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昼是齐国邑名，在今山东临淄附近；鲁缪公是鲁国国君，名显，公元前409年一前377年在位；子思，姓孔名饭，孔子之孙，鲁缪公尊敬子思，常派人在子思身边伺候致意，使子思安心；泄柳、申详，同为鲁缪公时贤人，他们二人认为，如果没有贤者在左右维护君主，自身就感到不安。
孟子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挽留贤者，必须要使贤者安心；反过来，贤者所顾虑的，也是能否以自己的主张来影响君主。齐王想挽留孟子，但又不真正理解孟子，所以孟子要与之决绝。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日：“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日：“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日：“士诚小人也。”
尹士是齐国人。高子也是齐国人，孟子弟子。
这一部分充分表达了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感。尹士对孟子的批评，显得他不了解孟子。孟子虽然不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不肯轻易放弃的。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日：“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日：‘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日：“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充虞是孟子弟子。这一段主要反映孟子的自负与积极入世的心态。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日：“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日：“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休是地名，在今山东滕县北，距孟子家约百里；崇也是地名，不可考。
公孙丑对孟子在齐国任职而不取俸禄的行为不理解，孟子告诉他，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齐王不能采纳自己的主张，早就有离去的意向，至于在齐国逗留时间较长，则是客观局势所决定的，这并非自己的本意。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渴望得到国君们的信任，进而施展自己的“仁政”思想来治理好国家，称王天下，最终结束战国纷争的局面。但是孟子不屑于像纵横家们那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委屈自己向君王投其所好，以取得权势与地位。甚至孟子都不屑于做管仲那样的人，当公孙丑把孟子与管仲相提并论时，孟子自然很生气（《公孙丑上》）。
可见孟子还是很高傲的。
如此高傲，当然就不愿意被国君或权贵们呼来唤去的。在孔子身上，这种高傲也是有的。本篇中孟子对齐王的情况，与《论语·阳货》中孔子对付阳货的情形很相似。也许正是由于儒家的两个泰斗人物的高傲表现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儒家士大夫，历代凡是有才之士，几乎都有清高的特点，其实即便是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有这种倾向，以至于“清高”成为了文化人的本质特征。当然后世的“清高”与孔、孟的“高傲”相比已经狭隘多了，或者说世俗多了。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空怀兼济天下的满腔热忱，饱受周游列国的颠簸之苦，却始终没有真正得到哪个君主的任用。如果他们变通一下，对国君们投其所好，也许就会得到重用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那样做的话，他们就不会是后世所称道的“孔、孟”了，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滕文公下》）。对于两位圣人来讲，应该说是认识到：委屈了自己，终究也成就不了生民。
成就不了天下。对于我们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讲则是：委屈自己，最终也成就不了别人。所以有一点“清高”不是坏事。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没有孔、孟的“清高”，他们大多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不择一切手段只管游说君王高兴，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挂六国相印”。
孟子主张“贤才不可招”，反映出了儒家在用人方面的政治思想。
他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当政的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其实，这也是儒家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然而遗憾的是在后世的历史中，往往更多的是贤才得不到应有的重用，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风。事实上，即便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做到“惟才是举”、“惟贤是举”仍然是我们选拔党政干部的不二法门，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纯洁党政队伍，抵制腐败的必然要求。因此孟子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
陈臻发现了老师前后不一致的行为，果断提问，认为二者必居其一，但实际上却局限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缺乏辨证逻辑的灵活性，不能解决特殊性的问题。
孟子的回答则是跳出了“两难推论”的藩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辩证解决。用孔子、孟子等人的话说，这就叫通权达变。
