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可谓是人生的一大智慧，它极其有助于人们在攀登理想境界的征途中，消除情感世界不可避免的潜在危机。因而，对于一个成功的开拓者来说，它不仅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同时又是取得更大成功的新的起点。假如李渊当初听了隋炀帝的话，怒火中烧马上与之理论或举行兵变，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因为准备不足，时机不成熟而失败。一旦失败，则永远也没有机会从头再来了。
克制就是忍，也是一种等待，为图大业等待时机成熟，忍之有道。这种忍，不是性格软弱，忍气吞声，而是高明人的一种谋略，是为人处世的上上之策。一个人需要做事，做大事，大事不在眼前，大事就在远方，道路当然不会一马平川、坦坦荡荡，在困难面前，就更需要保持冷静。
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由此可见，要做大事，要成大事，关键在一个“忍”字。成大事者，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刘邦沛县起兵，势单力薄，但他有自知之明，处处忍让，最后终于一统天下。
本来按楚王约定，先入者为王，刘邦抢先入关了，可是项羽气势汹汹兴师问罪，设下鸿门宴，更有项庄来舞剑，伺机刺杀刘邦，险象环生，刘邦几近死关，项伯拔剑起舞以身护之，后刘邦身边谋士张良想出了脱身之计才得以逃脱。试想，如果刘邦此时不忍，而同项羽相抗衡，后果不可想象。此为鸿门宴之忍。
项羽巨鹿之战所向披靡。成为天下无敌的英雄，他分封诸王，却只是给了刘邦一个小小的汉王。不仅这样，项羽还派了三个秦朝降将在关中带兵牵制刘邦。如果按照楚王之约，刘邦本为关中王，现在非旦没做成关中王，连封地都变了，于是大怒要同项羽拼命，在众谋士的劝说下他又忍住了，并且休养生息，终成大业。若当时刘邦不忍，而是冲动地带兵与项羽交战，胜负不得而知。此为屈就汉王之忍。
封韩信齐王之忍。刘邦在同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争斗进入了决定性时刻，垓下之战一触即发，只凭刘邦自己的力量无法抵挡住项羽，于是他派人给韩信、彭越下令，率领所部人马齐聚垓下同刘邦所率人马一起包围项羽。这时，韩信派使臣向刘邦请示，要做齐地的假王(假是代理的意思)。刘邦想到当前自己正处于危难时期，等韩信派来救兵，他却要当齐王，不由非常生气，骂之不绝，这时，身边张良赶忙拉了他一下，向他陈述眼下正值用人之际，不可因此而伤了和气，于是他又马上换了口气：“大丈夫领兵打仗，立功，做什么假王，要做就做真王！”他马上派张良带着齐王印绶去加封韩信。韩信做了齐王后，带兵直击垓下，与刘邦等军包围了项羽，最后导致项羽失败自刎。刘邦原本非常生气，但经人提醒，他又忍了，想到小不忍就会乱大谋，眼下胜负未分，以忍为贵，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刘邦一统天下，当上了大汉皇帝，边关有匈奴侵犯，他为扬国威，亲率大军北上以拒匈奴，殊不知，匈奴不仅善战且诡计多端，设计将刘邦困在白登山，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由于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抑制匈奴，于是刘敬便提出了和亲之策，刘邦不同意，天朝大邦向番夷部落和亲求和，有失朝威，咽不下这口气，但又无力与其抗衡，只好用了刘敬之策，便从后宫挑了宗室之女，送予匈奴和亲，这样最终稳住了边疆，使边塞人民免受刀兵之苦。
在这件事上刘邦又忍了，起初不同意，可后来听了刘敬之言有理，也就答应了。以和亲治天下太平，也算高明之策，如果刘邦不忍再怒而兴师，可能还会再次出现白登被困的惨况。此为和亲之忍。
当然，我们每个人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因此何事该忍何事不该忍，并没有一定的准则，但有一种情形下，当你的形势比人弱时——你必须忍！
所谓形势比人弱，是指客观环境对你不利，比如在公司里受到上司的羞辱、排挤；对目前工作环境不满意，可是又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自己好不容易做个小生意，却受到客户的百般刁难；想创业，却资本不够；或者自己好好走在街上。却没来由被人欺……
当你处于弱势时，仿佛困兽一般，就很难有施展自己的空间。有些人碰到这种情况，常常任凭自己的性情，随心所欲，如被人羞辱了，干脆就同他们干一架；被老板骂了，干脆就拍他桌子，丢他东西，然后自动走路！不敢说这么做就会毁了人的一生，因为人生的事很难说，有时甚至会“弄巧成拙”“因祸得福”！但没有忍性，一定会给你的事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且不能忍的人“因祸得福”者并不多，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满意，总是到了中年才会感叹地说：“那时真是年轻气盛啊！”这里倒不是说不能忍的人命运不好，不学会隐忍的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忍，不能忍气、忍怨、忍苦、忍骂，而总是要发作、要抗拒、要逃避，可人性丛林中哪儿都有欺人之兽呀！所以常常形势还没好转，他就垮了。所以，当你身处困境、碰到难题时要向远看！为了大目标，一切都可以忍！千万别为了解一时之气而前功尽弃。
浙江的吉利集团，本是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他们固执己见，抱着“造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车”的理念，绝对是中国企业的另类。从1998年造出第一辆自有品牌汽车起一直到2001年11月，吉利才拿到生产许可证。在无法得证，又不愿轻易被业内外人士的冷嘲热讽击败的数年时间内，吉利掌门李书福一方面利用很多场合宣扬请国家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发挥善于钻空子的智慧：两轴三厢五座的轿车不许民企做，我先做两厢的。于是产生了美日车。
