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传说内容夸张了很多。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确实是一名才子，也有过三段婚史，但是并不风流。
唐伯虎是明代人，因为生于寅年寅时，寅为虎，故取字伯虎。他自幼聪颖，擅长诗画，十六岁中秀才，十九岁娶徐氏。但是几年后父母及妻子接连病故，对他打击很大。在种种打击之下，他发奋苦读，在乡试中名列榜首。自此，“解元公唐伯虎”一时名遍南京城。唐伯虎二十七岁时续弦，娶妻何氏。后来，唐伯虎进京考进士，因同乡都元敬妒其才能，诬告他行贿主考官，被押入大牢，几番周折才获释。何氏见他做官无望便离他而去。在唐伯虎深陷囹圄之时，有一位名叫九娘的青楼女子一直周济帮助他。出狱后，唐伯虎便娶了九娘为妻，远离官场，潜心作画，成为丹青高手。
清代学者俞樾曾在《茶香室丛钞》中为唐伯虎辟谣，断定传说中的“唐伯虎点秋香”是好事者借着唐伯虎的盛名，把别人的事转在他的名下。有人也考证过，历史上确有秋香其人，但是比唐伯虎大二十岁，是当时南京一个颇有名气的青楼妓女，似乎不可能与他有风流情事。所以，历史上的唐伯虎也许根本就没有“点秋香”的艳遇。
至于说“唐伯虎有九个妻妾”，也可能是从他最后娶的妻子“沈九娘”的名字上以讹传讹而来的。当时唐伯虎贫困交加，怎么可能有九个妻妾？
“走后门”一词从何而来？
“走后门”一词出自北宋年间，跟蔡京有关。
宋徽宗即位后，蔡京升为宰相，他心胸狭窄，刚一上任就拼命贬斥哲宗朝的旧吏，并规定凡在前朝做过官的，其子女不得为官和入京，甚至连其诗文也不准流传。这一做法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民间对此多有讥嘲。
在一次朝廷宴会上，艺人们被请来表演，聪明的艺人借机演了这样一幕戏：一个大官坐在公堂上，传判各事。有个和尚要求离京出游，可由于所持的戒牒是哲宗年间的，被判令还俗；一个道士遗失了度牒请求补发，但是由于他是在哲宗年间出家的，所以立即被责令脱下道袍，复为百姓。这时，一个属官悄悄上前，低声问道：“今国库发下了一千贯俸钱，皆为旧朝钱文，该如何处置？”这个大官略作沉思，低声说道：“那就走后门，从后门搬进来吧！”
上面用的“走后门”一词既有对蔡京所作所为的嘲弄，也有对官家牟取私利的讽刺。后来，词意不断被延伸，现在常用来比喻通过托熟人、拉关系、送礼行贿等不正当手段或途径，来达到某种目的或者获取某种不当利益，特别指一种人情关系。
陈子昂成名靠炒作？
近些年来，“炒作”甚嚣尘上，手段和方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会让人误以为“炒作”是一门新兴产业。其实，“炒作”这一行为自古有之，而且古人在自我炒作方面也不输后人，例如陈子昂，他的声名鹊起靠的就是炒作。
据唐朝李亢《独异志》中所载，陈子昂在四川老家还是一个无名小子时，因为对未来充满希望，便满怀热情来到长安发展。谁知，纵然他满腹经纶，却因无人赏识在长安待了十年，仍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一天他正在逛街，看见有人在街头出售胡琴，胡琴质量一般，但要价却非常昂贵。有很多看热闹的人，但大都因为无法判定胡琴的价值而没人购买。陈子昂灵机一动，以很高的价格果断地将那把胡琴买回家中，并四处宣扬，说自己精通胡琴，并说，将择吉日在家里演奏，希望众人都来捧场。
吉日到时，来了很多人，陈子昂当场发表演说。他说，我陈子昂在京城住了很长时间，写了大量诗文，却一直无人问津，而人们对这把胡琴，却青眼有加。这把胡琴只是下等乐工所制，质量很一般，我怎么会将它放在心上？说着，陈子昂将高价购买的胡琴愤然摔在地上，胡琴当场寸断。在众人的惊讶之中，陈子昂将自己的文章“遍赠会者”。结果可想而知：“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作品《登幽州台歌》更是迅速走红，被人传颂。
陈子昂的这次自我炒作堪称经典，他的才华很快被人熟知。不久之后，他被建安王聘为记室，后来又做了拾遗。当然，陈子昂之所以能在一日之内炒作成功，与他自身具备的才华与素养是分不开的。因为“打铁还须要自身硬”。
“破财消灾”准吗？
我们常在遇到小偷或是丢了钱包时，拿“破财消灾”来自我安慰。其实，这一做法在古代就有。但这种说法准吗？难道真的丢掉一些钱财便能免去一些灾祸吗？
旧时很信奉“破财消灾”这一做法。例如，遇到疾病久治不愈时，人们便去花钱求巫婆，希望破点财以买来身体康复；当家中人遭遇坎坷事业波折时，便拿钱去办道场，希望可以破解灾祸，以换来时来运转；遇到官司纠纷之事，便用钱物去疏通关系，或是以钱物作为赔偿手段，以求免得牢狱之灾；老年人身体不好，儿女们凑些钱买些纸香焚烧，希望能够贿赂阎罗，给父母“买寿”；甚至犯人也可花钱买到减刑或者假释。这样来说，钱财确实可以消去很多灾祸，“破财消灾”这一说法确实行得通。
为什么大家都认可“破财消灾”这一说法呢？
一般认为是源于佛教教义的真、善、忍。佛教认为，钱可以给自己“消业”。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如果拿钱财来不断施舍与捐赠，帮助穷苦的人家，就能把以前做过的恶事一笔勾销，死后阎王也不会计较。
另外，是来自民间根深蒂固的财与义对立的观念。有不少人认为，很多大富之家的钱财是靠非法途径得来的，故曰“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这样最好的平衡方法就是“破财消灾”。
这样看来，“破财消灾”这个说法没有什么根据，也不科学，只是一种变相的自我心理平衡的做法罢了，更谈不上什么准不准了。
草船借箭的其实不是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是三国时期非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在着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其中“草船借箭”这一故事写得尤为精彩。然而历史上，真正的“草船借箭”之人并非诸葛亮，而是孙权。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凭借满天大雾，把二十只战船开到曹军寨前擂鼓呐喊，曹操怕有埋伏不敢轻举妄动，便派弓弩手放箭。结果，诸葛亮轻易地得到了十万多支箭，直接削弱了曹操的军事力量。《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在突出诸葛亮性格、品德、功业等积极方面时，又有些过于夸大，把诸葛亮描写成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孙权与曹操两军相持一个多月分不出胜负。一天，为了观察曹军动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说的是曹操乱发弓箭，全部射在了孙权的船上，孙权起初没料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弄得船要倾覆。他急中生智，设法让船身得到平衡。可见，“草船借箭”这一行为是孙权做出的。
