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定向罗盘属于一个定向专家的基本工具。他用它确定陆地标志和星星与船之间的角度。人们从中世纪的阿拉伯海员处得知，他们用此类定向罗盘测量与北极星之间的角度。只要这个角度在他们的旅途中保持不变，他们就知道，他们沿着一条纬度笔直地航行着。每次向北或向南的偏移都会引起角度变化。尽管这种“沿纬度航行”很辛劳，因为不允许出现成对角线的航线，它却肯定能通向目标，前提是天空晴朗。传说里的某些说法确实让人猜测，维京人也已掌握了这种航海定向技术，尽管除了“日盘”外不存在明确的证据。
但木盘上的精致雕刻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偶然的划痕还是有意义的标识呢？如果是由人雕刻的，那么它们要完成什么使命？这些不起眼的格陵兰出土物给警察局的侦探们提供了一份工作。
短短几星期后，哥本哈根警察局的专家们提交了研究结果：“木盘上的线条最少被雕刻了两次”。因此很清楚，它们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镌刻的。但为了哪种目的？
“事情很明显”，退休船长索伦·提尔斯伦德说，我们在位于克隆勃尔格宫的丹麦海洋博物馆里采访了他。“木盘证明维京人拥有一种在他们时代其他民族不知道的航海仪器，他们用它能像使用指南针一样确切地定向。一只太阳罗盘！”
索伦·提尔斯伦德鉴定刻上去的线条是所谓的日晷仪曲线，作为太阳在白日的运行中投在圆盘上的阴影的记号，借助于它人们就能确定方位。
“整个过程如下”，从前的船长开始了他的并不简单的报告。“木盘在中央有个洞，在维京人时代这里面一定插着一只小棍。如果人们在阳光下把这类木盘固定在某个地方，太阳和小木棍就像在某个日晷上一样造成一个阴影，它随着白天时间流逝在圆盘上移动。人们时时记下阴影的尖端位置，这样人们在太阳下山时就有了一整列圆点记号，然后用一条线把它们联起来。这条线在圆盘上就是拱形。这就是所谓的日晷仪曲线。”
从中可以精确地引导出方位：拱形中点正好标志南方，结果是其反方向即北方。如果圆盘被准确地分为四部份，——例如把记号刻在边上——西方和东方也可以正确地确定。索尔提尔斯伦德指着格陵兰出土物的微物摄影相片说道。上面明显有罗盘式的边缘记号。
“现在真正的高潮到来！”前船长激动地提高声音。“这些如此获得的关于方位的信息是可以携带的！人们可以带着它上路！”
它这样发挥作用：刻有日晷仪曲线的太阳罗盘在海上任一地点被取出来。惟一的条件是，太阳在空中闪光，罗盘被精确地水平固定。然后它被校准到小棍尖的阴影与曲线相交的地方。这个相交点绝不是任意的，因为参数“阴影方向”和“阴影长度”只允许惟一的可能性存在。“人们必须亲自尝试一下”，提尔斯伦德鼓励我们。“罗盘面只能转到阴影尖端与曲线相交的地方。这样罗盘就调准了，而人们能从边缘的记号上看出一切方位。这是完美的定向方法。”
这是“完美的定向方法”吗？这是那种专门的定向仪吗，维京人也许用它已成功地完成了那项人们后来归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名下的先驱者的成就？他们是美洲的真正发现者吗？
关于酒国之谜
让人得出北欧人曾在美洲定居结论的最早书面文字也许根本不存在于冰岛散文体的传说文学中，因为它是在12和14世纪间才撰写的。是来自不莱梅的亚当，他于1075年左右在自己的《汉堡教堂的主教故事》中留下一篇《北方群岛》的文章。来自不莱梅的亚当是一位过分注重细节的人，他详细地指明，他从谁那儿得来关于新发现的大陆的消息：“丹麦国王提到大海中的另外一座岛，许多人都见过。它名叫酒国，因为这片土地上长着能造好酒的野葡萄，还有大量的野生的谷物。这不是我的幻想丰富的故事，而是来自丹麦人的可信的报告。”这位编年史学家如此强调；显然他考虑到了喜欢怀疑的读者。
除了传说文学外，还有三个其它地方提到了神秘的“酒国”。其中的一个，12世纪的一篇地理论文甚至精确描述了它的位置：“格陵兰南部是赫鲁兰，然后是马克兰，然后离此不远，是酒国。”
不幸的是，这一方位描写却不能帮人们更多的忙，因为其它两个被提及的地方的位置对今天的地理学家而言也是谜。也许赫鲁兰——意思和“平石地”差不多——指的是今天的拉芬群岛，在格陵兰300公里以西；马克兰可能指拉布拉多岛的海岸。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在外，即这些关于新的土地的报告由幻想和愿望引发出来。早在8—9世纪，许多关于大西洋中不知名的土地的猜测就到处流传，例如公元800年左右关于神圣的布伦丹的传奇所证明的。也许维京人更熟悉那种念头：除新发现的冰岛和格陵兰以外，还有其它土地在地平线后等待发现。在黄昏的营火旁，可能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此的推测。