几年下来，吉利以其微小的势力，承担起了冲击由三大汽车厂商，以及10万元以上车价构筑的中国汽车产业传统格局的重担。据吉利提供的数据，吉利车的市场占有份额2001年达3.5%、2002年约至5%。
《周易·系辞下》有言曰：“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科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意思是说是生存之道，屈伸交替。软虫之所以收缩，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的蛰伏，是为了明哲保身。
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若你能忍一忍，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心态，以后即使碰到更大的问题，也会能忍受，也自然能忍到最好的时机再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在民间广为流行，甚至还成了一些人用以告诫自己的座右铭。对于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应在小事上纠缠不清，必须要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成就人生的大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学会忍耐，就是学会不做蠢事，不做那些一时痛快，后来又终身懊悔不已的事。
忍耐，不应该成为逃避的托词。逃避是意志的沉沦和对信念的背叛，忍耐不是。忍耐是意志的升华和为了使追求成为永恒。两者的区别是：忍耐在心灵上是从容的，逃避在心灵上是仓惶的；忍耐从不忘记责任和使命，逃避早已不知责任和使命为何物了；忍耐并不畏惧死，逃避则是对死的一种恐惧的反应。忍耐，很容易被人视为怯懦，有些人畏惧人言，所以从来不愿忍耐。殊不知，畏惧人言本身就是一种怯懦。
在军事上，防御和退却就是一种忍耐。一个只知道进攻的指挥官，除了以极大的热忱迅速给进攻打上句号并证明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外，并不能更多地说明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就是一场战争。
人生在世，并不是在所有困境中，都要立刻亮剑。亮剑前，需要对宝剑进行磨砺。只有在准备充分之后，才能果断出击，而且一击必中。在职场中，往往有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的事情，比如工作的调动，环境的变迁等等。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做到能够泰然处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心胸开阔，目光放远一些。看这些事情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而不去逞匹夫之勇。
总之，在忍辱负重的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光明的目标来进行支撑，要有一个远大的前途在照耀，同时还有一个健康的人格在保障。否则，忍也是白忍，如此的忍还不如不忍。
忍辱负重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美德，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忍辱负重，甚至失掉名誉，这一切都是让我们感到可歌可泣的。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为了自己一丁点的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与对方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出手；还有的人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得理不饶人。至于因一句过头的玩笑而反目成仇者，因陌路相撞而大打出手者，因邻里纠纷而刀枪相见者，那更是数不胜数。对于所有的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忍辱，同时也更谈不上负重，指望他们成就大事，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忍耐要有修养，忍辱需要自己有宽大的度量，而忍辱负重则是为人的一种至高境界。忍，乃是一个人心头上面的一把锋利的刀。要培养刀捅心头而不惊的气度，就要忍得了杀父之仇，忍得了夺妻之恨，忍得了胯下之辱，忍得了占攻之欺，忍得了争锋之伤。
忍字心上一把刀，可见忍字之难。然而，在为人处世中，在建功立业中，惟忍辱方可负重，退守方得保全，因为这样能让你在社交中显得更有风度，能让你在竞争中给人造成对手已经认输投降的错觉。
当你的强劲对手认为你已经战败认输，他就会觉得你已不能再对他构成威胁，不再是他的对手了。因此，会把你暂时搁置一旁，这样，你就可以养精蓄锐，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忍并非毫无原则，当忍则忍，不当忍时则要拍案而起，显示出不屈的人格和尊严。
以退为进，以守为攻