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便把“草船借箭”这一故事由孙权移到诸葛亮身上。而平民百姓大多只知道《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因此“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胎教”自古就不新鲜？
“胎教”听起来似乎是个新名词，属于新生事物。然而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论。
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大戴礼记·保傅》对于胎教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王后怀孩子七个月时，就要搬出皇宫，让她住在别宫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所听音乐和所食口味等，都要有所节制。
据《史记》记载，历史上第一个对孩子进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周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可能与母亲胎教的作用有关。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接受过胎教，长大后也是智力超常。周朝就这样用胎教的方法来培养接班人。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胎教的内容，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就有专篇“胎教论”。贾谊《新书》也有专门的《胎教》篇。到了明代，胎教学说更进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陈梦雷等人把历代的胎教学说汇集一起，立为“小儿未生胎养门”。
古人还曾这样总结过：“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可见，“胎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已有之。
为什么古时候“出家”很难？
“出家”听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把头发剃光，换上袈裟，便是皈依佛门了。但真正的“出家”其实很难。
古语有这样一句话：“出家乃大丈夫事也，非王侯将相所能为也！”是说，“出家”是大丈夫的事情，就是将军宰相也未必能做得到。这话听起来很夸张，因为将军可以凭武功平定贼寇祸乱，保卫国家，宰相可以凭其才能处理政务，使国家太平。将相几乎掌握着天下的大事，怎么偏偏“出家”例外呢？之所以说“出家”难，是有原因的。
在古代，“出家”的内在条件具备后，即具有强烈的出家的主观愿望，还必须持有度牒。度牒是官府发给的用以证明僧尼合法身份的凭证，是被朝廷所认可的出家资格证明。度牒一般由尚书省下的祠部颁发，故亦称祠部牒。
度牒上一般会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职衔）、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诵经典、师名等，并有祠部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有了合法的身份，才能算得上一个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其他地方便不会被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并有政府的保护。
要得到一本度牒可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历朝历代的官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都不会无偿发放度牒，而是明码标价出售度牒，买到它可不是一笔小的开销，所以穷人是不能够“出家”的。在宋代，有一段时间，曾停止印制度牒，要得到它就更难了，想“出家”也更不易了。
“五音不全”到底是说哪五音？
我国音乐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但古乐曲是五声音阶，同西方的“七音音阶”有很大区别。
“宫、商、角、徵、羽”是我国五声音阶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类似现在简谱中的1、2、3、5、6。即宫相当于1（Do），商等于2（Re），角等于3（Mi），徵等于5（Sol），羽等于6（La）。我们所说的“五音不全”，就是指这五个音阶。但是这“宫、商、角、徵、羽”的名称是何时形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早的“宫、商、角、徵、羽”的名称见于春秋时期，在《管子·地员篇》中，有用“三分损益法”来获得“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科学办法。
“宫、商、角、徵、羽”这五个名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有下面几种说法。