赫鲁兰，马克兰，酒国，这是些出现在中世纪后期的冰岛传说中的地名；这次配有很长的发现故事，它们几百年来在口头流传，在“格陵兰人的传说”中被最可信地复述出来。根据这个传说，某位水手在985年左右看见过这些新的陆地，当他在从冰岛到格陵兰的途中偏离航线时。他长时间地在暴风中航行后，看见一片有丘陵和无边森林的“平原”。
如果人们认真对待传说中的少量的航线描写，那么根据地理状况就可以得出结论，水手在西边的航线上由于狂风和能见度差肯定驶过了格陵兰，的确到达了纽芬兰的海岸。
水手却没有踏上陌生的土地，传说他的同族人后来为此责备他。直到14年后，莱夫·埃里克森，红头发埃里克的儿子，才听到水手传奇似的旅程。他买下后者的经历过大海考验的船，与父亲一样乐于冒险，沿着神秘的新土地的踪迹扬帆而去。
据在格陵兰的传说，有个名叫莱夫的人发现了一块青翠异常的草地，那儿有许多槭树林和桦树林，“会跳跃的鱼”（这可能指的是飞鱼）和野葡萄酒。由于最后一个原因，他称他的发现为“文兰希哥达”，意即出野葡萄酒的好地方。对于一个来自格陵兰的维京人，这片酒国必定是一个极乐乡。也许太美了以至于不真实？酒国只是一个神话，一个维京人的想像，还是经历过的事实？
“冰岛传说中叙述的许多东西都如此详尽，以至必定有一个真实的背景”，美国的维京人专家约翰·寇尔说他在波土顿的飞机场接我们。“比如您请想一下对于印第安原住民的详细描写，他们显然在这个天堂里狠狠地折磨维京人。流传下来的关于战争的细节如此丰富，以至人们必须认为它是真实发生过的。冰岛故事并不全然是非现实的，这故事似乎并非纯粹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维京人虚构的。”
然而哪儿有确凿的关于维京人定居美洲的证据？存在着那怕是非常微小的考古方面的迹象吗？我们踏上旅途。
一张伪造的“酒国”大地图
第一站：耶鲁大学。一座现代化的没有窗户的建筑。白色的，四方形的。这儿保存着贵重的历史书籍，在稀有书籍方面的收藏举世闻名。人们犹犹豫豫地让我们带着摄影机进入最神圣的地方。但室内拍摄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他们害怕珍贵的书籍遭到损害。
我们兴趣所在也并没有马上使图书馆长兴奋起来。我们想拍摄所谓的“酒国地图”，图书馆的一件宝物，据说它是60年代中用天文数字的100万美元从拥有者手中换来的。这可不是小事，但这张世界驰名的地图后面也藏着轰动新闻：除了令人惊异的精确的对格陵兰的描绘外，酒国也被画在其中，而且正位于美洲。地图日期标为12世纪40年代，这件作品似乎是关于“新大陆”的第一份制图产品，绘制于一个年代，那时通常认为的美洲发现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还在襁褓里呢！当耶鲁大学1965年把这份地图印刷出来时，引起极大的轰动。所有美国报纸都在头版用大标题报道了此事。
然而一个令人难堪的猜测通过最新研究成为了事实：出自15世纪的珍贵的地图属于本世纪的大骗局之一！
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希特勒日记”，有一种半侦探故事的气氛；50年代末，一个意大利古玩商——顺便提一下，他后来因为偷窃艺术品被捕——把一张来历不明的地图卖给一位激动的美国人。人们满怀善意地检查了地图的羊皮纸，在判断时完全以确信无疑来自15世纪的一份布道辞的真迹为据，地图与这本书连在一起。1965年，人们为庆祝发现美洲的纪念日，满心激动地准时发行了这个“世界头号新闻”。但是，世界历史是不能任意被改写的，因为正在前不久，科学家们在对其细心研究后确定，地图使用的墨水中包含着大量色素，一种二氧化钛，而这种墨水1920年以前从未出现在市场上。
这个大汽球就这样破了。剩下的只是至今继续发生影响的科学上的难堪——和一如既往未被解决的关于酒国是否真实存在的疑问。
维京人热
许多人很失望。在美国的“维京人出土物品”的单子填满了许多页。人们甚至在加拿大的附近的一座矿山里发现了一把断剑和一片刀刃，的确是晚期维京时代的物品，它们被高价卖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后来被证实，是“发现者”事先把东西从斯堪的那维亚运进了加拿大。
而每一块“刻有最古老文字的石头”都作了鉴别：例如在罗得岛的蒙特霍普，或者在朴茨茅斯和蒂维尔屯。在加拿大的亚默斯博物馆有一块可疑的维京文字石碑，连馆长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膺品。科学早已把这一切“神秘的维京人的讯号”验证为自然的记号、印第安人的符号或者孩子的划痕。还有差不多50（！）块文字礁石出现在奥克拉荷马，这个距大西洋海岸1500公里的联邦州。北欧人怎么能到达那儿而没有留下任何居住时留下的残迹？