人生是一个为进步的过程。但是，在具体的事件中，有的时候，以退为进，甚至暂时的后退，都是保护自己，以图再进的好方法。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深谋远虑。他修养高深，才能非凡，十分善于分析形势，作出对策。攻下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谓是如日中天，一时旺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爵。湘军的大小将领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湘军人物官居督抚位子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由湘军将领控制，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所授。
树大招风，朝廷的猜忌与朝臣的妒忌随之而来。颇有心计的曾国藩应对从容，不待朝廷的防范措施下来，就先来了一个自我裁军。
曾国藩的计谋手法，甚是高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际，即打算裁撤湘军人员。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50万两白银。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结束，便随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就已筹妥了裁兵费。
同治三年六月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仅一个月，就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但曾国藩以为，只要计划周全，准备充裕，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亦容易了。
曾国藩深知老子哲学。他对清朝政治形势有明确的把握，对自己的仕途也有一套实用的哲学理念。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中显露心迹：
“吾家日下鼎盛之际，沅(曾国荃字沅辅)所统近二万人，季(指曾贞干)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待他人之来概，再后悔已晚。”
封建时期，历代都有君臣互相猜忌而出现权臣被杀的悲剧，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难，臣下功高盖主之时，更是如此。曾国藩镇抚了太平天国运动，又拥有兵权，遭到皇室的猜疑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是，由于曾国藩谋略深远，他计划周密，事先安排好了如何消除朝廷的顾虑，主动裁掉能征善战的湘军，这就消除了清廷的猜疑，因而取得了朝廷的信任，保住了官职。这是曾国藩精于韬光养晦的大谋略。
如果你有比较强大的实力，可能就会对别人构成威胁或者潜在威胁，这样，人家早晚要想办法削弱甚至消灭你的。如果这时你能够主动退守，显示弱势，别人看到你日趋衰弱，他就不会千方百计地算计你了，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全自己。
人应该既有泰山压不倒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必备的一个智慧。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自己当年在攻下天京后若及时退守江湖，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其实，曾国藩说的确实如此，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责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实属是一种进退之类的话，听起来似乎无奈。
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许多高位，乃国家之祸，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意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河防大计为什么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谕旨申斥？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御史朱学笃被官文重金收买，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几乎要将这个有功之臣置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是一个朝廷不再信任他的暗示。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让位于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拒绝回两江，为此连上三疏。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曾国藩一番。
在曾国荃与官文的劾案后，慈禧太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服气于“河防”的暂时失利，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