1.它来自古代的天文学，是由二十八个星宿的名称而来的，如“宫”来自二十八星宿环绕的中心——中宫，其他四音来自不同的星宿名称，这是“天文说”。
2.它来自古人驯养的畜禽，说“牛、马、雉、猪、羊”五个字在古代的读音和“宫、商、角、徵、羽”近似。
3.在古代的音乐着作《乐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说宫音代表国君，商音代表万民……这是“君臣说”。
不论是“天文说”“畜禽说”，还是“君臣说”，都有一定的道理，给音乐涂上了一层或神秘，或朴素，或带有封建主义伦理观念的色彩，表达了中国先民不同的音乐观念。
碑文不是“墓志铭”？
很多人认为“墓志铭”就是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碑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关于墓志铭，《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墓志，指的是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有的有韵语结尾的铭，也叫墓志铭。”可见，墓志铭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不可能看到。
“墓志铭”之所以被误用，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载体。东汉末年，曹操发布禁碑令，魏晋两代也承继了这个条令。然而追念亡者，是人之常情，大家都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文字刻石埋入墓中的形式，即墓志铭。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表示悼念之意。
墓志铭又称“埋铭”“圹铭”“葬志”等，从这些称谓上也可看出它确实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时，开始流行方形墓志，即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叠，刻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者在上为盖。禁碑令废除后，这种风气仍然继续，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期，以唐代最为繁盛。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锐减。自近代以来，逐渐推行西式葬法，开始流行碑墓合一，墓志铭之作呈衰减之势。尤其到了现在，要求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失去了物质载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太监不等于宦官？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一提起“宦官”，自然就想到了“太监”。把两者当成了一回事，这是一个很典型也很常见的误解。因为在清朝之前，“宦官”和“太监”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首先，“太监”和“宦官”出现的时间不同。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宦官”一词，而直到辽代，才有“太监”的说法。
宦官制度在历史上形成较早。《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当时的宦官大多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
宦官，有“官”的成分，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人们常说的“宦海、宦途”，仍旧是自“官”而言的。大约是在秦汉之后，宦官或宦者才成为宫中阉人的专称。
其次，战国时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而后来的宦官则必须是阉人。东汉以后宦官开始从“阉人”中挑选，所谓宦官“悉用阉人”。而太监和宦官发生联系也是明朝以后的事情。太监在古代，本是一种官职的名称。到了唐宋时期，朝廷中仍设置有太监官职，所任者也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才逐渐成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所以，在大明王朝，太监是高级宦官，而且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必都是太监，太监管理一般宦官。发展到清朝，太监和宦官才开始成为可以互用的同义语词。
“倒楣”原来非“倒霉”？
我们知道“倒霉“的意思是指运气不好，遇到了让人感觉窝囊的事情。但“倒霉”中的“霉”是怎么回事呢？从根本上来说，“倒霉”的用法是错误的，应该是“倒楣”。
“倒楣”一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明朝沿袭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是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所以，科场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但也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作弊之风。读书人要想在科举考试中有所成就就显得很不容易。在这种背景下，有考生的家庭为了求吉利，同时为了给上考场的考生一个心理安慰，会在临考之前，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给考生壮行打气，人们称这根旗杆为“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