在《论语-雍也》篇里，我们已经看到，当公西华被孔子派去出使齐国时，冉有替公西华多要一些安家口粮，孔子认为，公西华做大使“乘肥马，衣轻裘”，有的是钱财口粮，所以并没有多给他。可是，当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而觉得自己俸禄太高时，孔子却劝他不要推辞。这与孟子在齐国推辞而在宋国和薛地却接受一样，都令一般人不理解。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总起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既坚持原则又通权达变。不仅处理经济问题如此，就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如此。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公孙丑上》），这便是他通权达变而识时务的一面。甚至包括孔子的名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和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等，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今天我们处于市场经济的时代，金钱的受与不受、辞与不辞的问题也时常摆在面前。孟子的基本原则是“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不拿不明不白的钱。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下，当受则受，当辞则辞。这种处理态度，恐怕对我们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当然，关键是对“当”的理解。理解错误，或者是故意理解错误，把不当接受的作为当接受的统统受用下来，那就要出问题，要被人“货取”了。所以，君子不可不当心啊！
孟子认为有官有职就有责，只有无官无职才能轻松自在。
不能尽职，不能尽责，当什么官呢？可是，要尽职尽责又免不了争斗，免不了权术，依然是苦闷与烦恼，进退维谷。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再加上官场倾轧，黑暗腐败，尔虞我诈，你死我活，那就更是痛苦不堪，人性扭曲了。
只有无官一身轻，进退都有余地。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轻”是“人生不能承受之轻”，真正“轻”下来了反而过得很沉重。这就叫“红尘滚滚过，几人能参透”？所以还是要去汲汲于功名，拼命挤进“彀中”。
倒是孟子看得很清楚：“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与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对于要想潇洒走一回，轻轻松松过一生的人来说，还是听听孟老夫子的话有好处。
孟子在齐宣王那里虽然受到比较好的待遇，甚至做了客卿，在不少问题上（例如是否攻打燕国，是否占领燕国等问题），齐宣王也征求他的意见，但齐宣王却始终不愿意实施孟子所提出的“仁政”方案，所以孟子还是只有“致为臣而归”，辞职归家了。
当齐宣王通过臣下来转达留住孟子的愿望时，孟子以“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作为回答，表明了自己做官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而是为实现政治抱负，济世救民。接着，孟子便说了一段寓言式的话，指出了官场和商场都有人想进行垄断的现象。
官场的垄断现象不用多说大家也很清楚，自古便有裙带关系，就像孟子这里所指出的子叔疑，自己做官不算，还要让自己的子弟都去做官。话说回来，世袭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制度。即，便不是世袭的科举制度，其垄断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一部《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种种丑恶。其实也并没有跳出孟子的时代多远。所以，孟子所指出的官场垄断是深刻而意义深远的。
尤其具有超前意识的是，孟子在指出官场垄断现象的同时，还指出了市场垄断现象的起源。其“贱丈夫”的说法固然具有浓厚的寓言色彩，商业税的征收也绝不会真正起源于这个“贱丈夫”。但是，“贱丈夫”不过是“罔市利”的市场垄断行为的化身罢了，所以，说征收商业税起源于这种市场垄断行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为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垄断资本主义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而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个垄断，虽然性质和程度都有所不同，但其超前意义，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就今天而言。市场经济的竞争已愈来愈激烈。赚进每一分可能赚到的钱，已成为很多经商者的心愿。但是，如果只图自己赚钱而“罔市利”，不顾别人利益，则很可能成为孟子笔下的“贱丈夫”，成为大家群起而攻之的对象。结果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不仅不能“罔市利”，反而还会为“市利”所罔，走投无路，一败涂地。所以，还是不要做“贱丈夫”而做“大丈夫”。
文尾一段对话涉及的名言比较多，所表达的孟子的思想感情是极复杂的。有些像告老还乡歌，又有些像解甲归田赋。
孟子的学生是很不错的，此时深知老师的心情，于是引用老师平时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来加以劝慰。‘老师也是很不错的，坦率承认“彼一时，此一时也”。人非圣贤，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情绪呢？所以，平时说“不怨天。不尤人”是对的，可一旦事情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有抱怨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孟子话说天下大势，实际上也向学生解释了自己不愉快的原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是孟子的政治历史观，成为名言，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照这个观点推算，孟子的时代正应该有“王者”兴起了，可孟子周游列国，居然没有发现这样的“王者”，好不容易遇到齐宣王，但是最终孟子还是斗不过那些“贱丈夫”，自己没有能够说服齐宣王实施“王天下”的治国平天下方案。没有“王者”，“名世者”又怎么显现出来呢？而孟子分明觉得自己就正应该是那“名世者”，所以才有如此惆怅，如此失落，又怎能“不怨天，不尤人”呢？于是他说“大概老天不想使天下太平了吧”？反过来又自我安慰说，如果老天还想使天下太平，“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一想，也就没有什么不快乐了。“吾何为不豫哉？”与其说是对学生充虞的回答，不如说是自我解嘲更准确些。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大有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的味道。其底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孟子的表达是有激愤情绪的，因此也成为后世批判孔、孟之道的靶子之一，认为他们不可一世，狂妄到了极点。要说狂妄，伟大的人物从内心来说总是有一点点的。如果要脱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加以定罪，那孟子当然也就难辞其咎了，因为他毕竟说过那样一句话！所以，只有结合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加以评价。才能揭示其真正的思想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