年轻人首先要从这个人的品德入手。现在很多官场中的年轻人办事能力很强，很会为人处事，有些领导很欣赏他们的交际公关能力，但是忽略了他们的个人品质，当他们去别的地方独当一面的时候，很快就会出问题了。其次，对于年轻的管理者而言，贪恋不义之财，将使得自己迷失方向。收取财物的事情一旦败露，在个人声誉上的亏损可就无法弥补了，怎么可能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呢？
智慧金言
做官未必要事事亲为，关键在于善于发现人、使用人、管理人。管理的秘诀在于合理地授权，通过合理地授权，领导和下属各司其职，这就是管理应达到的目的。正确的管理可以使领导者摆脱能够由下属完成的日常任务，自己专心处理重大决策问题，还有助于培养下属的工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士气。管理能力是区分领导者才能高低的重要标志，正如韩非子所说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其实古代官员使用幕客、书记、随从以及司阍并没有错，出现“官拥虚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官员未能将幕客、书记、随从以及司阍管理好，并不是事事都让主人亲自去做才叫“官须自做”。
幕中流品，良莠混杂
原文
幕中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自浇块垒。有责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以铁砚难靡，青毡冷淡，变业谋生。又有胥钞谙练，借栖一枝，更有学剑不成，铅刀小试。其中优劣不一，力能赞扬识者，未尝不加敬礼。乃有委蛇进退，碌碌无所短长者，滥厕吹竽，于是莲花幕客，侪于佣伍矣。
译文
幕僚的品类等级，最为错综复杂。有的仕途受阻，借主人的权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有的贵族子弟，家道中落，放弃贵族身份，投入幕府学着做师爷；有的读书人，经受不住苦读的艰辛，熬不住清贫的生活，入幕谋生；还有的小官吏精通文书，入幕暂时栖息，以图他日升迁；更有人学习剑术不成，故做刀笔小吏试才能。其中好的差的都有，凡有一技之长者，主人都会敬重礼待。其中竟然也有缩手缩脚，犹豫不决，没有什么特长，滥竽充数的人，形成了高洁如莲的君子和卑鄙庸俗的小人混杂的局面。
活学活用
官府中专务苟且实际上指的是两种现象：一是苟且偷安；一是专做苟且之事，对于这两种人都不能放手不管。
官场之中有奋发有为、追求上进的，也有苟且偷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特别是一些基层小吏，在这一点尤为明显。
在我国古代，选拔官员非常严格，重视学历出身，作为国家的高级文官必须是进士出身，做地方的官员如县令、教谕之类，也起码要有举人的文凭。国家每隔三年才举行一次考试，一个省一次考试不过产生二三百举人、中几十名进士而已。但是除官员系统外，政府还雇用大量的办事员，旧称吏。这些吏的文化水平不高，根本没有什么升迁的希望，大多只是想在衙门里混混日子，得过且过。衙门里这种人养多了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消耗国家钱粮，增加纳税人负担。
另一类属吏就更加不简单了，既然没有什么升迁的希望，那就干脆就利用手中的那点职权干一些上下其手的勾当。其实对衙门中的这些属吏一点也不能小看，前面说过，古代科举选拔的一般都是“应试型”人才，刚做官时对行政管理基本不懂，但许多公务的运行根本离不开这些属吏以及他们积习下来的办事规则。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就是说官员手下具体办事的小吏不是好惹的。明代的一代名臣张居正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明代军队武官升官，要靠论功行赏，主要取决于作战时斩获的首级。武官打仗后把军功呈报兵部（相当于国防部）审批，但是有些兵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中关于首级数量的一个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按规定要严格复查。武官们没有办法只好去贿赂他们，等这些小吏得到些好处，就又会报告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非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了。张居正最后感慨道：武官们尽管职位很高，但自己升降的权力实际掌握上在这些小吏的手里，你怎么敢不贿赂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