伪造者们也在近海岸的马萨诸塞海滩上耍这个太过简单的把戏：人们在此发现的石头上有莱夫·埃尔克森的名字以及罗马式计年MI。一个完全不可信的“证据”。
人们肯定乐意看到，维京人像17世纪第一批欧洲移民一样曾踏上过美洲土地。“各种发现”挤满了科德角和波士顿周围地区。却没有确定真正的毫无疑义的北欧出土物品。
在所有考古学的骗术中，并不总是恶意在起作用，而经常只是那种想在新大陆上发现一部分欧洲历史、发现故乡的需要。它特别存在于某些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居住的美国的地区，大部分“维京人的出土物”在这儿被制作出来。
例如在明尼苏达州，人们今天还处处遇到瑞典人的姓名。当我们转入小城亚历山德莉亚的主要大街时，我们的司机不由自主地刹住车。我们面前耸立地一个10米高的巨大的塑料维京人，在他的牌子上有醒目的题词：“亚历山德莉亚——及BirthplaceofAmerica”，美洲的诞生地。
一个巨大的指路牌为我们指出通向城市博物馆的道路。它放在那儿的一只玻璃陈列柜中，被聚光灯照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肯辛顿的刻字石碑，它曾引起不小的轰动。自从它于1898年被瑞典移民奥拉夫·欧曼自称在一棵杨树的根雕品中发现，并在发掘出来的一年后，这块墓石大小的整块石料就被堂而皇之地展出，并为它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古老的石刻文也轰动一时，却令人怀疑地想起街头小报的风格：“8名瑞典人和22名挪威人在发现酒国的向西的路途中。从这块石头往北行驶一天，我们曾在岛礁那儿宿营。某天我们去打渔，回来时发现了我们自己人中的10具尸体，鲜血染红他们身体。圣母玛丽亚，保佑我们不受邪恶的侵害，从这座岛出发后的14天旅程使我们船卜失去了10个人。”
在这样轰动的事件中，发现地点肯辛顿距大西洋海岸足有2000公里远，几乎1／3的文字在提到的维京时代根本不常用。
尽管如此，本世纪初，土生土长的挪威作家哈尔马·荷兰为这块石头开始了一次长途宣传步行，其巨大的成功有说服力地证明，“发现者”和政客们的联盟至今在美国有斯堪的那维亚烙印的地区怎样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为了消除一切怀疑，荷兰把发现者欧曼描写成一个怕羞的农夫，既不认识古文宇，也不认识现行文字，欧曼是一个没有想像力的文盲。
在明尼阿波利的大型国家档案馆中，我们从头到尾，通读了“天真无邪的农夫”的书面遗稿，欧曼在他显然非常流利地撰写的大量草稿中，不仅仅细致人微地描绘了“他的”石头的发现地；他还是一部多卷本的、包括最古老文字字母表的维京故事书的幸福的拥有者，在第二卷就有关于一块石头与一棵树根连在一起的神奇故事。一个无疑激发了欧曼的想像力的故事。肯辛顿石碑上的刻痕是由一把在明尼苏达州的每一家手工艺工具商店都可买到的金属凿子击打出来的，这样，整件事完全清楚了，这一切却不能阻止明尼苏达人发誓扫保石碑的真实性，在亚历山德莉亚的博物馆内，人们不顾一切地在其他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几把红色的“维京人斧头”，它们很快被鉴定为上个世纪过时的烟草切割器。简直是维京狂。
还有一件人们不必提的“出土物”，如果它不是这么古怪——也许人们不会不断用它来“证明”维京人在美洲的存在；位于罗得岛上的“纽波特圆形石塔”，它以其7.5米的高度在整个维京人聚居区是最显眼的“遗迹”，据说维京人——人们没有发现他们任何别的居留痕迹——从这儿侦察敌人（谁？）的行踪，即使人们忽略这种不合常规的猜测，即维京人在当地应该已经培养出不可想象的建筑天赋，并建造了一座精密测量过的石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考古结果——一次在塔脚的发掘带来的——听起来仍是可疑的。除了一只荷兰人的陶制烟管碎片外，人们还发现了各种各样出自17世纪的碎片。纽波特的维京人塔似乎是殖民时代初期的一座风车。然而，它仍然给予上世纪中期的美国诗人华滋华斯·朗费罗写下一首短诗的灵感，在诗中，一个维京人如此解释塔的意义：
“不断向西航行，
当暴风过去，
我们看见陆地
像云朵忽隐忽现。
为了我的亲密爱人
我在那儿建造圆塔，
它今天还矗立海边
你会看见它向你示意……”
维京人——对于民族诗人，它永远意味着某些东西。
荒野中的幸运发现
挪威人赫尔戈·因克斯塔特——年迈的他目前住在奥斯陆——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早在二战中他就利用了时机的有利：丹麦被德军占领。因此他几乎可以不受干扰地与一个朋友一起，在丹麦的格陵兰升起挪威国旗——维京人式的土地获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